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時評精選範文
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懷
“如今的青年怎麼了”，近來，關於青春的話題持續引發社會熱議。有聲音批評，本是最富朝氣鋭氣、最有權利做夢的年輕一代，不少人卻陷入利益的羈絆，精緻利己而老於世故，熱衷實惠而恥談理想。
實際上，時常陷入利益羈絆的又何止青年?一事當先，做還是不做，往往悉心思忖;分內工作，竭盡全力還是敷衍塞責，尚得仔細權衡。得與失，取與予，風險與收益，付出與回報——在利益的座標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覺不自覺地演繹着價值排序，精準計算着投入產出。一切似乎都進行得準確順暢。只是，當物質的慾望填滿生活，利益的喧囂遮蔽生命的星光，在萬籟俱寂的夜晚，也會惘然惆悵：為什麼，我們“兩手滿當當，心中空蕩蕩”?
當今中國，利益的正當性早已“除魅”。對利益名正言順的主張，讓人人得享發展成果，“利益覺 醒”可説是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馬克思早有斷言：“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刻意迴避利益，豈止是陳腐迂闊，離開利益的齒輪，世界將空擋滑行。對個人也好，對社會也好，都如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主義”。
但是，考量利益，並非讓利益的追求絕對化。表面上看，精緻的利益計較未必無益於社會的進步。相反，它有可能在短期內創造出經濟奇蹟。利益最大化的風輪，很容易鼓盪物質的城堡遍地開花。然而，這樣的城堡卻精神凋敝，缺乏良性演進的可能。只在意自己的人不會在意公共問題，只關心物質利益的人不會關心社會福祉。
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懷，我們的身邊便會充斥利己主義的鐵桿擁躉，責任能夠淡忘、道德可以離席、靈魂容許出醜。不是嗎?毒奶粉氾濫，地溝油盛行，在唯利是圖的利益盡頭，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線的崩塌。
志願服務，主動回報社會，卻被猜測其中掩藏着利益動機;應對災難，企業獻出愛心，卻被揣度背後有着利益交換。楊善洲圖什麼，用利益的邏輯説不通，就斥為“傻瓜”;郭明義為什麼，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斷言“神經病”。利益的風暴撕碎了懸在一些人頭頂的崇高雲層，人不過是慾念死海中一個小小的漩渦。“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不與實利掛鈎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矯情”，利益於是成為時代價值的“粉碎機”，讓我們的社會只剩誅心之論，難言感動信任。
這是現代版的義利困惑，也是墮落版的利益考量。走出了“恥於言利”的時代，難道就一定要拋棄“時刻準備着”的理想?經歷着“利益解放”的大潮，難道就一定要放棄“為了全人類”的信念?拒絕利益主義獨步天下，理想情懷又該何處安放?
就像文學家所説的那樣，“理想有如晨星——我們永不能觸到，卻可以藉着星光在人生海洋中遠航”。確實，理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幫我們找一個優厚的工作，領一份體面的薪水。甚至一個有理想的人，活在當下，會比別人更覺生存的困難與尷尬。但是人若沒有了理想，生命將走向何方?我們讚頌希望“讓人類遠離飢餓”的袁隆平，我們欽佩把汗水灑落山間郵路的王順友，實際上是讚頌一種更飽滿的意義、欽佩一種更豐盈的人生。循着理想的星光，我們才能跳脱一己得失，眼界更遠、胸懷更大，找到一個更持久、更深刻的生命出口。
“唯意志論”者固然舉步維艱，只有利益的人生同樣蒼白無力，“喻於利”不是開啟幸福的萬能之鑰，“喻於義”才能推開夢想的必然之門。構築精神的高地、留存理想的底色，才有靈魂的原野鬱鬱葱葱，文明的河流碧波盪漾。這就是為什麼寫出《國富論》的亞當•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論》，也是為什麼社會的改革者，既需要現實主義的利益考量，更需要理想主義的勇氣擔當。
翻開歷史，越是大發展、大變動的時代，越需要有超越個人、超越利益的理想。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的執着信念，法國大革命中民主自由的熱烈追求，20世紀初葉席捲世界的紅色狂飆，都曾是導引時代前進的旗幟。在中國現代化的關鍵時刻，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的當下，尤需在物質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懷。借用叔本華的一句話，它是對每個時代偉大事物的同一性和連續性的信心，是對一代代人的變化和衰退的抗議。
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建設心態”
曾有人説，批判精神，是呼喚進步的閃耀火花，它證明至少我們還沒有沉淪;批判精神，是追求真理的神聖之光，它證明至少我們還沒有墮落;批判精神，是面向未來的熱切向往，它證明至少我們還沒有絕望。
誠哉斯言。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批判是思想進步的活水、社會發展的源泉。沒有哥白尼的批判精神，就沒有神學大廈的坍塌，也就沒有我們所生活星球的真相;沒有費爾巴哈的批判精神，就沒有對黑格爾哲學的揚棄，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登場;沒有共產黨人的批判精神，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中國的撥亂反正，也就沒有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正是在批判中，我們突破一個又一個禁區，從必然王國一步步逼近自由王國。
如果説問題是時代的呼聲，那麼批判則是對這呼聲的迴應。在認識論層面，批判是認識問題的邏輯起點;從方法論角度，批判為解決問題、推動進步提供了契機。然而，僅僅有批判精神，混沌的世界是否就一片澄明、叢生的問題是否就迎刃而解?
