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開往中國的慢船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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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開往中國的慢船

村上春樹:開往中國的慢船作文

我第一次遇見中國人,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這篇文章,就從所謂考古學式的疑問出發。各種出土品上貼着各式標籤,分門別類地進行分析。

話説第一次遇見中國人,是什麼時候的事呢?

1959年,或1960年是我的推定。哪一年都可以,哪一年都沒有什麼大差別。正確地説,是完全沒有差別。對我來説,1959年或1960年,就好比一對 穿着不起眼衣服的雙胞胎醜兄弟。就算能穿過時光隧道回到那個時候,相信要區別1959年和1960年,對我也會是相當辛苦的。雖然如此,我還是很有耐心地 繼續我的作業。堅硬的洞穴越挖越寬,新的出土品雖然不多,卻也開始現出它的姿態了。

對了,那年正是約翰生和巴達生爭奪重量級拳擊冠軍的一年。這麼説,到圖書館去翻翻舊的新聞年鑑體育版就行了。這應該可以解決一切。

第二天早晨,我騎着腳踏車到附近的區立圖書館去。

圖書館大門旁邊,不知怎麼會有雞籠子。雞籠子裏五隻雞正吃着略遲的早餐,或略早的午餐。天氣非常好,因此我在進圖書館之前,先在雞籠旁邊的鋪石上坐下,決 定抽一根煙。並且一面抽煙,一面望着雞吃飼料的樣子。那些雞非常忙碌的啄食着飼料箱,它們實在是太急躁了,那用餐的景氣,簡直就像早期格數較少的快動作新 聞影片。

抽完那根香煙,我體內確實有了什麼變化。不知道為什麼?可是就在不知為什麼的情況下,新的我隔着五隻雞和一根香煙的距離,向我自己提出兩個疑問。

第一個問題是:到底誰會對我第一次遇見中國人的正確日期感興趣?

另一個問題是:在日照充足的閲覽室桌上放着的舊新聞年鑑和我之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彼此能分享的東西存在呢?

很正當的疑問。我在雞籠前面又抽了一根煙,然後騎着腳踏車與圖書館和雞告別。因此,天上的飛鳥沒有名字,我那記憶也沒有日期。

本來,我大多的記憶都沒有日期。我的記憶力非常不確實。因為實在太不確實了,我往往覺得我在拿這不確實向誰證明什麼似的。但是到底要證明什麼?我也不清 楚。大概要正確把握不確實的東西所證明的事,本來就不可能吧?

總而言之,我的記憶,就是像這樣非常地含糊不清。有時前後顛倒,有時事實與想像交錯,有時我自己的眼睛和別人的眼睛混在一起。這種東西或許已經不該稱為記 憶了。透過我國小時代(戰後民主主義那可笑而可悲的六年之間落日的每一天)能夠正確而清晰地回憶起來的事,只有兩年。一件是有關中國人的事,另一件則是某 個暑假下年舉行的棒球比賽。在那場棒球比賽,我是中堅手,在三局後半,發生腦震盪。當然我不會沒有理由就突然發生腦震盪,我們球隊那次比實時,只能使用附 近高中運動場的一個角落,這是那天我得腦震盪的主要原因。

換句話説,我為了全速追捕中央高飛球時,迎面撞上了籃球架。

我醒來時是躺在葡萄棚下的長椅上,天開始暗下來,水灑在乾燥的操場所發出的氣味,和當枕頭用的新手套的皮味最先撲進我的鼻子。接着是倦怠的側頭部疼痛。我 好像説了什麼,自己並不記得,是陪着我的朋友,後來告訴我的。我大概是這樣説的:沒關係,只要拍掉灰塵還可以吃。

這種話是從那裏冒出來的,我現在還弄不清楚。也許是正在做夢吧?可能做一個正在搬運午餐麪包時,從樓梯上滾下來的夢吧!除此之外,就沒有任何能夠從這句話 聯想起來的情景了。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現在那句話還常常在我的腦子裏打轉。

