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世界大同疫情黨課講稿精選
2020世界大同疫情黨課講稿精選
疫情當前，世界大同，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地球同村，沒有哪個民族可以成為淨土。一國安全，不是真正的安全;世界安康，各國才能安康。病毒是全人類的敵人，只有世界人民同心同德，互相協作，疫情才會早一天結束。職場範文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0世界大同疫情黨課講稿精選資料，提供參考，希望能幫助到你。
尊敬的各位領導、同志們：
上午好!目前，疫情已經蔓延到200多個國家，像美國、巴西、印度、英國、俄羅斯這些國家，形勢非常嚴峻。可以這麼説，新冠肺炎已經是事實上的“全球大爆發”。這場災難，對人類、對我們帶來的影響可能遠超我們想象。
疫情當前，世界大同，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地球同村，沒有哪個民族可以成為淨土。一國安全，不是真正的安全;世界安康，各國才能安康。病毒是全人類的敵人，只有世界人民同心同德，互相協作，疫情才會早一天結束。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承諾和使命擔當，是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金鑰匙。其中“為世界謀大同”的思想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維護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作出了重要貢獻，它是人間的大愛。
一、點燃夢想
世界大同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夢想呢?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其中提到的大同社會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美好的大同夢，成為中國人民一直以來所追求嚮往的。幾經輾轉，我們今天的大同夢有就有了三個特徵，首先大同夢是亙古不變的愛、其次大同夢是公而忘私的愛、其三大同夢是共同期盼的愛。
(一)大同的夢是亙古不變的愛
習總書記説：“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從古至今，從來就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儒家經典書籍《禮記》中的《禮運》篇就記載了孔子對大同社會的嚮往。
當時孔子參加一個祭祀活動結束後，就在大門樓上游覽，不自覺的唉聲歎氣起來。
弟子言偃就過來問孔子：“師父，您為什麼歎息呢?”
孔子便説：“大道實行的時代與夏商周三代英明君主治世的時代，我還沒有出生，但還是有記載的。大道實行的時代，天下是屬於公眾的。各行各業選拔道德高尚的人，推舉有才能的人，人們不單是親愛自己的父母與子女，也親愛別人的父母與子女。老年人安享天年，壯年人樂於生產，小孩子快樂成長。老而無妻、老而無夫、老而無子、幼而無父、身有殘疾，這些有困難沒有依靠的人，生活都能得到大家的幫助和供養。男人盡心自己的職分，女人安守自己的家庭。
人們厭惡財物浪費，卻不是因為小氣，而私藏這些財物;厭惡勞動付出不夠多，卻不是為了自己多勞動而獲得更多的勞動成果。所以各種貪財圖謀的心沒有，盜竊亂賊不會出現，所以各家的大門都不用關，這就是大同社會。”
《詩經·魏風·碩鼠》中詩人渴望的“樂土”、“樂郊”、“樂國”，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和詩，都表現出了中國古代文學家對大同社會的渴望。
宋元明清時期的鄧牧、黃宗羲等學者著書立説，進一步推崇儒家“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
近代革命，也首先是喚醒民眾對“大同”理想的記憶，康有為著《大同書》闡發孔子大義。
而辛亥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更是把“天下為公”當作自己的追求目標。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用十六個字描繪未來之中國，叫做“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力，貨暢其流。”
努力使全體人民“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這是習近平總書記一直以來的牽掛，它正慢慢成為新時代中國的生動實踐。目前，全國各地“脱貧攻堅”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體現了黨和政府始終重視民生的一貫原則。2020年，中國現有的貧困人口將全部脱貧，我們將迎來一個沒有貧困的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天下一家”的觀點，他指出，計利當計天下利。世界大同，和合共生，這些都是中國幾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不能獨善其身，而應該兼濟天下，因為幸福不應該是一個獨立單元的享受，而應該是全人類共同的感受......各國都應該擔當起自己的責任，放眼全球發展，進一步擴展合作格局，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孔子為什麼提出大同社會的理想了?因為他的儒家思想精髓用一個字概括就是"仁”，“仁”字的構成就是左“人”加右“二”,意思就是兩個人之間相互親愛。
明代心學大事王陽明闡發的無非也是這個道理。心學所説的是：“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慾、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意思也是説，無論事父、事君、交友、治民，唯用一顆愛心就好了。
我們現在所追求的全面小康之夢、社會治理現代化之夢、中華復興之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夢，以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其源頭就是《禮記·禮運》所記錄的內容。這正是我們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念念不忘的“初心”。
(二)大同的夢是公而忘私的愛
1929年3月24日，革命烈士趙雲霄接到死刑判決書後，給出生一個半月的女兒寫下遺書：
“啟明，我的小寶貝:啟明是我們在牢中生你的時候為你起的名字，這個名字是很有意義的。在懷你有4個月的時候，你的母親便被湖南清鄉督辦署捕於陸軍監獄署來了。當時你的母親本來(是)立時(處)死的罪，就是因為有了你的緣故，所以才活到了今天。小寶寶!你是民國十八年正月八年級日生的，但你的母親在你才有一月又十幾天的時候，便要與你永別了。
小寶寶!我很明白的告訴你，你的父母是共產黨員，且到俄國讀過書(所以才判我們死刑)。你的父親是死於民國十七年陽曆十月十四日，你的母親是死於民國十八年陽曆三月二十六日。我的小寶寶，你的父母，你是再不能看到，而(且)也沒有相片給你。啟明(啊)，我死的時候你還在牢中，我不能撫養你長大，真是遺憾啊!
