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篇黨史小故事 黨課資料 寫材料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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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所有黨員幹部的一門必修課。下面是本站收集整理的關於《10篇黨史小故事 黨課資料 寫材料專用》，以供參考。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1. 60年代初，總軍械部建制撤銷，王樹聲的住房成了其他單位的屬地，有關部門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決定另選地點為他建造新居。他們先是為他選擇了一處某自治區的駐京辦事處，這裏環境相當幽靜，王樹聲看後感到也滿意。但當他了解情況後搖起了頭，連説："不妥，不妥，這有違我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幾年以後，他們又在東城為他找到了一箇舊院落，獨門大院，相當理想，但當王樹聲得知這裏原是一個民主黨派的機關，只因工作人員都被紅衞兵趕跑了而空着時，又搖起了頭："這是違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最後，他們又在五淵潭附近為他選擇了一處環境幽雅、風景如畫的宅基地，王樹聲先很滿意，可當他注意到為自己建房要遷走幾户老百姓的民房，還是搖起了頭："我看這件事還是算了吧！不要因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趕走了"就這樣，王樹聲大將在他進京時修建的那座平房裏，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長辭人世。
2. 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一天，紅四方軍總指軍徐向前在雪山上來回巡視正在爬雪山的部隊。突然發現一位紅軍戰士揹着一隻大鍋，一步一喘，艱難地行進着。這位戰士沒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條草袋。他立即發話："快去把連長找來！"不一會兒，九連連長跑步來到徐總指揮跟前。徐向前嚴厲批評道："這個同志還披着草袋子，凍成這樣兒啦？你們是怎麼搞的，去把司務長找來！"連長膽怯地報告道："徐總指揮，他就是司務長，叫肖永正，他的棉衣臨出發時脱給房東老鄉穿了。""什麼，他就是肖永正！"徐總指揮走到這位叫肖永正的紅軍戰士面前，從他背上接過鍋，把自己的大衣脱下來，給肖永正裹在身上…… 部隊下山後，徐總指揮在方面軍全體幹部會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動不已："有個連隊司務長，棉衣發下去了，戰士們都穿上了，他卻把自己的棉衣送給沒有衣裳穿的房東，自己披個草袋子過雪山，背上還揹着一口鍋！他就是三十九團九連的司務長，叫肖永正！""肖永正是個正派的糧草官。我們有這樣的糧草官，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
3. 1949年10月1日，彭德懷在張治中、陶峙嶽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彭德懷走着走着，忽然在沸騰的人流裏發現自己的畫像，濃黑的眉毛頓時擰了起來。他一個箭步衝過去，擋住了那幾個抬着畫像遊行的人。抬畫像的羣眾一下子沒認出彭德懷，詫異地問：“你要幹什麼?!”彭德懷指了指他們抬着的畫像，説：“這個人模樣太難看，你們就不要舉着他過街了!”抬畫像的人一怔，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彭德懷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畫框上的畫像。抬畫像的人氣憤至極，一把揪住彭德懷，大聲叫道：“你知道我們抬的是誰嗎?這是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常勝將軍彭德懷!”幾個民兵見狀也圍攏過來，指着彭德懷：“快!把這個壞人抓起來!”彭德懷不由得笑了：“同志們，同胞們，我就是彭德懷，就是這個畫像上的人!”大夥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彭德懷接着説：“你們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給你們提一點要求，以後不要抬着我的畫框子來回走了，你們要舉，就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畫像，舉象徵革命的紅旗!”眾人聞言，熱烈鼓掌。
4. 1980年1月，主持總參工作的楊勇，為歡送調離總參的李達、張才千，歡迎調來總參工作的張震，在京西賓館請他們吃飯共花去400元。事後有人舉報他們公款吃喝，當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的黃克誠知道後，並沒有因為楊勇、張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寬要求。他嚴肅批評了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僅要查，還要處理，誰出主意誰出錢。”在旁人看來，黃克誠這種做法是撕破臉皮，不顧楊勇、張震和他當年共同浴血奮戰結下的深厚戰鬥情誼，其實不然。聽説黃克誠要查這件事，楊勇當時認為這是在小題大做，心生不快。但當黃克誠給楊勇打電話説：“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楊勇放下電話，立馬就趕到黃克誠那裏，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説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隨後楊勇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400元補上飯錢。並作了檢討，了結了此事。
5.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蘇省吳江縣人民政府縣長楊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來信。信中寫道：“縣長同志，中財委陳主任的姐姐陳星……據説縣政府對她很照顧，謝謝你們……請你們查一下，每月接濟陳星多少錢（或多少米），已經接濟了多少次。陳主任講，現在補貼增加了，幹部家屬不必再要公家接濟。請你們於12月份起，即停發陳星的接濟費用，不必客氣。以後由陳主任自行幫助解決。盼你們即（及）早復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為“中財委辦公室”，時間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説的陳主任，就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主任的陳雲。接到來信，楊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而陳雲一家七口，需要接濟的親戚又多，是當時中南海有名的困難户，其“自行幫助解決”，實在有點難。因此，楊明並沒有照來信説的去及時辦理。不料，一個月後，北京的第二封信又來了。信上説：“吳江縣長同志，我們於上月27日寄去一信，請於12月份起停發陳主任之姐在你縣所領的家屬優待費，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陳主任現在供給較前提高，所以提出應自己補助其姐。但究竟過去由縣政府補助多少，請即告知。並請即告處理情況，為盼！”這次的署名是“中財委祕書室”，時間是11月28日。這兩封信，雖然不是陳雲親筆所寫，但很顯然，表達的都是陳雲本人的意思。原來，陳雲自小家境貧寒，且兩歲喪父，四歲喪母，儘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顧，但年幼的陳雲一直由姐姐陳星照看。因此，陳雲一直把照顧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考慮到陳星當時年過半百、獨自一人生活、又沒有收入來源，陳雲便託當時的蘇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給陳星捎過一些錢接濟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將陳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顧她，因陳星不習慣，在北京只住了6個月就回到了吳江。陳星重新回到吳江後，當地政府根據情況對陳星發放了一定的家屬優待費。