沒關係,只要拍掉灰塵還可以吃。

然後那句話便停留在腦子裏,使我想到所謂我這樣一個人的存在,和所謂我這樣一個人不得不經歷的道路。然後試着想那種思考必然會到達的一點——死。

死這件事,至少對我來説,是一件非常茫漠的作業。而且不知道為什麼,卻使我想起中國人。

我所以到港街山手那所為中國人子弟辦的國小(校名早已忘了,且稱為中國人國小吧。稱呼有些奇怪,請原諒)。我去那裏,那是因為我被派參加一個模擬考試,考 試的會場分為好幾個地方,但我們學校只有我一個被指定派去中國人國小。理由不太清楚,大概是行政上的錯誤吧。因為班上的同學,都被派到附近的會場去。

中國人國小?

我每捉到一個人,不管是誰,就問他知不知道有關中國人國小的事。沒有人知道任何事。如果説有,也只是知道那所中國人國小在離我們校區,坐電車要三十分鐘的 地方。當時的我,並不屬於那種一個人坐電車到那裏去的孩子。因此對我來説,那簡直就等於世界盡頭一樣的地方。

世界盡頭的中國人國小。

兩星期後的星期天早晨,我懷着可怕的黯淡心情,削了一打鉛筆,按照指示把便當和拖鞋塞進塑膠書包裏。雖然是一個天氣晴朗、甚至有些太暖和的秋天裏的星期 天,我母親還是給我穿上一件很厚的毛衣。我一個人搭上電車,為了怕坐過站,一直站在車門前面,注意着外面的風景。

去中國人國小,不需要看準考證背後印的地圖,只要跟着一羣書包被拖鞋和便當漲滿的國小生後面走,就行了。幾十個、幾百個國小生排着隊,在很陡的斜坡道上, 朝着同一個方向走。説奇妙也真是奇妙,他們既不在地上拍球,也不會拉低年級的帽子,只是默默地走着。他們的姿勢,使我想起不整齊的永久運動的東西。我一面 走上斜坡,一面在厚毛衣下流着汗。

跟我模糊的想像正相反,中國人國小的外觀,和我念的國小几乎沒什麼不一樣。甚至更整潔。陰暗的長廊、濕濕的黴臭空氣……這兩星期來不由自主地在我腦子中膨 脹着的那種印象一點也看不到。穿過漂亮的鐵門,被植物包圍着的石砌道路便緩緩伸出弧形,長長地延伸進去。玄關正面有一方清澈的水池,在上午九時的太陽下反 射着眩目的陽光。校舍旁種着成排的樹木,一一掛着中文説明的牌子。有些我會讀,有些我不會讀。玄關對面有一個庭院似的、被校舍圍起來的四方形運動場,在每 個角落裏,有個不知名的銅像、氣象觀測用的白色小箱子和鐵棒等。

我遵照指示,在玄關脱掉鞋子,遵照指示進入教室。明亮的教室裏,整齊地排列着四十張雅緻的上翻型書桌,在每張桌上都用膠帶貼着寫有準考證號碼的紙片。我的 座位是在窗子邊最前面一排,也就是這教室裏最小的號碼。黑板是嶄新的深綠色,講桌上擺着粉筆盒和花瓶,花瓶裏插了一朵白菊花。一切都那麼清潔,而且排列整 齊。牆上的軟木板上既沒有貼圖畫、也沒貼作文。大概是妨礙考生,特地取下來的吧。我在椅子上坐下,把鉛筆盒和墊板擺在桌上,手支着下巴,閉起眼睛。

監考官把考卷夾在腋下走進教室,是在大約十五分鐘以後,他看來不會超過四十歲,左腳有點在地上拖着似的輕微跛足,左手拿着一隻看來像登山口的土產店賣的粗 制濫迼的櫻材手杖。他跛得太自然了,使得那手扙的粗糙特別醒目。四十個應考生一看見監考官,或者應該説是一看見考卷,就安靜下來。監考官走上講台,先把整 疊考卷放在桌上,其次發出小鳥般的聲音,把手杖擺在旁邊。然後他確認一下所有的座位都沒缺席後,乾咳一聲,輕瞄一下手錶,他好像要支持身體似的,把兩隻手 支着講桌的兩端,臉朝正前方抬起,暫時望着天花板的角落。