我的啟明，我的寶寶，你是個世界上的不幸(者)!更是沒有父母的可憐的孩子。你可記着。你的母親是23歲死的。小寶寶!望你好好長大成人，好好讀書，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樣死的，且不(辜)負你父母的期望。永別了，我的小寶寶!”
其實，在孩子出生後,趙雲霄只要發表脱黨聲明,就可以出獄,但她決不叛黨，兩天後，她走上刑場慷慨就義。這封信大義凜然，卻充滿了暖暖的愛。
誰不愛自己的孩子?誰不願共享天倫?毛主席也深深愛着他的長子毛岸英，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毛主席毅然決然地將新婚一年的兒子送上了前線。34天后，28歲的毛岸英犧牲了。毛主席得知噩耗後，沉默了很久很久，才對在場的工作人員説：“戰爭嘛，總要有犧牲的，這沒有什麼。”
真的是沒有什麼嗎?那他獨自保管的衣物呢?夜深人靜，等到所有人都離去，一個老年喪子的父親，獨自一個人把孩子留在家裏的衣物，一件一件地疊好，收起，放到衣櫃的深處。這一切，是發生在那個悲痛消息傳來的夜晚嗎?
有人曾經建議將他的遺體運回國內，毛主席卻説：“不必了，共產黨人死在哪就埋在哪吧。”可這些衣物呢?一個把兒子的毛巾和襪子都視若珍寶的父親，真的就不想讓兒子回來嗎?
不!他思念岸英!像天下每一位失去兒子的父親一樣，他一次又一次把這些衣物一件一件拿出來，輕輕地撫摸，這些衣物上，是否也浸染過一位父親的眼淚呢?我們不知道，我們不敢深究，我們不忍細想。
1951年，毛主席對同窗5年的好友周世釗平靜地説：“你説不派毛岸英去朝鮮，他就不會犧牲，這是可能的，也是不錯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主張派兵出國的……作為黨中央的主席，一個國家領導人，自己有兒子，不派他去，又派誰的兒子去呢?……我一貫認為青年人就是要在艱苦的環境中去鍛鍊!就是要在戰鬥中成長!”
為了革命事業，毛主席犧牲了6位親人，又失去了7個兒女。作為國家的領袖，他把唯一健康的兒子送到了前線，又把兒子葬在了朝鮮，他為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貢獻了自己的智慧、貢獻了他的親人，也貢獻了他的一生。
在新中國成立10週年，毛澤東寫下了那首著名的詩篇《到韶山》：“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為有犧牲多壯志”“犧牲”兩個字寫的多麼豪邁，那一刻他心裏有多痛，“敢教日月換新天”，一個“敢”字，把多少風雲一筆帶過，你懂，你就會知道，共產黨人的信仰藴含了多大的愛!“新中國”這三個字，有多重!
他們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充滿着愛，愛是與生俱來的能力。因為有了愛，這個世界才豐富多彩、美麗動人。我們人類共享一輪明月、一個地球,我們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相親相愛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為了使人類早日走向和平與幸福，更加無限地接近世界大同，無數革命志士心懷大愛，無論順境逆境，初心不改，與人民一道，敢於犧牲，敢於面對挫折，敢於修正錯誤，攻關奪隘，改變了億萬黎民百姓的苦難生活。
(三)大同的夢是共同期盼的愛
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説幅員遼闊，古代羣雄逐鹿，只會是民不聊生。如今全國統一，才有國富民強。這次新冠疫情之所以這麼快就壓制，甚至很快消除，離不開萬眾一心共同抗疫。
這次疫情中，中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始終本着公開、透明、負責任態度，及時向世界衞生組織以及有關國家和地區通報疫情信息，第一時間發佈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毫無保留同世界衞生組織和國際社會分享防控、治療經驗，積極開展抗疫國際合作，攜手應對共同威脅和挑戰，堅決維護中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堅決維護世界各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再看國外，特朗普高喊“中國病毒”，對疫情沒有任何幫助，只能帶來西方對海外華人的冷眼和仇視，給疫情防控帶來阻力。
世界大同，就是全世界所有人類，不分國界、不分宗教、不分信仰、不分階級、不分等級、不分種族、不分貧富、不分強弱、不分性別、不分年齡，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普世價值：人與人的關係以互助互愛為基礎，發生矛盾通過協商解決。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迄今已經獲得120多個國家和29個國際組織簽署合作文件。從東非有了第一條高速公路，到馬爾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橋，再到白俄羅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轎車製造業，“一帶一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黃金法則，給各方帶來的是滿滿的發展機遇。通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當年，歐盟為了避免再次發生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危害，首先從僅僅六個國家聯合成立“歐盟煤鋼共同體”開始，然後不斷擴大共同體的覆蓋範圍和增加參與國家的數量，至今，歐盟共有28個成員國，最終實現整個歐盟的全面一體化，使用統一貨幣，各國之間人員來往免簽證。
