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稿|詩歌背後的文人命運作文
一
我這一輩子是非常倒黴的一輩子，所以我現在特別羨慕年輕人，如果我從年輕再活一遍，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因為我這一輩子什麼都耽擱了。
我五四年上國中，五七年上高中。五七年開始實際學校不是學校了，它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基本單位，因為五七年反右，然後就搞教改。教改是什麼?有兩條，第一條就是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第二條就是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所以説學校就變成一個基本上不是讀書的地方。當然當時還沒有説辦成無產階級專政單位，要無產階級專政單位這是文化大革命中説的，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每個工廠、農村、機關、學校”。
所以，應該説我的學習基本上是到了五七年也就結束了。五八年之後的學校，幹什麼都成，就是不能讀書，稍微讀點書就是“白專”，就會受到批判，這個過程大家聽起來都感覺到很奇怪。我經常説我們這一代是不讀書的一代，我們這一代人是最為無知的一代，因為學校形成了一種不讓你看書的風氣，而且很多書你根本得不到。
到了困難時期——1960年，開始讓讀點書了，因為大傢伙沒有飯吃了，那會兒老讓躺在牀上，校長就告訴我們要保持熱量，要是起來都得成問題，所以思想活躍了兩年多。
等到1963年初學習雷鋒運動，政治上又突然緊張起來了。為什麼緊張?經濟條件好了，1962年秋收以後經濟好轉，所以才有1963年強調階級鬥爭。學習雷鋒首先學習他學毛著中的階級鬥爭精神，對待錯誤思想如秋風掃落葉，對待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於是大專學校中大搞清理思想運動，許多學生被打成反動學生，有的戴上帽子，有的內部控制。
中國這幾十年的鬥爭歷史耽誤了很多事，作為學生也是如此。自己想學的東西沒有學到，例如當年想當個專家學者，能夠獨立思考一些問題，結果泡湯了。但是沒有辦法，這個時代就是這樣，最後我還坐了幾年監獄，所以寫了一本書叫做《監獄瑣記》，作為這段生活的紀念。
二
我這個人學術愛好常常變化，總的説來我喜歡歷史，但我從事又是文學研究，但這文學是古典文學，與歷史相距不遠。把兩者勾連在一起研究，這就是搭界研究，有時波及社會，有時波及文化。我真正的專業是詩歌史，我工作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退休之前，我在古代文學研究室工作，平常從事詩歌史研究。原來我曾在一個學術刊物做編輯，看稿子也是看與詩歌史有關的。今天見到的這本《清詞麗句細評量》就是我研究詩歌史過程中一些零碎的體會。另外我還寫過兩本書叫做《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上下)，那是80年代寫的，其內容是讀中國古典詩歌筆記，介紹並評點中國1000多本有關古典詩歌的典籍。
這本書頭三分之一是談現代人寫的古體詩，現代人寫古體詩越來越少了，但在網上看似乎還有些，有的寫得還不錯。但是在研究上還是一個空白，我們研究所研究當代文學也好，研究古代文學也好，沒有人專門研究當代人所寫的古體詩的，古代的三四流的詩人都有研究的，但是像聶紺弩這麼重要的，能夠把古體詩運用的如此純熟、所反映的社會內容如此廣闊的作家可以説跟古代的一流詩人比毫不遜色的卻沒有人研究。
文學界一提起聶紺弩想起的還是他的雜文，他的雜文雖然很出色，但絕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寫的。如果學界談到聶紺弩，大家想起的主要是他對古典小説的研究，他對《水滸傳》《聊齋》等都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但聶紺弩寫作中最精彩的還是他的舊體詩，卻很少有人從詩歌研究角度去關注。我這本書前面三分之一談當代人寫的舊體詩，包括邵燕祥先生寫的舊體詩。