6. 1944年秋，馬口維持會會長樑某自當上會長後，勾結日寇，助敵作惡，拒交抗日税費，傅玉和奉命帶領十餘名隊員化粧為馬幫，通過了日軍兩道崗哨，進入馬口鎮內，把樑某抓了起來。 傅玉和並沒有槍斃這個漢奸，而是向他宣傳新四軍政策，望其按規定上繳税款，隨後將其釋放。三日後，樑某居然如實向新四軍繳納税款。此後，樑某還主動協助新四軍購買藥材等軍需物資。還有一次，傅玉和帶隊前往商户家徵收税款時，卻被告知已經收過了，並有字據為證。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領，傅玉和當即下令，“嚴查此事。”事情很快查個水落石出，原來是傅玉和的堂弟帶人來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據，並私吞了税款。依據新四軍的規定，私吞税款超過5塊者當被槍斃，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餘塊大洋。軍法如山，傅玉和雖和堂弟感情很深，還是下令將其槍斃。
7. 1956年，楊明鬆剛剛接任賀炳炎的警衞員。前任警衞員交接時告知，司令員有四個子女在成都軍區八一國小寄讀，每個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員子女回家度假。楊松明想，八一國小距軍區大院有7裏多路，難不成接幾個娃娃還要去擠公共汽車？楊明鬆於是自作主張，向司機“發號施令”派車，“周師傅，出個車，把司令員的娃娃接回來！”當天傍晚，一輛蘇制吉姆牌高級轎車從八一國小開回賀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學校憋了一個星期的孩子們歡叫着衝出車門，嬉鬧聲驚動了正在客廳休息的賀炳炎。 賀炳炎走出門外，頓時兩道濃眉擰得緊緊的。他把警衞員楊明鬆叫進客廳，嚴厲地説，“以後，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車去接。你坐公共汽車也行，喊個三輪車去接也行，這個專車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楊明鬆低下了頭，紅着臉默默地聽着。從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員的專車去接娃娃了。
8. 1970年，吳永光調任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後，配了一部專車。但他除了外出辦事，一般很少用車，上下班20多分鐘的路程從來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歡的小女兒吳笑娜請老師到家裏教小提琴，離開時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兒想用車送送老師，吳永光堅決不同意，説：“你送老師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車。”最後，女兒只好打着雨傘，一步一腳泥水，送老師去坐公共汽車。後來，吳永光病重，長期在軍區總醫院住院，而他的汽車停在大樓門口。二女兒吳笑春在隔壁樓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趕着要去火車站買出差的火車票。吳永光的司機看不過去了，説：“我開車送你吧！”吳笑春婉言謝絕了：“爸爸都不隨便用車，我辦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還是坐公共汽車去吧。”説完，就撐傘走向了瓢潑大雨之中。
9. 解放後，吳德峯長期擔任政法戰線的領導工作。有一次，他繼母的一個侄兒因為當過國民黨特務而被人民政府逮捕，親戚前來求情，他嚴肅地説：“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求情無濟於事”。親戚無功而返。鎮壓反革命時，吳德峯的胞弟吳世悉被羣眾舉報，當地政府認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漢將其抓回保康縣。親屬們到武漢求時任武漢市長的吳德峯幫忙，讓他給當地政府打招呼關照。吳德峯不但沒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説服親屬，要嚴格按照當地政府的政策辦。吳德峯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期間，原來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決一些個人問題，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絕。他對來人説，“正因為你原來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嚴格要求你、愛護你。我們都是黨培養多年的幹部，可不能拿黨的原則當兒戲！”由於吳德峯總是把前來疏通關係的親朋好友拒之門外，他的勤務員常常感慨，“要走吳老的後門算是沒門，他叫你連窗户都爬不進去！”
10. 樑斌從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陽工作了五個年頭，領受了四個第一。即第一任宣傳部長，第一任襄陽日報社長，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在這裏留下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親手創辦襄陽建國後第一張報紙《襄陽日報》等足跡，同時也為孕育《紅旗譜》、《翻身記事》等宏篇鉅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樑老以其常人無法想象的執着，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寶貴文化財富。可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巨匠，一位功勛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資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卻三辭官。樑斌第一次辭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他擔任新武漢日報社社長。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辭官，為寫他的長篇鉅著《紅旗譜》。隨後，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做一個機關黨支部書記。第二次辭官，是樑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記，以便專心創作他的《紅旗譜》。第三次辭官，是樑斌找到中組部的領導要求辭去職務，那位領導準備安排他到天津去當副市長，又被他辭掉了。後來樑老終於如願，在河北省文聯掛了個名，從此專心地創作《紅旗譜》。別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卻主動要求越做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