由於各國之間和平共處，有了平穩發展的和平環境，再加上各國之間互助互利，互通有無，大力促進經濟發展，促使社會繁榮，提升社會文明，人民安居樂業，文化百花齊放，科技突飛猛進，國家興旺發達。
要知道，歐盟的這些國家之間，有些可是曾經有着數百年戰爭歷史和數代人血海深仇的對立國，卻同樣可以抱着發展的胸懷，相逢一笑泯恩仇。
這種以大愛推近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各國自由貿易，互通有無，互利雙贏，和平共處，沒有爾虞我詐，沒有掠奪，就沒有戰爭。由於沒有戰爭，也就沒有軍隊，國界將逐漸消失，全部人生活在一個地球村裏，其樂融融。
在漫長的人類社會歷史長河中，地球上的國家在抵禦外侵、發展民族經濟與文化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辯的，但世界一體化經濟體系建立起來以後，國家之間出現的貿易壁壘、軍備竟賽等等，對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顯示其阻礙作用與負面影響。
當世界走向大同，必然會少一些災難，少一些戰爭，少一些仇恨，多一些健康，多一些平安，多一些温暖。
二、擁抱夢想
我們為什麼要有世界大同的夢想呢?在廣東茂名有位名人叫冼英，大家都稱她為冼夫人，冼夫人在生時，嶺南百姓已尊奉她為“聖母”;去世後，當地百姓建廟祭祀她，目前全球有冼太廟2000多座，遍佈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等國及粵西地區，是東南亞華人華僑與當地百姓共同崇拜、信仰的英雄。冼夫人的精神不僅僅影響了嶺南地區，還超越了國界，甚至穿透了1500年，瞭解冼夫人的歷史和精神在今天和未來仍有重大的意義，有夢想，就有詩和遠方;有夢想，就有路和陽光;有夢想，就有油和海港。
(一)是有夢想，就有詩和遠方
冼夫人歷經樑、陳、隋三朝，面對無數驚濤駭浪、艱難抉擇，都成功地走了過來，朝廷嘉獎，百姓擁戴，被尊稱為嶺南“聖母”，後來還被周總理譽為“中國巾幗英雄第一人”，靠的是什麼呢?
楊堅建立隋朝後，冼夫人所居的嶺南地區地理環境比較惡劣，難以征服，冼夫人本來可以自立為王的，但是她有一個好心的夢，那就是國家統一，早日平息戰火，讓黎民百姓安居樂業，於是她主動歸降隋朝。在晚年，冼夫人回顧一生説：“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正因為冼夫人有着好心的夢，所以就有了詩和遠方。
現如今，隨着社會的不斷髮展，生活壓力的不斷劇增，有些人逐漸就迷失了，認為金錢才是最重要的，感覺社會的一切活動圍繞着金錢在運轉，沒有金錢，就不能買好的房子、好的車子等等，而這些得到後，真的就幸福了嗎?
假如一個人從出生就不用操心錢的問題，而且他的子孫萬代都不用操心讀書的錢、看病的錢、買房子的錢等等，那這個人有多富裕?那這個人的資產肯定是不計其數。
有一個國家的人民就是這麼富裕，他們國家的人民從生到死都由國家負擔，人民生活沒有多大的壓力。這個國家就是瑞典。然而，就在這樣一個幸福的天堂，每年卻有2000人自殺，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很多人都不理解，有關專家就分析，大家知道自殺的原因是什麼嗎?自殺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活太好，導致他們只知道索取，不知道付出，失去了自己在這個社會存在的價值，感覺這個世界有他，沒有他都沒有什麼關係，活着便覺得沒有意義。人生最有意義的事情不是在社會得到了什麼，而是為社會創造了什麼。
十九世紀，世界公認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給他的孩子寫了38封信，其中第1封信就説了上面這段話：給人帶來傷害最快捷的途徑就是給錢，它可以讓人腐化墮落、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失去最美好的快樂。一個真正快樂的人，是能夠享受他的創造的人。那些像海綿一樣，只取不予的人，只會失去快樂。
中國有句老話，説"富不過三代"，但是洛克菲勒家族發展到現在已經是第六代了，依然如日中天、獨"富"天下。其原因同他的這種教育是分不開的。
在家庭裏面，父母對孩子就是一片好心，對孩子的付出總比收穫多很多很多，但是從沒有去計較過，反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回味起來更是滿滿的幸福感，原來付出得多，收穫得少是一種責任，負責任也是一種幸福。
得到再多物質上的享受，剛開始或許會感受到陣陣幸福感，但是時間會讓自己越來越感到陣陣空虛。
在社會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不可能獨立地存在,必須與他人進行交往。要與他們交往光靠索取是不行的，必須懂得付出。
就如一個人生活在孤島上，物質上很富有，吃喝玩樂，各種享受都有，但是時間會讓他覺得“一點意思”也沒有。
撒貝寧在《開講了》節目中問馬雲：“有人願意用整個青春來換取你的財富，你換嗎?”
