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案”張維平至少拐賣幼童11名，終審死刑
死刑！2021年12月10日，廣東高院維持了對張維平的一審刑事判決。
張維平是牽涉“梅姨”的拐賣兒童系列案主犯，曾先後三次因拐賣兒童被判刑，交待拐賣兒童共14人，其中經司法機關核實的案件11宗、被拐兒童11人。
15年前被張維平拐賣的孩子，大多是一兩歲的男童。張維平通過“梅姨”介紹，將孩子拐賣到廣東河源等地。2017年，廣東省公安廳組織廣州、惠州、東莞等地警方，成立張維平拐賣兒童系列案專案組。張維平、周容平等5名嫌犯落網後，廣州中院、廣東高院先後對此案進行了審理。
法槌落下，被告人張維平面臨最嚴厲的刑罰。“沒辦法的事，誰也救不了他。”張維平的父親告訴記者,兒子是個“屢教不改”的人；張的母親也説，兒子“偷娃賣”乾的是“缺德事”。兩位老人現在頭疼的，是如何教育撫養張維平的16歲兒子——學習成績差，性格孤僻叛逆。
1971年出生的張維平是貴州遵義綏陽縣人。童年和少年時期的他，在村民眼裏是個會幫家裏幹農活的放牛娃；國中輟學後，他南下廣東務工。走出大山的他，如何從一名普通打工仔變成臭名昭著的“人販子”？
打工仔：大山的放牛娃去了大都市，娶廣州姑娘為妻
從綏陽縣城坐兩個小時中巴車到一個叫黃楊的小鎮，然後沿着蜿蜒的山間公路步行約4公里，便可到達清溪村——張維平的老家。
清溪村是一個3400多人的行政村，村民們的房子零散地建在山坡上。這裏曾是省級貧困村，成年勞動力大多外出務工。“脱貧之前，我們生活水平就是在國家低保線上徘徊。”清溪村委會主任尹際告訴記者，現在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七千多元。
張維平的父母住在村口一棟一層的舊磚房——這是他們二兒子的房子，以前住的瓦房屋頂塌垮，早無法住人了。這對老夫婦有三兒一女，女兒嫁到外地，大兒子是國小教師，二兒子在遵義務工，小兒子張維平在廣東“坐牢”。目前兩老和讀九年級的孫子——張維平的兒子一起生活。
4月26日記者記者來這裏採訪時，張維平的母親吳正慧剛剛割了一竹簍的豬草回來。“現在背豬草都背不動了。”79歲的她歎道。家裏每年養兩頭豬，年終“出欄”的幾千元收入是兩位老人全年的主要積蓄。山坡邊的玉米地和蔬菜地，屬於張維平父親張孝榮堅守的“戰場”。這位年輕時當過兵的老人，因手臂骨折成為四級殘疾人，為了生活仍堅持幹農活。
50年前，張維平出生在這個山村。出生的第三天，他的文盲母親給他取了個名字——“桃平”（音）。“就是希望他平平安安。”吳正慧説，兒子在張家是“維”字輩，所以後來叫“張維平”。
在父親張孝榮的記憶中，“老四”張維平小時候很聽話，六七歲就開始幫家裏放牛。後來在村裏的學校讀書，張維平會利用課餘時間幹農活，放學後經常去放牛、割豬䓍。
村民劉永寬當年做國小代課老師時，曾經教過張維平。在他印象中，張維平瘦瘦的，學習成績不大好，但表現比較活躍。
八年級的時候，張維平輟學了。19歲時，張維平和村裏許多年輕人一樣，懷揣夢想走出大山，去了一千公里外的南方沿海城市。對於這些來自農村的年輕人來説，也許打工是一條比讀書更現實的出路。
在東莞的厚街鎮，張維平進了一家鞋廠打工，五年後他去了廣州增城的一家化纖廠。張孝榮記得，張維平在廣東打工的那些年，一共給家裏寄過1500元。“開始幾年他過年會回家，後來就回得少了。”張維平的堂嬸李正學回憶，張維平回村都穿得不錯，見到人會笑着打招呼，“他的嘴巴子能説，口才比他大哥還好”。
做母親的吳正慧則關心兒子的婚姻大事。在她印象裏，張維平的第一個女朋友是位湖南姑娘，兩人打工認識的，張維平帶她回過兩次老家。“姑娘嘴巴甜，會叫我們爸爸媽媽。”吳正慧説，那個湖南姑娘為張維平生了一個兒子，可惜孩子出生幾個月就夭折了，後來兩人分了手。