我説我是讀邵先生新詩長大的，這不是瞎説，當時在青年人中間叫的最響的詩人包括邵燕祥先生、公劉、聞捷這些青年詩人，當然邵燕祥先生、公劉先生都在反右當中倒黴了，邵燕祥先生倒黴因為寫了一個關於北大荒女青年(《賈桂香》)的故事倒黴了，反右鬥爭之後他寫了大量的古體詩，這方面很少見，他出版的舊體詩集就以打油詩命名。所謂打油的風格，就是幽默，這與人的性格有關。有的人天生幽默就是不偏向打油、甚至寫得很正經的詩、甚至帶有悲情色彩的詩現在我們讀起來有時也笑，這與詩人個性有關。聶紺弩就是天生幽默的詩人，這本書中寫聶紺弩的大約有4萬字。
現在寫作和發表古體詩是個平常事了，可是文革以前不是這樣，如果能在報刊上發表古體詩是一個人的政治地位的一種標誌，或者説是個政治待遇問題。
1957年毛主席的舊體詩初次發表，許多人覺得毛主席的舊體詩寫的真好。同時有許多有舊學底子老先生也能寫舊體詩，但不一定能發表。能發表出來大約有以下幾種人，一個是國家領導幹部，比如説朱德、陳毅、葉劍英這些高級領導幹部，另外還有一些黨外高級民主人士，如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等。還有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如蘇步青，蘇步青是復旦大學校長班，他是數學家，但他舊體詩寫得不錯，文史界的如夏承燾先生是搞詞學的，高亨先生是山東大學來搞先秦思想史的。這些學者的詩在藝術上一般較高。高亨一首《水調歌頭》(掌上千秋史)文革當中被誤認為是毛主席未發表的的詞。
文化大革命之初朱德總司令一度被某些人揪鬥，其“罪狀”最重要的有三條其中一條就是文革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一本詩集叫《朱德詩集》，當時許多人很奇怪，為什麼出了一本詩集就成了“罪狀”了呢?一些詩人包括邵燕祥他們都出了詩集，如果説詩集出問題，主要應該指詩集中作品思想有問題構成所謂“罪狀”，如果詩集本身沒有問題，出本詩集則不能算“罪狀”，而朱德就因為出了這本詩集成了他的“罪狀”，為什麼?你竟然敢跟毛主席出一個規格的詩詞集，那時候有《毛主席詩詞17首》，你也出了一本，而且裝幀與毛主席詩詞集差不多，與毛主席分庭抗禮，這就成為了“罪狀”。
為什麼本來是寫新詩的，像邵燕祥先生也好，聶紺弩也好，最初都是寫新詩的，為什麼後來改寫舊體詩了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些感情、情緒、思想是新詩難於表達的，可是用舊的詩表達就比較習慣與順暢。
孔夫子説詩歌的作用有四種，即“興觀羣怨”。實際上當代人寫的舊體詩體現了“詩可以怨”，他們在極“左”文藝思想統治時期，許多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們的許多篇章與當代知識人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的，聶紺弩也好，楊憲益也好，包括台灣的柏楊，全都以詩記錄了他們奇特的一生。
台灣的柏楊，抗戰期間共產黨這邊認為是他是國民黨派到東北大學的特務學生，到了台灣又被當作“共產黨匪諜”差點判處死刑，最後判了12年，後來坐了九年的監獄。他也寫舊體詩，有的詩寫的還不錯，柏楊以《鄰室有女》一首古體詩榮獲1992年美國鳳凰城國際詩人聯合會“國際桂冠”獎。詩中所寫是柏楊在監獄中看到的一個年輕的女犯人每天從他的牢房門口過，每天看到她的背影，她提着木桶要洗東西，穿着木屐鞋在獄中往來，詩人從她的背影推想這人究竟怎麼回事。其內容非常的簡單，但感情特別深切，無怪其因此而獲獎。中國人憑着舊體詩在國際上獲獎的大概只有柏楊一個人。
這本書中還包括了一些關於古代詩詞的研究，在詩歌研究中我更關心詩歌創作與詩人命運的關係，讀者可以從書中看到，許多篇章裏涉及到詩歌本事，古人稱之為“詩本事”。清代詩人宋琬三度入獄，經歷非常的曲折，他坐監獄時間很長，他的監獄詩寫的非常的精彩，在北京坐刑部監獄時，監獄關了一隻羊，那隻羊不是誰帶進去的，也不是誰養的，而是作為犯“人”去的，每天還有囚糧，與正式犯人定量一樣。像這些現象我想史書上絕對不會記載，但是詩歌裏的本事補史書之不足。