馬雲直接回答“當然換”，並解釋説：“財富有什麼用?青春過去就不再回來了。”
後面又説：“錢多又什麼用呢?又不是你的。像我們這種財富只是社會委託給我們，讓我們把這個財富經營得更好而已。如果你認為這錢是你自己的時候，倒黴就開始了。所以，我當然願意換，只是他會後悔。”
確實，馬雲一個人再怎麼懂得享受物質生活，他也花不光那些錢。如果他沒有社會責任感，亂花企業的錢，或者使企業不能為社會帶來好的產品和服務，而是帶來一些坑害人民利益的東西，那麼企業自然而然就不能長久經營下去了。只有是為社會做貢獻的企業才能做大做強做得更持久，靠坑蒙拐騙，最終是自取滅亡。
真正讓馬雲這一類人感受到幸福的事情，是像李嘉誠所説的:“媒體上説我多少億，我幾千億、幾百億，沒有一點的意義。我已經80多歲了，在有生之年，我只想為國家做點事。”這一點和冼夫人的好心精神不謀而合。
其實社會上每個正當的崗位都有其存在的意義，都是社會不可或缺的，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無論我們身處什麼崗位，賺多少錢，只要盡職盡責，身邊的人就會認可，人生一樣可以過得很有意義。
這裏並不是説不要去賺更多的錢，錢就是壞東西。金錢也是表達愛的一種工具，金錢在擁有一片好心的人手裏，會促進社會的巨大進步，在邪惡的人手裏，就是他們罪惡的工具。世間享有千金之產，必是千金人物。他們之所以能有偉大的事業，是因為他們對他人、對社會和對國家充滿着一片好心。
如今，我們的物質生活遠比冼夫人還富有，汽車、電燈、電話對於冼夫人來説，都沒享受過，而讓冼夫人感受到長久幸福感的是國泰民安，這種幸福感就是來源於一片好心。
生命中的一切美好來自於一片好心，世間就是因為處處都有一個好心的夢，生活才會變得如此唯美。所以有夢想，就有詩和遠方。
(二)有夢想，就有路和陽光
巴西有一名醫生，花費十年時間，調查了583位貪腐的官員和583位廉政的官員。十年跟蹤調查的結果是:貪官之中，60%以上患有癌症、腦出血和心肌梗死，且死亡率高達90%以上。特別是福利局的16人，其中15人患有重病，6人猝死。
大家知道在583位廉政的官員中患病率是多少嗎?僅僅為16%，且無一死亡。因而得出了“廉潔可以增加壽命”的結論。
道理很明白，那些貪官整天忙於爭權奪勢的鈎心鬥角，忙於花天酒地的醉生夢死，經常處於恐懼之中，身體的各個部件被瘋狂折騰、嚴重透支着，不過早地發生故障才怪!
公元512年，冼夫人出生於顯赫的首領家庭，其後她又任俚族首領，樑、陳、隋三朝賞賜給冼夫人的財寶無數，冼夫人並不動用，而是將其置於倉庫，以備戰亂時恤民之用。在公務之餘，冼夫人親自種菜、下廚。冼夫人派遣軍隊營造的穀倉，自己從不貪佔，而是由府衙派人管理經營，其利潤用於調節租税、開路修橋、開辦學堂、救濟貧民。
公元602年，冼夫人去世，她活了90歲，在她那個時代更算高齡。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有一顆好心，這顆好心就是沒有偏私，一視同仁，公平待人，這就是她的公正之心，所以一路上她走的都是陽光大道，活得坦然，睡得踏實，自認而然對身體健康有利。
另外，我還要説一件事情就是，廉潔不僅可以養生，還可以讓人走得更高更遠，因為為官清廉才能贏得人民信任,獲得人民的支持。廉則公，只有清正廉潔才能做到公正、公道;廉則明，只有清廉才能明辨是非、光明正大、光明磊落;廉則威，只有為官清廉才能樹立威信、威望、威嚴。
隋開皇十年(590年)，番禺將領王仲宣舉兵反隋，王仲宣圍韋洸於廣州。冼夫人派自己的孫子馮暄前去討伐，馮暄途經瀧州(今廣東羅定)的時候，被叛將陳佛智擋住去路。這個陳佛智與馮暄是老朋友，馮暄念於舊情，按兵不動，貽誤戰機。聽聞消息後，冼夫人毫不猶豫地下令將馮暄抓捕並投於監獄，而後再另派孫子馮盎出戰。
在很多人看來，冼夫人作為南越首領，庇護下子孫是輕而易舉的，而且是“理所當然”的，但冼夫人對自己親屬和部下的貪腐等違法行為從不姑息縱容。冼夫人提倡“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縱舍。”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冼夫人也贏得了人民羣眾的信賴和稱道。
而與冼夫人截然相反的是番州(今廣州)總管趙納，他自恃皇親國戚，貪贓枉法、殘虐無度，人民怨聲載道，最終罪行被冼夫人查實，受到處斬之罪。
有一天，突然間，停水了。我們是不是感覺這世界的一切都變了?變得一時讓人無所適從。水是這樣，電也是如此，原本有的，失去了，就能體會到其存在的真正價值是不可或缺的，生活中的其他一些，諸如工作、自由等等又何嘗不是這樣?