大概在2004年，33歲的張維平在廣州增城認識了一位姓宋的本地女孩，姑娘比他小8歲，兩人戀愛並同居了。吳正慧説，當時因為正值農忙季節，她和老伴都沒去廣州參加兒子婚禮，後來孫子出生時她才去廣州呆過幾天。
吳老太太皺着眉頭説，那位南方城市裏的兒媳婦，從來沒有隨兒子來過清溪村，她與張維平相處多年後分手，然後改嫁了。
鮮為人知的是，張維平結婚之前，至少與兩名失足女性有過交往。這兩段隱祕戀情，也將他與“拐賣兒童”聯繫起來。
“人販子”：曾夥同失足女作案，三次因拐賣兒童被抓
結婚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張維平沒去廠裏上班——或許是厭倦了流水線式的勞作。他幾乎整日遊手好閒，實在沒錢了，就騎摩托車出去轉悠，搭載客人收些車費。
不知從何時起，張維平染上了賭博，經常去一些場所玩“老虎機”。他的日子過得渾渾噩噩，有時會去嫖娼。據他後來交待，2003年，他在增城荔城街的湯屋村認識了一位四川籍失足女性，兩人交往頻繁，“我稱呼她‘小妹’……我感覺跟她已經產生了感情”。
張維平稱，交往約一年後，“小妹”先後抱過兩個一兩歲的男孩交給他，讓他“幫忙”去聯繫了買家。
其實，在認識“小妹”之前，張維平還與一位姓陳的失足女性交往，並幫她拐賣了一名男童。正是因為此案，張維平第一次被判了刑。
那宗案件發生在1998年，案發地點是東莞市石碣鎮。
當年8月14日，石碣鎮務工人員陳德某的7個月大的兒子被綁架。判決書顯示，被拐的孩子轉移到廣州增城後，四川人陳英找在增城務工的張維平“幫忙”。
“當年她20多歲，在石灘鎮做小姐。”張維平交待，那時他與陳英關係密切，兩人曾經同居，“她跟我相處過一段時間，那段時間她就住在我化纖廠的宿舍裏。”
陳英抱着拐來的孩子找到張維平後，張維平通過老鄉聯繫了一位姓謝的買家，將男嬰以9500元的價格賣給了對方。張維平稱，事後陳英僅給了他500元“介紹費”。
案發三個月後，張維平等人被警方抓獲。1999年7月東莞市人民法院作出判決，以拐賣兒童罪對張維平判處有期徒刑六年，並處罰金3000元。
事實上，該案並非張維平第一次拐賣兒童，當年他隱瞞了更早的一宗案件。在司法機關後來查實的犯罪事實中，張維平第一次拐賣兒童是在1997年——案發12年後被警方偵破。
1997年8月6日，在東莞市高埗鎮北聯村的建築工地上，工人鍾玉海八個月大的兒子失蹤了。當時拐走孩子的，正是26歲的張維平。
據刑事判決書記載，張維平當年拐走鍾玉海兒子後，帶至增城市新塘鎮，通過老家黃楊鎮的老鄉胡治乾聯繫到買家，非法獲利1萬元。 案發12年後的2009年底，張維平被警方抓獲。第二年，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以拐賣兒童罪，對他判刑七年並處罰金4000元。
張維平被押到廣東英德監獄服刑，這是他的“三進宮”——除了第一次因拐賣兒童被判刑六年，他還在2007年因盜竊摩托車（未遂）被判刑十個月。
2015年8月張維平出獄後，曾去增城找他熟識的那位“小妹”借錢，未能如願。此後，他便回了貴州遵義市，湊錢經營一家麻將館，但生意並不好。幾個月後，他去了省會貴陽市，在那裏幹起了他以前做過的老本行——騎摩托車拉客。他的兒子也轉學到貴陽一所國小讀四年級。
“我聽説他為了省錢，帶着兒子租了一間地下室。”張維平的母親吳正慧説。
大概是2016年三、四月份的一天，幾名警察帶着張維平的11歲兒子來到綏陽縣清溪村的吳正慧家。吳正慧夫婦這才知道，兒子又被警察抓了。撫養未成年孫子的重擔，從此壓在兩位老人肩上。
張維平是在貴陽市雲巖區被警察抓走的，時間是2016年3月11日。一週之前，他的同村老鄉周容平、楊朝平、劉正洪等人被警察抓獲。他們均被押至廣州市公安局增城區分局。
張維平和他的4名老鄉被抓後，發生在11年前的拐賣兒童案終於浮出水面。作為這一系列案件的主犯，張維平在三年時間內，至少拐賣了9名兒童。
這是張維平的“四進宮”——其中三次是因為拐賣兒童。