沉默。

十五秒左右,那每一秒繼續沉默着。緊張的國小生們屏息凝視着桌上的考卷。腳不好的監考官則一直盯着天花板的角落。他穿着淺灰色西裝白襯衫,繫着那種令人看 過之後就會立刻忘記顏色和花樣的領帶。他把眼鏡摘下來用手帕慢慢擦着兩邊的鏡片,然後又戴上。

“本人負責監考這場。”他説本人。“考卷發下去以後,請先蓋在桌子上。絕對不可以朝上。兩隻手請好好放在膝蓋上。等我説:‘好——’才可以把考卷翻過來。時間到的十分鐘前,我會説‘十分鐘前’。請再檢查一遍,有沒有不該有的錯誤。其次我説‘好——’就停止。再把考卷蓋起來,兩手放在膝蓋上。知道了嗎?”

沉默。

“姓名和准考證要最先寫好,請各位不要忘記。”

沉默。

他再看了一次手錶。

“現在,還有十分鐘時間,在這時間裏有一些話想跟各位講一下。請大家放輕鬆。”

呼——,有幾起透氣聲。

“本人是這所國小的中國老師。”

對了,我就是這樣認識第一位中國人的。

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像中國人。不過,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以前從來也沒有遇見過中國人。

“在這間教室,”他繼續説:“平常都是和各位同樣年齡的中國學生,跟各位一樣拼命地努力用功。……正如各位所知道的,中國和日本説起來是兩個相鄰的國家。為了大家都能愉快地生活下去,相鄰的國家不得不互相友好,對嗎?”

沉默。

“當然我們兩個國家之間,有些地方很像,也有些地方不像。有些方面互相瞭解,有些方面卻互相不瞭解。這點只要各位想一想,你們的朋友不也是一樣嗎?不管多 麼要好的朋友,還是會有些不瞭解的地方。對嗎?我們兩國之間也一樣。不過只要努力,我們一定能變成好朋友,我這樣相信。因此,我們要先互相尊敬對方。這 是……第一步。”

沈默。

“例如,請各位想一想。如果各位的學校,有很多中國人的孩子來考試。就像各位現在來這裏一樣,現在各位的桌椅上,正好有中國小孩坐着。請這樣想一想。”

假定。

“星期一早晨,各位到學校去,走到自己的座位,結果怎麼樣呢?桌上到處刻着字、椅子上粘着口香糖、書桌裏的拖鞋不見了一隻。那麼,你會覺得怎麼樣?”

沈默。

“例如你!”他真的就指着我。因為我的准考證號碼最小。

“你會很高興嗎?”

大家都看着我。

我臉漲得通紅,一面慌忙搖搖頭。

“你會尊敬中國人嗎?”

我又搖了一次頭。

“所以,”他重新面向正面。大家的眼睛,也總算又轉回書桌的方向。“各位也不能在書桌上刻字,或把口香糖粘在椅子上,或亂翻書桌裏面的東西。知道了嗎?”

沈默。

“中國學生都會更清楚地回答噢。”

“知道了。”四十個國小生一起回答。不,三十九個。我已經連嘴都張不開了。

“好!請各位抬頭挺胸。”

我們抬起頭挺起胸。

“然後拿出信心來。”

二十年前的考試,結果如何現在已經完全忘記了。我所能想得出起來的,只有走在斜坡路上國小生的姿態,和那位中國老師的事。

然後過了六年或七年,高中三年級時的秋天,正好同樣舒服的星期天下午,我和一個同班女生走在同一條斜坡路上。我正暗戀着她,她對我怎麼想我可不知道。總之 那是我們第一次約會,兩個人從圖書館回來的路上。我們先走進斜坡路正中間一帶路旁的吃茶店,喝咖啡。然後我跟她提到那所中國人國小的事。我説完她吃吃地笑 起來。

“好奇怪喲。”她説。“我也在同一天,在同一個考場考試。”

“真的?”

“真的啊。”她一面把奶精注入薄薄的咖啡杯邊緣一面説。“不過好像是不同一間教室。我沒聽到那樣的演講。”

她拿起湯匙,攪拌了幾次。

“監考的老師是中國人嗎?”