趙納雖然通過貪污腐敗得到了不少東西，但與其付出的代價相比是微乎其微。冼夫人的浩氣英風再次告訴我們，有好心，就有路和陽光。貪污腐敗是見不得陽光的，迷失了人生方向的人,註定難以走長久。
(三)有夢想，就有油和海港
在冼夫人年輕的時候，俚人有一個惡習，部落之間喜歡互相攻擊擄掠，擄得的人口被當作奴隸賣來賣去，非常殘暴。冼夫人的哥哥冼挺也承襲這種惡習，大肆掠奪、損人利己。冼夫人十分反感這種野蠻行徑，竭力勸諫。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冼挺改弦更張，放棄了掠奪，轉而開展友好往來、互幫互助，為百姓造福。結果是冼家聲望昭彰，各方悦服，德名遠播，連海南島上1000多位洞主也紛紛前來歸附。這就是海南島重新加入大陸王朝疆域的來由。
在冼夫人面前，很多叱吒風雲的男人給比下去了——秦始皇遣兵50萬，最終卻無法實現真正的“統治”;孫權傷兵無數，也只落了個名義上的管理者。
冼夫人憑什麼徹底地收復了海南?國學經典《大學》中有句話説“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陸贄進一步闡釋説，若要治平天下，人心向背是一個決定因素。他基於“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傳統儒家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一條根本的歷史規律。
分析一些政黨喪失政權的慘痛教訓，背離和失去民心是致命根源。蘇共在只有20萬黨員時奪取了政權，發展到200萬黨員時打敗了強大的德軍，卻在成為有近2000萬黨員的大黨時丟失了政權，其根本原因在於執政後期大搞特權、喪失民心。
而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始終堅守人民立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而贏得了廣大人民羣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
解放戰爭中，攻打郟縣時，毛澤東親自為西北野戰軍籌糧，找到了郟縣的縣長，説我們準備三天將郟縣拿下來，你得想辦法給我們弄三天的糧食。於是，第一天，老百姓把口糧和堅壁清野的糧食拿了出來;第二天，把所有的青苗割了當軍糧;第三天，把所有的羊和驢都吃了。老百姓的糧食給部隊了，就吃觀音土，最後郟縣打了下來。郟縣縣誌裏有一句話，此仗之後郟縣全縣三年不見羊和驢。中國解放戰爭為什麼能得到這麼多民眾的支持?毛澤東領導的軍隊在建的是一個試圖幫助人民，而不是去剝削人民的政府。
和毛澤東一樣的是，冼夫人的好心為南方黎民百姓贏得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和平與安寧，人們因此而安居樂業。一是護了國家的統一。她“請命於朝，置崖州”，使海南重歸中央政權的管轄。二是實現了民族團結。她以博愛謙容之心，施仁政，懲頑劣，恩威並濟，促進了俚人、漢人、黎苗族人的和睦相處，社會秩序穩定。三是繁榮了當地經濟。她傳播中原文化，崇尚禮教思想，傳授先進的生產技術，興修水利，發展生產，使海南人民得以豐衣足食，海南經濟得以繁榮。
在海南有452座奉祀有冼夫人神軀的廟宇，千百年來，海南人民對冼夫人的熱愛和崇拜是發自民間的，是由衷的。在每個重要的節日，海南人家家户户敬請的神就有冼夫人，貼在神位的有冼夫人神符，他們認為，只要心誠，都會得到冼夫人的庇佑。在海南，冼夫人有很多尊稱：冼太夫人、譙國夫人、誠敬夫人、聖母娘娘、清福夫人、顯應夫人、郡主冼太夫人、懿美夫人、正順夫人、樑沙婆、儋耳婆等。
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之所以成為大力士，是因為有大地母親。安泰的敵人將他舉到空中，使他脱離大地，便在空中將他殺死了。
冼夫人為什麼能收復海南?因為她有人民的支持，她好比安泰，人民羣眾好比大地，人民給了冼夫人無窮的力量。
同樣人民羣眾是我們黨的力量源泉，就好比油和海港，為我們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只要我們始終根植人民、造福人民，不斷地從人民羣眾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們就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而永葆青春與活力。
三、實現夢想
怎麼樣實現世界大同的夢想呢?毛澤東締造和領導了一個黨，一支軍隊，打下了一個天下。毛澤東的領導藝術從實戰中來，到實戰中去，所以實踐性很強，可以因時而異，因人而異，靈活運用。在新中國誕生前夕，周恩來就提出要“學習毛澤東”。學習好、領會好毛澤東的領導藝術，對於加強黨員幹部能力修養，指導、推進我們的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謀大局
網上有唯一一張毛澤東拿槍的照片，他一生指揮過千軍萬馬，卻很少碰過槍。在土地革命時期，紅軍戰士就繳了一把銀製的手槍，覺得非常的精緻，於是層層上繳給毛澤東，毛澤東説：“難道我毛澤東用這個手槍嗎?”