死刑犯：作案前成為“鄰居”，交待拐賣兒童14人
張維平2016年3月被警方帶走，是因為牽涉同村周容平等人的案件。
原來，2005年1月4日，在廣州增城務工的周容平、楊朝平、劉正洪、陳壽碧四人聯手，衝進出租屋捆綁控制一位婦女，將其1歲兒子申聰強行抱走。此後，周容平將孩子交給其表弟張維平去交易，共非法獲利13000元。
此事過去11年，周容平等人以為平安無事了。在此期間，周容平、陳壽碧夫婦和楊朝平在貴州老家合夥做起了鋼筋生意，楊朝平還當了兩年村委會主任，“80後”劉正洪買小車掛靠出租公司“生錢”。這幾個人都成了清溪村的“能人”。
兒子申聰失蹤後，河南人申軍良從此踏上尋子和控告之路。警方通過偵查和網上追逃，終於在2016年3月將周容平、張維平等5人抓獲。
落網後張維平交待，除了申聰，他還拐賣了11個孩子。加上他此前兩次判刑涉及的2宗案件，他一共交待涉拐案件14宗、拐賣兒童14人。
張維平交待的上述案件中，有3宗因證據缺失等原因無法核實，包括他交待的與“小妹”一起實施的2宗拐賣兒童案，由於無法查實“小妹”身份而未能偵破。最後法院認定張維平在2003年至2005年作案9宗，加上1997年和1998年作案的那2宗，張維平共涉案11宗，拐賣兒童11人。
張維平作案期間的活動軌跡，主要集中在廣州、東莞和惠州三地。他拐來的男童大多通過“梅姨”牽線，交易到河源市紫金縣、梅州市五華縣等地。
2003年至2005年是張維平作案的高發期。那時的他30多歲，皮膚較黑，身材有些瘦削，身高一米六五出頭。他聽得懂粵語，一般説普通話，也會説一些四川話——他打工時認識不少四川籍工友。有時為了掩蓋身份，他便自稱四川人。
作案前，張維平經常到工廠附近的出租屋“閒逛”，他的目標是年幼男童。“我當年有賭博的習慣，”張維平後來交待，“拐走小孩，就是為了將小孩賣掉換錢花。”
受重男輕女封建觀念的影響，一些農村地區出現“收養”男童現象。“市場”需求和利益驅動之下，有不法分子鋌而走險拐賣兒童。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公安機關陸續開展“打拐”專項行動，但拐賣兒童現象在一些地方仍屢禁不止。
有拐賣兒童“經驗”的張維平，時常在廠區附近尋找下手目標。外來務工人員結婚生子後，一般不在工廠宿舍居住，而是租住在廠區附近的廉價民房。白天，打工的男人去工廠或建築工地上班，孩子母親或老人在出租屋帶小孩、做家務。
張維平通過“踩點”鎖定目標後，一般不急於動手。他會先電話聯繫上“梅姨”，由她尋找買家；然後他以找工作、租房為名，成為目標男童家的鄰居，就租住在小孩家旁邊、對面或樓上樓下。平常他會有事無事地與男童家人套近乎。他喜歡自稱“小王”，説自己是四川人或廣西人，讓那些從外地來粵的打工人叫他“老鄉”就行。
“他平時見人就打招呼，好像自己家裏人一樣熟悉。”被拐兒童鍾彬的母親謝水英記得，當年租住在她家附近的張維平“很喜歡小孩”，經常給孩子買零食吃，比如包子、甜筒、糖果。
“我跟孩子混熟，就是為了以後抱走他的時候不哭不鬧。”張維平供稱。
2004年12月31日中午，在徵得謝水英的同意後，張維平抱着1歲多的鐘彬去外面“買糖吃”，便再也沒有回來。
另外三名被拐兒童劉鵬、歐陽佳豪、李成青，被張維平拐走的情形也與鍾彬類似。
2003年10月7日，在惠州市博羅縣一出租屋，59歲的付仁會抱着外孫劉鵬在屋內“磨油巴”，租住在隔壁的“老鄉”過來幫忙，結果抱着1歲的劉鵬不知去向；2005年5月26日，歐陽春玉在廣州增城的出租屋內做家務，5分鐘後從廚房出來，發現此前在門口玩耍的2歲兒子歐陽佳豪不見了——後來才知被隔壁“四川人”抱走了；2005年8月7日，歐陽豔娟在出租屋內帶1歲的兒子李成青，丈夫的工友“小王”過來，説抱孩子出去“買包子吃”，從此不見蹤影……
案發至今已逾15年，包括李成青、鍾彬在內的上述4名被拐兒童，至今仍未找到。2019年11月以來，廣州增城警方通過DNA比對等“智慧新警務”技術，陸續找回被張維平拐賣的另外5名兒童。