她搖搖頭。“我不記得了。因為沒想到這種事啊。”

“你有沒有刻字?”

“刻字?”

“在桌上啊。”

她嘴脣還一直碰着杯子邊緣,想了一下説。

“嗯,到底有沒有?記不得了。”她説着微微一笑。“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可是,桌子亮亮的好乾淨啊。不記得了嗎?”我問。

“嗯,對,好像是噢。”她似乎不太有興趣地説。

“怎麼説呢?整個教室有一種感覺非常光滑的味道。我沒辦法形容得恰當,不過真的好像有一層薄紗籠罩着似的。而且……”説着,我右手拿着咖啡匙的把柄,想了 一想。“還有,四十張書桌,全部都閃閃發光。黑板也是非常乾淨漂亮的綠色噢。”

我們沈默了一會兒。

“你覺得沒刻字嗎?想不起來?”我又問了一次。

“嗯,真的想不起來了。”她一面笑一面説。“被你這樣一説,好像也不見得沒有,不過因為那麼久了……”

也許她的説法比較正常。那麼多年前,在什麼地方的桌上有沒有刻字,誰還會記得。一方面是太久了,何況,也是可有可無的事。

送她到家以後,我在巴士上閉起眼睛,試着想像一箇中國少年的姿態,一個發現自己桌上有人刻了字的中國少年的姿態。

沈默。

高中因為是在一個港都念的,因此我周圍有相當多的中國人。説是中國人,其實跟我們並沒有什麼特別不同。而且他們也沒有什麼共同的明顯特徵。他們每一個人之 間可以説千差萬別,關於這一點,我們和他們都完全一樣。我常常想,每個人的個體性真奇妙,是超越一切類別和一般理論的。

我們班上也有幾個中國人。有成績好的,也有成績差的;有活潑外向的,也有沈默內向的。有住豪華住宅的,也有住採光不良、六疊榻榻米、一房一廚的公寓的。什 麼樣的都有。可是我並沒有和他們之中的誰特別親近。大體説來,我的個性並不屬於碰到誰就跟誰親近的那一型。不管對方是日本人、中國人、或什麼人,都一樣。

我跟他們之中的一個,大約在十年後偶然遇見了,不過這件事我稍後再提比較好。

舞台移到東京。

從順序上來説——也就是除了不太親近,沒談過多少話的中國同班同學之外——對我來説,第二個遇到的中國人,應該是大學二年級春天,在打工的地方認識的一個 不太説話的大學女生。她跟我一樣十九歲,個子小小的,仔細想來也不能説是不漂亮。我跟她在一起工作了三星期。

她工作得非常熱心。我也跟她感染而熱心地工作,不過我從旁邊看着她工作的樣子,覺得我的熱心和她的熱心,本質上好像完全不同。也就是説,我的熱心是“如果 一定要做點什麼的話,熱心本身就是價值。”這種意思的熱心。而相對的,她的熱心是比較接近人性存在根本的那種東西。雖然我無法恰當地説明,不過她的熱心 裏,似乎有一種她周圍的一切日常性、全都靠那熱心勉強支持着似的奇妙迫切感。因此大部份人都跟她的工作步調無法配合,中途都會生氣起來,到最後能夠不吵架 而一直跟她一起作業的,只有我一個。

雖然這麼説,我並沒有特別跟她親近。我跟她第一次像樣地交談,是在開始一起工作後一星期左右。她那天下午,大概有三十分鐘,陷入一種恐慌狀態。這是她第一 次這樣。一開始只是一點點錯誤,這在她腦子裏漸漸擴大,終於變成無法挽回的巨大混亂。在那之間她一句話也沒説,只是呆呆地站在那裏。她那樣子,使我想起夜 晚的海上慢慢下沈的船。

我把一切作業停止,扶她坐在椅子上,把她握得緊緊的手指一根一根扳開,拿熱咖啡給她喝。然後跟她説明沒什麼不得了的。不是根本上的錯,就算錯的地方重頭再 來一遍,也不會讓工作延遲多少。喝了咖啡之後,她好像稍微鎮定下來了。