古人説，詩歌是，“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説吃不飽飯的人就要歌唱無食的痛苦和對吃飽飯的夢想，我們現在是吃得太飽了，所以才歌唱“舌尖上的中國”什麼的。“勞者歌其事”，勞者太累了，通過詩歌來舒緩他的筋骨，現在如果我們吃了這個飽還在歌其食，難怪“三高”病老下不來。
中國的古代詩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精彩的部分，傳統文化許多領域的成就不及詩歌。當然並不是説那些文化不重要，我只是想説中國的傳統詩歌把中國的人性優美部分比較完整地表達了出來了。
三
聶紺弩詩還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地方。這兩年閒着沒有事的時候讀點輕鬆的書，就把聶紺弩的全集都讀了，以及柏楊的全集都讀了，我覺得這兩個人真有相同性，一個是在台灣一個是在大陸。他們兩個人的遭遇奇特，又有點類似。聶紺弩是比柏楊大一些，一個跟了國民黨，一個加入了共產黨。
柏楊跟國民黨也非常的偶然，本來抗戰期間有一個朋友讓他到延安去，當時他也動了心了，後來那朋友消失了，不知道被抓了還是怎麼着，他就沒有去成延安。後來他加入國民黨一個三青團的訓練班，等於跟着國民黨走了。
聶紺弩要比柏楊早些，20年代就走上了跟共產黨去蘇聯留學，當他回來的時候是與康澤一起的，康澤是國民黨戰犯被抓住了，三青團的頭子。聶與康有一個對話，這個對話是解放前寫的，康説我不反對共產主義，但是現在的共產主義不行了。
柏楊生平也很奇特，從國小、中學到大學他都上過，但沒有一個是正式畢業的。國小沒有畢業上了國中，國中沒有畢業上了高中，高中又沒有畢業上了大學，結果幾次都快畢業了，最後取消了學籍。抗戰期間他到了大後方，在教育部謀了個差事，負責分配從淪陷區來大學生到後方各高校。一次他想起來：我給那麼多人分配到大學，幹嘛不把自己分配到一個學校上大學呢?抗戰初期，他本來考上了大學，因為他是假造的高中畢業文憑考的，那個大學發現他是假文憑後開除了他。在重慶，他弄了一箇中央大學政治系的介紹信把自己發到東北大學上學。東北大學的學生中的地下黨特別多，支持國民黨學生與共產黨學生、支持共產黨學生，鬥爭特別激烈。雙方互相宣傳，國民黨一派講愛國主義，講抗日;共產黨一派講國際主義，講擁護蘇聯之類的。雙方都寫互相攻擊的牆報，夜裏互相撕對方的牆報。
我認識一位當年地下黨東北大學的學生，他説柏楊就是國民黨的特務學生。其實他真不是國民黨分配去的，他冒充南京中央大學政治學的學生，那個人正好也姓郭，叫做郭衣洞，連名字都不是柏楊的，柏楊原名郭定生。畢業後柏楊分配到東北瀋陽。抗戰勝利以後教育部回到南京了，一查郭衣洞另有其人，柏楊是冒名頂替，所以通報全國説柏楊的畢業證書作廢，永遠不許他再考大學。
我那位朋友是徐放，他是東北大學地下黨，堅持與國民黨鬥，對柏楊非常反感。1980年代柏楊在大陸因為《醜陋的中國人》出版非常有名，徐放是《人民日報》羣工部的負責人。他説有一次坐着火車從河南輝縣過，看到車站有“柏楊故里”大字招牌。他説，我特別的生氣，下車訓這個站站長一頓，告訴他柏楊是國民黨特務學生。那會兒《人民日報》羣工部非常有影響力，車站趕緊把那個牌子拆了。
其實徐放遭遇也很不幸，1955年被打成“胡風分子”坐了好幾年監獄。出來後，給他一個“黨內管教”證明，連一個判決書都沒有。後來發回老家去了，在老家放了十多年羊，文化大革命之後平反了之後調回《人民日報》工作。
柏楊到了台灣，在國民黨獨裁統治下，他的野性不能適應，寫雜文議論時政。後來因為發表一幅美國漫畫——《大力水手》而觸怒當局。其實漫畫本身沒有政治色彩，可是那一次的稿件畫的是波派和他的兒子流浪到一個小島上，父子競選總統，發表演説，在開場稱呼時，波派説：“Fellows......”柏楊沒有直譯成“夥伴們”，而是借用當時蔣氏政權慣用口吻譯為“全國軍民同胞們”。最初抓柏楊是因為他諷刺當局，但是後來考慮這種文字獄在現代拿不出手，後來抓他的在大陸“被俘”和“加入叛亂組織”問題。終於屈打成招，被判十二年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