為什麼毛澤東就不能用手槍呢?大家都喜歡得不得了。毛澤東説他是指揮員，指揮員主要是進行指揮，作決策的，而戰士才是戰鬥員，才用槍。
通過這件事就説明了一個道理。領導幹部要謀大局，謀好大局，出台一份好的決策，就要善於調查研究、善於發揚民主和善於把握重點。
首先是善於調查研究
1930年，是新老軍閥混戰的一年，中共的革命形勢有了很大好轉。使得一些同志錯誤的認為新的革命浪潮已經到來，於是，原在黨內存在着的若干“左”傾思想和政策，又惡性發作起來。
1930年5月，毛澤東針對這種情況，在江西尋烏進行了20天的調查，找來了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了產的商會，一個曾經在縣衙門中管過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
毛澤東根據這些人提供的材料，求得對中國農村的普遍性認識,寫下了名為《調查工作》的這本書。雖然這本書在反"圍剿"中失傳了。但是部隊中都知道了毛澤東的一句名言："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蔣介石認為誰有了北京、武漢、重慶、廣州等幾個大城市，誰就有了全中國，最初看這個觀點確實沒有錯。但是毛澤東經過對中國農村的普遍瞭解，發現當時的農村是範圍最大的，大城市畢竟是少數。所以毛澤東認為誰有了農村，誰就有了全中國。經過調查研究，毛澤東的這句話就更對了。
毛澤東常用“解剖麻雀”來比喻調查研究。説要了解麻雀，並不需要把天底下的麻雀通統捉來，一一解剖，才能知曉，只要解剖一兩個麻雀就夠了。這種“解剖麻雀”的方法，也就是要通過對個別有代表性的地方、單位甚至個人的調查，以求得對普遍情況的瞭解與掌握。
其次是善於發揚民主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説：“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採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比如，採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聽張良勸説，封韓信為齊王;楚漢劃界鴻溝後，聽張良、陳平之勸，趁機追擊引兵東向的項羽;稱帝后欲建都洛陽，聽劉敬建議，入都關中長安。劉邦能夠作出這些正確的決策，與他善於採納不同的意見密切相關。相反，項羽失敗，就是由於他“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裏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一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毛澤東説這些話，就是希望領導幹部吸取項羽的教訓，而向劉邦學習“豁達大度，從諫如流”。
毛澤東的一篇題為《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文章，其核心內容是堅持民主集中制。對於民主集中制，毛澤東還有另一個説法，即多謀善斷。多謀，就是民主;善斷，就是集中。
毛澤東在進行決策時，善於藉助多個外腦，既有普通羣眾又有資深專家;既有黨外人士，又有黨內同志。外腦多了，代表性就提高了，方方面面的意見建議就可以反映到決策內容中去了。
出主意的既可以是領導者，也可以是你的下屬，也可以是你的老師，任何人都可以給你出主意。所以，領導是在自己的部門“選主意”的，把別人的主意和自己的主意放在一起來選。
對此，毛澤東有很多以身作則的例子。1948年，當粟裕對中央軍委已經決定的“渡江作戰方案”提出不同意見時，毛澤東專門請他去説明，最後採納了他的意見。
在毛澤東心目中，班子成員之間的相互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麼都重要。日常工作中，“班子成員之間要把彼此知道的情況互相通知、互相交流。這對於取得共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這樣做，而是像老子説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結果彼此之間就缺乏共同的語言”。如果這“一班人”動作不整齊，就休想帶領千百萬人去作戰、去建設。
其三是善於把握重點
毛澤東同志指出：“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着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他批評道：“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結果，受許多次要因素的牽扯，分散力量，處處應付，四平八穩，下不了大決心，也就做不出大事來。
毛澤東同志指揮作戰時，同樣經常面對複雜的環境。他總是強調要服從全局，按照解決主要矛盾的需要，大踏步前進或後退，必要時不惜下壯士斷腕的決心，以求得全局形勢的有利發展。
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向延安大舉進攻，當時解放軍兵力在這裏處於絕對劣勢，毛澤東同志斷然決定撤出延安。這樣做當然要付出不少代價，一些幹部想不通。
毛澤東同志告訴他們，要從大處着眼，權衡主次得失。他説：“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敵人進延安是握着拳頭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頭伸開，這樣就便於我們一個一個地切掉它。”這是何等的睿見和氣魄!以後的事實證明，他的決斷是完全正確的。
當然，主要不等於唯一，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不等於對其他方面的問題統統丟開不管。毛澤東同志提出要“學會‘彈鋼琴’”，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十大關係”的處理，就是毛澤東同志“彈鋼琴”的集中體現，通過處理好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政治關係、國際關係、民族關係等事情，推動了社會主義建設紮實有序開展。
(二)用好人
毛澤東在抗戰初期指出：“只有依靠成千成萬的好乾部，革命的方針與辦法才能執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戰爭才能出現於中國，才能最後戰勝敵人。”
毛澤東稱讚過唐朝的武則天，説“武則天確實是個治國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識人之智，還有用人之術”。其實，這也是他的用人之道，是他個人對“用幹部”的總結，他本人正是這樣做的，從而才使他成為知人善任的能手。
首先要有識人之智
