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的語言

藝 術 的 語 言

——讀趙之謙篆刻

王志敏

藝術作品的成熟，表現在藝術風格的確立，藝術風格的確立，又體現在作者個人藝術語言的建立。藝術語言的建立表現為多種形式，文化氛圍不同，取向也各異。但總體上講，它離不開四個字，那就是創新與融合。創新好理解，那就是在符合藝術規律的基礎上，尋求他人未有的表現方法。而融合就稍為複雜點，他需要對傳統與現代的藝術創

作有一個詳盡的瞭解，然後從中取各異而又適配的結合在一起，提煉成為屬於個人的藝術語言和風格。

在中國傳統的文化氛圍中，藝術風格的建立，更多是採取後一種形式，那就是觸類旁通，選擇古今藝術創作中成功的例子，融會、化育成個人的藝術語言。而這一選擇方式，在書法篆刻藝術發展過程中，顯得尤為特別和突出！

這個特點，在書法篆刻創作的人群中，又表現為對作品“胎息”的看重。所謂“胎息”，就是指從作品氣息中，能反映出來的傳統特質。具體點講，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要接近傳統某些名家或者名跡！事實上，在傳統的名家當中，能否做到這一點，已經是判別作品成功與否的重要元素。因此，書法篆刻家們在尋找藝術語言之時，大都樂於向故紙堆中搜索，從中開發一些通會與靈感，與書法篆刻的主體創作融會貫通，從而達到既有傳統，又能自出新面的效果。從這點上，我們回索一下前人的創作的足跡，會覺得很有意思。首先是鄧石如、吳讓之，他們吸收了漢碑額篆書的特點，創作出浣派一系篆刻婉轉婀娜的用筆特色和大刀闊斧的表現方法。丁敬、黃易等開創的浙派，刀法上出於對秦漢古印及碑版風化剝蝕表現在拓片文字筆畫上凹凸不平這一效果的摹擬，而取意上卻發現了六朝唐宋人篆刻的妙處，以此入印，在當時一片學漢印的風氣中可謂獨樹一幟！而隨後的大家也是各有“依傍”：徐三庚得力於《吳天發神讖碑》；吳昌碩可溯源於《石鼓文》；齊白石取法於《漢祀三公山碑》。當代的大家王鏞的作品取意於漢晉六朝的磚銘；韓天衡意會於鳥蟲篆印；石開則暗合遠古巖畫；黃惇則出於對古代民間青花瓷押印的摹擬。通會之際，都躍然成家！

而這裡介紹的是晚清篆刻大家趙之謙，在篆刻創作上，他也是一位索源傳統而能另闢蹊徑，然後獨樹一幟，卓然成家的篆刻大師之一。

趙之謙（1829～1884），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初字益甫，號冷君；後改字撝叔，號鐵三、憨寮、又號悲庵、無悶、梅庵等。所居取名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陽、奉新知縣。工詩文，擅書法。書法初學顏真卿，篆隸學鄧石如，而後能自成一格，奇倔雄強，別出時俗。篆刻初學浙派，繼而取法秦漢鈢印，更向皖派學習，同時又滲合宋、元篆刻的特點，博取秦詔、漢鏡、泉幣、漢銘文和碑版文字入印，一掃當時篆刻界的舊習，作品蒼秀雄渾。他在書法方面的造詣也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隸、篆的筆法融為一體，相互補充，相映成趣。趙之謙曾說過：“獨立者貴，天地極大，多人說總盡，獨立難索難求”。

對於趙之謙的時代來講，當時浣、浙流派篆刻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並形成了兩派同時統治印壇的局面。要從中獲得發展已十分困難。也就只有像趙之謙這樣的大家，才能真切地意識到浣、浙兩派已到了該合流的時候了，因而對當時浣、浙流派篆刻的多向探求；同時又滲合宋、元篆刻的特點，博取秦詔、漢鏡、泉幣、漢銘文和碑版文字入印，在當時的印壇自然是少有的。這顯然是趙之謙建立自己藝術語言的一個獨特探索，正如他在致友人秦勉鋤的信中所講：“弟在三十前後，自覺書畫篆刻尚無是處。壬戌以後，一心開闢道路，開啟新局”。在他刻的《松江沈樹鏞考藏印記》一印邊款上講：“取法在秦詔漢燈之間，為六百年來摹印家立一門戶”。這探索的成功，也為後世的篆刻家們提供了一條行之有較的創作途徑，其影響直至今天。

這裡所選的篆刻作品《福山王氏正孺藏書》，是趙之謙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為王懿榮所刻，王氏為第一個發現甲骨文，並對甲骨學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的大學者。作品在造字上明顯不同於漢印的造字形式，充分體現了作者參合宋、元，博取秦詔、漢鏡、泉幣、漢銘文和碑版文字入印，又不著痕跡的藝術特點，明顯地已非對傳統的簡單摹擬。通過這方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前人在融會貫通，博取傳統營養方面藝術魄力。

正因為書法篆刻這一門藝術在其創作的道路上有著這樣一種特殊的性質，使它難免地在其它藝術門類的眼裡有“老古董”的感覺。但也正是這一特殊的地方，使得書法篆刻藝術的發展一直蓬蓬勃勃，方興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