“對不起。”她説。

“沒關係。”我説。

然後我們閒聊了一下。她説她是中國人。

我們的工作場所,是一家小出版社陰暗而狹窄的倉庫。工作簡單而無聊。我接到傳票,按照指示抱着幾本書送到倉庫入口。她把書用繩子綁起來,查對一下底帳。其 實只不過如此而已。再加上倉庫裏沒有任何暖氣設備,為了不被凍死,我們雖不願意也不得不拼命忙着工作。

中午休息時間一到,我就到外面吃一頓温暖的午餐,在休息結束前的一小時裏,一面讓身體暖和暖和,兩個人一面呆呆地看報紙、雜誌。偶而高興時也聊聊。她父親 在橫濱經營一點進口生意,大部份的貨,是從香港來的拍賣用便宜布料。雖然説是中國人,但她卻生在日本,沒去過大陸、香港或台灣。她念的國小,是日本國小, 不是中國人的國小。她在一家女子大學唸書,將來想當翻譯。現在和哥哥一起住在駒馰僕公寓。或者借她的表現方式,是滾進她哥哥家。因為她跟她父親脾氣不合。我對她知道的,大概就是這些。

那年三月的兩個星期,隨着偶而夾帶着雪花的冷雨而過去了。打工最後一天的傍晚,在管理課領到薪水以後,我邀她去新宿一家以前我去過幾次的狄斯可舞廳。

她歪着頭想了五秒鐘,然後説她很高興去。“不過我沒跳過舞噢。”

“那簡單。”我説。

我們先到餐廳喝啤酒、吃脆餅,慢慢用過餐,才去跳了兩個鐘頭的舞。舞廳裏充滿了舒服的温暖氣氛,空氣中飄着汗的味道,和有人燒香的氣味。流汗了就坐下來喝 啤酒,汗不流了就再跳。偶而有閃光燈閃亮,在閃光燈中的她,就像舊照片簿裏的相片一樣漂亮。

跳了幾曲以後,我們走出舞廳。三月夜晚的風雖然還冷冷的,可是仍然能感覺得出春天的預感。因為身體還熱熱的,所以我們把大衣抱在手上,漫無目標地在街上 走。到遊樂中心看看、去喝喝咖啡,然後又走着。春假還剩一半,而且最主要的是我們十九歲。如果興致一來,我們甚至可能走到多摩川邊。時鐘指着十點二十分 時,她説差不多該回去了。“我十一點前必須回去。”

“好嚴格噢。”

“對,我哥哥滿嚕嗦的。”

“別忘了鞋子噢。”

“鞋子?”她走了五、六步以後,才不好意思地笑一笑。

“啊,你説灰姑娘啊,沒問題,不會忘記。”

我們走上新宿車站的樓梯。並排在長椅上坐下。

“再邀你可以嗎?”

“嗯。”她咬着嘴脣點了幾下頭。

“一點都沒關係。”

我問了她的電話號碼,用原子筆記在狄斯可舞廳的紙火柴背面。電車來了我送她上車,説一聲再見。今天很高興,謝謝!再見。門關上了,電車發動以後我點起一根 煙,目送着綠色的電車消失在月台盡頭。

我靠着柱子,就那樣把煙抽到最後。而再一面抽着煙,不知道為什麼,發現心情奇妙地浮動。我用鞋跟把煙踩熄。然後又點起一根新的煙。各種街上的聲音,在昏暗 中滲透着。我閉上眼睛,深深吸入一口氣,慢慢搖搖頭。這樣還是無法讓心情平靜。

應該沒有什麼不妥的事,就算不是做得很漂亮,不過以第一次的約會來説,我自認為做得相當好,至少程序上是規規矩矩的。

可是我腦子裏,還是有什麼東西卡住。有什麼非常小的東西,就是確實有某個地方不對勁。我知道有什麼不對勁。

那不知道是什麼,等我想到時已經花了十五分鐘。我花了十五分鐘,才好不容易發現自己做了一件大錯特錯的事。傻瓜!毫無意義的錯誤。可是正因為沒有意義,才 使那錯誤更可笑。也就是説我送她坐上反方向的山手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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