“識人之智”，其實就是毛澤東説的“善於識別幹部”。毛澤東所處的時代，亂治交織，人才的標準也與古代大為不同。他曾引用白居易的“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詩句，來説明識人之難。
毛澤東曾提出六條“賢才”的標準，即“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羣眾有密切的聯繫，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幹，不謀私利”。不難發現，其中，只有一條是“才”，其餘都屬於“德”的範疇，就是説，政治、能力，不能缺一，但以政治為主。
毛澤東也曾説：“必須善於識別幹部。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另外還可以不拘一格降人才。
比如，他根據多年來對羅榮桓的觀察，作出判斷：“榮桓同志是個老實人，可又有很強的原則性，能顧全大局，一向對己嚴，待人寬。做政治工作就需要這樣的幹部。”
井岡山斗爭時，毛澤東就發現了他許多可貴的品質：凡是要求戰士做的，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時衝鋒在前，退卻時掩護在後;行軍時為病號扛槍，宿營時下班查鋪。於是就讓羅榮桓當了紅四軍政委，上任後果然不負所望，把紅四軍的政治工作包括後勤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林彪被任命為紅四軍軍長時，只有23歲。原因就是兩年前，時任12師28團1營營長的林彪作的《紅軍能夠坐天下》的報告。
一篇好的文章並非是典故和詞藻的堆砌，而正是和排兵佈陣一樣，講究有思想、有條理、有藝術。有藝術也並不是説要把語言敍述得多優美，而是把語言敍述的更加簡潔明瞭。特別是一篇文章的小標題，要儘量簡短又對仗，讓人感覺清晰明瞭。其次就是把小標題裏面的思想或案例數據簡潔明瞭的説清楚就可以了。會寫材料的人通常具備領導運籌帷幄的思想，思維縝密的邏輯，吃苦耐勞的心態。於是毛澤東不拘一格降人才，將林彪提拔重用。
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下，缺的不是人才，而是眼光。顯然，毛澤東看人的眼光是很敏鋭的。
其次要有用人之術
美國企業家查雪爾曾説：“授權，是一個事業的成功之途。它使每個人感到受重視、被信任，進而使他們有責任心、有參與感，這樣，整個團體同心合作，人人都能發揮所長，組織也才有新鮮的活力，事業方能蒸蒸日上。”
毛澤東“用幹部”就非常善於授權，“用則不疑，疑則不用”，即注重發揮下屬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在戰爭年代，他給前方將領的電報和指示，很多都寫有“請酌辦”“望機斷行之”“請按實情決定”等語句，甚至專門囑咐“臨機處置，不要請示”。
毛澤東曾三賦粟裕指揮決斷權，稱"不要請示"，最終都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而蔣介石在戰役指揮時下達的電文裏充滿了“務必”、“限於”、“特令”等嚴厲詞句，甚至常常強調“倘有延誤，決按軍律從嚴懲處，不稍寬待”。據説當年在國民黨軍將領之中曾流傳一個段子，那就是，"沒有老頭子的命令，前線的一個師長不敢調動門口的哨兵"。段子固然可笑，但蔣介石的這個指揮風格也被彰顯無遺。有關蔣介石"越俎代庖"的實例，幾乎信手拈來!淞滬會戰期間，第9集團軍司令張治中打着打着，突然發現原本歸自己指揮的18軍找不見了。一番打聽之後才知道，原來是被"蔣先生"調走了，而自己卻被矇在鼓裏。
古人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戰場上形勢瞬息萬變，只有前線指揮最熟悉，需要臨場發揮，當機立斷。如果對第一線的將領規定過死，勢必束縛他的手腳，不敢負責，造成貽誤戰機。
其三要有容人之量
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在抗戰時期激勵了全國人民將抗戰進行到底的信心，但在戰鬥指揮上也出現了一些失誤，造成了參戰部隊十分疲勞和傷亡過大，因而在延安整風中受到黨中央的批評，彭大將軍為此十分難過。
當彭德懷對毛澤東説“華北抗戰基本上執行了正確路線”時，毛澤東肯定地説：“華北抗戰是執行了正確路線，而不是基本上!”彭德懷又説：“百團大戰後期，在反‘掃蕩’戰鬥中，太行山區有兩個旅打得比較艱苦些。”毛澤東又從積極方面予以肯定地説：“鍛鍊了軍隊。”這些話既是對彭德懷抗戰時期工作的肯定，也是對他受到批評的一種安慰，體現出毛澤東不以一眚掩大德的識才愛才的寬闊胸懷和崇高品質。
毛澤東常説在用人問題上反對山頭主義，同時在實際的人事安排中，又要照顧到山頭。比如，對於來自不同根據地的、不同方面軍的、不同部門的以及不同工作區域的幹部，在任用時他常常注意平衡，避免一派獨大，並強調要正確處理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關係、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關係、老幹部和新干部的關係等，還要善於和非黨幹部共事。能不能處理好這些關係，關鍵就在於是否從黨的事業出發，有“容人之量”。
他一再強調，所有幹部都是“一個父母生的”，是黨的財富，不要分彼此;只要是願意為革命事業出力的人，不管他來自什麼地方，不管他是什麼出身，即使是自己以前的仇人，與自己意見不一致的人，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人，都要能夠不記前仇，團結任用。
(三)抓落實
戰國時，趙國名將趙括熟讀兵法。在長平之戰中，他只知道照搬兵書，不知道變通，結果40萬大軍全部覆沒了。後來人們就用紙上談兵來比喻空談理論，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千忙萬忙，不抓落實就是瞎忙;千招萬招，不抓落實就是虛招;千條萬條，不抓落實就是白條。抓落實，是黨的思想路線和羣眾路線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黨員領導幹部世界觀正確與否和黨性強弱的一個重要標誌。
首先抓實組織文化
大多數人都有過拔河比賽的體驗：人多不一定能取勝，當每隊2個人時，2個人的合力最多隻有2個人總力量的90%，4個人時大概只有80%，8個人時可能就只有60%。人越多，總的力量雖然越大，但效率卻越低。
這是因為大家的力沒有使在同一個方向上，如果繩子不在一條直線上，那麼自己隊伍裏面的人拉的可能不是敵對面的人，而是拉的自己隊伍裏面站在自己前面的人。
所以，要讓組織發揮出最大效力，就要讓人們的勁往一處使，也就是毛主席強調的：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
那麼，如何才能使團隊步調一致呢?毛澤東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
紅軍初創時期的成分非常複雜，加上環境惡劣，出師不利，部隊的士氣一度非常低落。不僅士兵和基層軍官失望、彷徨，不知出路何在，就連一些指揮員也發生了動搖，不少人都開了小差。對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指出瞭解決之道：“紅軍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