2018年12月，廣州市中級法院以拐賣兒童罪，對張維平判處死刑。兩年後，廣東省高級法院維持了對張維平的死刑判決。
“反面教材”：看尋親電視流淚，落網一年後供出“梅姨”
張維平被判死刑，作為被拐兒童母親的歐陽豔娟感到欣慰，但她又有些憂慮：如果張維平死了，那他的中間人“梅姨”，以及通過“梅姨”交易的孩子，會不會更難找到？
15年前認識張維平時，歐陽豔娟夫婦真心幫過他，沒想到“農夫和蛇”的故事在身邊發生。
那是2005年7月，湖南人歐陽豔娟和丈夫李樹全在廣東務工，租住在惠州市博羅縣。有一天，一個自稱四川人的男子“小王”來串門。
“他説他家裏窮，出來找工作。”李樹全當時同情“小王”，看他腳有些受傷，便帶他去診所，自己掏錢讓他治傷，還讓他在家裏吃住了一星期；“小王”説找不到工作，李樹全便幫他在工地上找事做，讓他成了自己的工友；“小王”説沒錢租房子，李樹全讓他與自己出租屋對面的工友一起住。
沒過多久，“小王”帶着李樹全的1歲兒子出去“買包子吃”，再也沒有回來。直到11年之後，李樹全夫婦才知道，當年抱走孩子的“小王”不姓王，真名叫張維平。
2017年11月2日一審開庭時，坐在法庭旁聽席的李樹全站起來，憤怒地質問張維平：“我對你這麼好，你為什麼做出這種事來？”坐在被告人席上的張維平低着頭，一句話也沒説出來。
當天在法庭上，廣州市檢察院一位女公訴人以及原告人申軍良，先後陳述了張維平拐賣兒童帶來的傷害。申軍良哽咽着堅持讀完發言稿——他的妻子於曉莉沒來法庭，兒子被拐後，她患了精神分裂症。每個被害人家庭都因孩子被拐受到沉重打擊。被拐兒童楊佳鑫的父親楊江，在廣東尋子三年無果後，返回四川途中在火車廁所裏跳窗自殺身亡。
那天臨近庭審結束時，張維平突然説：“希望法院從重判決，判我死刑，立即執行，也算對被害人家屬有個交待。”法官問他：“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悔罪的？”“就今天。”他説。
“四進宮”的張維平，習慣了警察和法官的審訊，卻無法面對被拐孩子父母們的眼神。
2016年3月落網後，張維平起初否認自己犯罪。經過多輪審訊，他才供認拐賣兒童的事實，但對一些重要細節和涉案人仍有意隱瞞。直到一年後的2017年3月，經多名被害人家屬指認和相關證據佐證後，張維平才交待了更多犯罪事實，並供出這一系列拐賣兒童案的重要人物——“梅姨”。
據其交待，2003年至2005年他拐賣的9名兒童，都是通過“梅姨”完成交易。每次他會從12000元左右的非法所得中拿出1000元，作為“介紹費”付給“梅姨”。
廣州警方曾根據張維平的描述，繪出“梅姨”的模擬畫像並在網上公佈。“‘梅姨’是真實存在的，”張維平在廣東高院二審時説，“但是之前對‘梅姨’的畫像，都不大像。”目前，“梅姨”尚未歸案。
在看守所羈押期間，張維平喜歡看倪萍主持的央視尋親節目《等着我》。“每次看這個節目我都流眼淚，尤其是親人團聚的場面。”他後來告訴警察，“我看了那個節目後，也想了很多……”
對於自己的結局，張維平顯然做好了心理準備。一審開庭時，他請求法院判處死刑；二審時他説，服從一審的死刑判決。
張維平“偷娃賣”和判死刑的消息，如今在他的家鄉——貴州北邊的清溪村，幾乎人人皆知。他的八旬父親今年5月中旬致電記者説，希望張維平“最好別死”，“他的兒子，我們兩個老人怎麼養？”
採訪中，清溪村的村主任尹際告訴記者，民政部門已將張維平的兒子納入低保，每月會發給他四百多元生活保障金。這位村幹部還説，張維平已經成了村裏法制教育的“反面教材”，“我們要提醒村民，無論在村裏還是去外面，都不能做違法的壞事”。
從西部大山到沿海都市，從打工仔、“人販子”到如今的死刑犯，50歲的張維平走至人生末路。“反面教材”，或是他一生貢獻的最大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