回憶昆明的茶館
我之與茶館有緣並非因為愛喝茶，也從未體驗過周作人“得半日之閒，可抵十年塵夢”的品茶之樂，而是因為小時候愛聽故事，也愛聽吹拉彈唱。那時大人為衣食奔波，無閒情給我講故事，也無能力似今天的父母一樣給孩子買鋼琴、電子琴，就連擁有一台會説會唱的收音機都是夢想。於是茶館門口成了我經常駐足的地方。
那時的茶館大大小小分佈在昆明各條街道上，多是用磚砌一眼方口爐灶燒水，燒的是焦炭，上面擱幾根鐵條，十來把鐵皮茶壺擠在上面，火苗舔着壺底飄來蕩去。客人一跨進店門，跑堂的夥計便迎上來，一邊招呼示座，一邊把肩上搭的白毛巾扯下往桌上凳上一抹，轉身便拿來早已放好茶葉的茶碗，左手揭開碗蓋，右手拎起剛從灶上提來的茶壺，先將壺嘴湊近茶碗輕輕倒出，隨後茶壺漸漸提高，茶碗將滿未滿之時，壺嘴向上一揚，那手就勢一送，一個漂亮的弧度，桌上滴水不灑。蓋上碗蓋後道一聲“你家慢慢喝”，便又忙着去招呼其他人了。碰上起身要走的，無論怎樣地忙碌，也一定要趕到門口，説聲“慢請啦，得閒又來坐坐。”
大一點的茶館裏常有説書的，譬如勸業場（後為五一電影院附近）的茶館，門口每天都掛出水粉寫的牌子，上有説書人的姓名及段子。晚飯後，日頭一落，茶客們便陸續坐滿了店鋪。他們大多是上了年紀的老頭兒，也有白天干苦力、晚上倒此來休息的中年漢子，或是在家怕聽老婆嘮叨、怕被老婆使來喚去溜出來躲清靜抑或是找熱鬧的聰明男人。用不着約伴兒，“相逢何必曾相識”，只要往茶館一坐，彼此就是熟人；再一熟就是茶友。熙熙攘攘中，只見説書人出來了：長衫布鞋，風流倜儻，喝一口剛沏好的茶，袖子一挽，醒木“嗒嗒”一敲，滿場皆寂。從那似懸河的口中，便吐出無數悲歡離合、恩恩怨怨、忠奸善惡的故事來。
規模最大、説書也最有名的地方大概要算文廟裏那個茶館了。茶室不僅寬敞納人多，而且在此説書的都是高手，每晚座無虛席。其間，指間夾香煙的，胸前端煙壺的，懷裏抱水煙竹筒的，吐得滿屋煙籠霧繞。茶室地勢本來就高，在幾級台階之上，説書人又坐在室內高台之上，我大概人太小，遠遠看去，説書人彷彿坐在霧裏雲端，神祕得令人敬畏。
小一點的茶館一般沒有説書的，在裏面助興的大多是盲人或無業的藝人。有操一把胡琴自拉自唱的，有男人伴奏女人唱的。唱得好的極少，茶客愛聽的聽，不愛聽的儘可以高聲談笑，絕無人干涉。於是，彈唱的、説笑的、打撲克下象棋的、乃至看書入迷的、沉思發呆的都能和平共處，其樂融融。那時，常有一個蓬頭垢面、步履蹣跚的老頭兒在茶館裏拉小提琴，人們説他年輕時名噪一時，曾同廖新學一起去法國留學，因吸食鴉片成不了器，回來流落街頭賣藝。他的小提琴拉得極好，在這個茶館拉幾支曲子，討了錢又踱到另一個茶館去。我上國小要從小西門走到大東門，放學後只要碰上他，便跟着他從長春路茶館聽到文廟街茶館，又從文廟街聽到民生街、福照街……他的琴聲那麼美，讓人無法同他發黃的指頭、骯髒的形象統一起來。上中學以後，我再沒有時間去茶館門口看熱鬧了。後來聽説他死了，連同他的琴聲，心裏不免存着一份深深的惋惜。
上茶館的人也不只是我五十年代看到的這種情景，早些年代文人上茶館是一種名士的風流。遠的不説，西南聯大時可謂盛極一時。因為那時學校圖書館座位有限，學生們便跑到茶館去看書、寫作。這道獨特的風景，在汪曾琪先生的《泡茶館》一文中有着非常生動的記述。汪曾琪先生高度評價這一現象，他認為，聯大學生泡茶館，第一，可以養其浩然之氣。在那個污濁混亂的時代，很多人能自許清高，鄙視庸俗，並能保持“綠意葱籠的幽默感”，是跟泡茶館有些關係的。第二，茶館出人才。不少人的論文、讀書報告是在茶館裏寫的。他説：“研究聯大校史，搞人才學，不能不瞭解瞭解聯大附近的茶館。”第三，泡茶館可以接觸社會。他説:“如果我現在還算一個寫小説的人，那麼我這個小説家是在昆明的茶館裏泡出來的。”
六十年代前期我剛上大學時，系領導經常在全系學生大會上批評高年級的師哥們跑去“蹲茶館”。北京人叫“泡茶館”，昆明人為什麼叫“蹲”呢？因為中文系的教室在會澤院，一下石級出校門左拐，文林街就有鱗次櫛比的茶館，師哥們常常是趿着拖鞋就去的，據説是師從一位崇尚老莊、滿腹經綸、不修邊幅的名教授。脱鞋方便又不想正襟危坐，就一支腳脱掉鞋踩在凳子上，膝蓋抱在胸前，累了換另一支腳，是故為“蹲”。“泡”是時間上的概念，“蹲”是姿勢的寫實，兩個詞都形象極了。不過不管是“泡”還是“蹲”，都是特立獨行的師哥們的浪漫，我等小字輩絕對不敢。
六十年代的大學生也許不應該再“蹲茶館”了，但是把這看成大逆不道的事也許又過頭了一點。這種“左”的傾向發展到那個特殊的歲月達到登峯造極：幾乎在一夜之間，昆明的所有茶館都被當做革命對象關了門，連同它所傳承的文化一起消失。今天，那些裝修得十分雅緻的大大小小茶室又重現昆明街頭。前去喝茶閒聊的多是身着T恤、牛仔、耳朵裏塞着MP4的年輕人，翠湖周邊的茶室還經常可以看到金髮碧眼的“老外” 。我所居住的小區，雲南農業大學開了個頗具規模、頗上檔次的茶室，掛的牌子是“茶文化教學基地”。每天旅遊大巴拉來一車車中外遊客品普洱茶、聽講座。這些景象明明白白地打着改革開放的歷史烙印。我常常感歎，小小茶館，竟能記錄歲月的滄桑，見證時代的風雲，難怪它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