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
在後來極其艱苦的長征過程中，紅軍還開辦了流動紅軍大學、列寧室，在征戰中也不忘輪訓幹部，每支部隊都有自己的宣傳員進行宣傳鼓動，營造了一種既嚴肅緊張又輕鬆活潑的文化氛圍。這種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圍，使官兵淨化了靈魂，陶冶了情操，促進了凝聚力的增強。紅軍的這種獨特的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進行長期教育訓練，並在革命鬥爭中逐漸樹立起來的。
其次抓實目標管理
目標管理流程是：設定目標——逐級分解——管理過程——總結評估。毛澤東是目標管理的大師級人物，他首先是設定好目標，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是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最終目標。
第二是逐級分解目標，毛澤東把中國革命目標分為最終目標(遠期目標)和近期目標。他從中國具體國情出發，認為中國革命應分兩步走，第一步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第二步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另外毛澤東同志還設定了階段性目標，如1947年7月10日，毛澤東指出：“第一年我軍共殲敵正規軍97個半旅......共殲敵112萬人”;“我第二年作戰應爭取殲敵100個正規旅及大量雜部，使敵由數量上的優勢變為劣勢，我則變為優勢”。
第三是管理過程。實現目標的關鍵在於管理過程，今天的中國有很多很牛的創業團隊，例如華為、淘寶、萬科等等，但有一個創業團隊是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團隊都無法超越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他是如何成為“史上最牛的創業團隊”的呢?原因就是它的公司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營銷策略是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廣告宣傳是打土豪分田地。
周恩來曾經指出：“毛主席堅持原則之中有兩點值得我們學習：一、堅持方向;二、實現方向。方向的實現，只有一個人懂或者少數人贊成是不成的，要在羣眾中實現。要實現原則，就要使它具體化，使它能得到多數人的同意，多數人都來執行。”
毛澤東非常注重將目標轉換為口號。1935年12月，在日本帝國主義欲變中國為殖民地的形勢下，毛澤東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提出了“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士兵及軍隊同紅軍聯合起來打日本去”“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武裝保衞中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口號以精煉的語言，極易為民眾所接受。然後毛澤東充分利用開會、報紙、辦牆報等方式進行宣傳。
由於外部環境的變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目標在執行的過程中需要進行或多或少的修訂。如何修訂，毛澤東把羣眾的需求和意見作為重要標準。例如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後，國民黨破壞和平，於是毛澤東將軍隊逐步更名為人民解放軍，解放軍所到之處，人民就知道被壓迫的日子就結束了。
第四是總結評估，如何考核?毛澤東曾提出一整套方法，指出：“全面規劃，幾次檢查，年終評比。這是三個重要方法。這樣一來，全局和細節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時總結經驗，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又可以激勵人心，大家奮進。”
目標就是一面旗幟，最高目標是一種號召力，其力量是不可低估的。這個目標不斷地凝聚，就形成了信念，形成信念以後，隊伍就能帶起來了。
其三抓實紀律約束
上面這個就是在長征中，廣大紅軍指戰員傳唱着一首《紅軍紀律歌》：“紅軍紀律最嚴明，出發宿營樣樣要記清：上門板，捆卧草，房屋掃乾淨，借物要送還，損壞要賠償，解溲找茅坑，不搜俘虜身。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個個要實行。”朱德後來也回憶道：“長征時我們就是靠紀律吃飯的。”紅軍在長征中能殺出重圍、征服千難萬險，與廣大紅軍指戰員視紀律高於生命的觀念和嚴守紀律絕不含糊的態度密不可分。
1937年，剛剛完成艱苦長征，實現三大紅軍主力會師的中國工農紅軍，終於在陝北落下腳來。紅軍人數除去陝北紅軍之外，其他三股紅軍在數量上已經嚴重萎縮，總共不到4萬人。可以想見，那時倖存下來的每一個紅軍戰士，哪怕是一個炊事員或者一個馬伕，都是革命隊伍裏彌足珍貴的財富。
可就在這個時候，一個戰功卓著，遍體傷痕的紅軍長官，卻在個人感情問題上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叫黃克功，26歲，歷任紅軍班長、排長、連長、營政治教導員、師政治部宣傳科長、團政委。在二渡赤水的婁山關戰役中立大功。延安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第15隊隊長、第三期第6隊隊長。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期間，他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槍殺了學員劉茜。
張靈甫，黃埔四期生，國民黨軍隊的上校團長，他槍殺了自己的妻子。同樣有過槍林彈雨的經歷，同樣是因情生恨而殺人，兩人受到的懲處卻截然不同。處理黃克功一案時，面對許多人刀下留人的請求，毛澤東堅定地説：“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黃克功最後被判處死刑。而張靈甫僅僅被關了一年就官復原職，繼續掌權領兵。孟子説：“無規矩不成方圓。”一個政黨沒有規矩就不成其為政黨;一個國家沒有法律就會四分五裂;一個軍隊沒有鐵的紀律就無法克敵制勝;一個單位沒有制度，就會如一盤散沙;一個家庭不講規矩就不會和諧;一個人不講規矩、不守紀律，就會危害社會，傷害羣眾，走向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