比批判更進一步，費爾巴哈貢獻了唯物主義的思想武器，哥白尼勾畫出太陽系運行的真實圖景。中國共產黨人的態度，毛澤東説得清楚：“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這樣的態度，是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態度，也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的態度。在他們眼中，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熱諷，也不是痛快一時的情緒宣泄，而是破與立的對立統一、批判與建設的相得益彰。他們懂得，當批判精神異化為“為批判而批判”，不加分辨地否定昨天、鄙薄今天、懷疑明天，結果只能陷入歷史的虛無：昨天一無所有，今天一無是處，明天一無建樹。
社會總有不完美，值得批判的事情豈止車載斗量。13億人口的中國，快速發展的轉型期，有問題，甚至有很多問題，都再正常不過;即便是已經“熊抱”現代化的發達國家，也不得不承認，“今天，技術的進步已經使得人類可以往返於地球與月球之間，但我們在處理人類事務方面依然捉襟見肘”。對這些問題拿起批判的武器，正確而且必要。問題是，如果人人都坐而論道，誰來為我們解決問題?
與解決問題相比，做個“批判家”並不難，對照理想，現實的缺憾俯拾即是。做個“憤青”就更容易，只需加一句“這個社會怎麼了”，微博便會“很有氣質”。但是，複雜的矛盾不會因批判自然遁形，社會的正義更不會因批判自動實現。斯洛文尼亞前總統德爾諾夫舍克説得好，“單靠政治人物的努力是難以改善世界的”。社會的每一根毛細血管，都不能放棄對肌體健康所負有的責任。
批判是通向正義感的捷徑，是體現存在感的絕佳方式，但歷史的責任不允許我們滿足於道德飆車。中國的進步，不只需要“好不好”、“該不該”的判斷，也需要“行不行”、“能不能”的探尋。制度的改革，社會的改良，人心的改善，有待眾人一起發力。鞭撻黑暗時，點亮蠟燭;蔑視貪婪時，拒絕同流;痛斥冷漠時，伸出雙手……我們不僅要做提出問題的共同體，更要做解決問題的共同體。
“顛簸於批判主義的無邊波浪之中，我們需要尋找一塊陸地建構自己的理想。”令人欣慰的是，在我們的時代，有18名路人漠然而過的佛山街道，也有大學生司佔傑傾注愛心的麻風病村莊;有彭宇案莫衷一是的質疑，也有碩士生李英強興辦鄉村圖書館的志向;有郭美美炫富的空虛手袋，也有志願者行動的樸實守望;有校園裏“懷疑的時代還需要信仰嗎”的不休爭論，也有新聞界“我是建設者”倡議的強烈共鳴……站在這塊劇烈轉型的不完美土地，有人沉溺於憤世嫉俗，有人習慣於悲觀抱怨，但總有一些人以行動肩起責任，用積極主動的點滴努力，積攢起改造社會的正能量。
時代不僅需要解構，更需要建構。不要把批判的自由留給自己，卻把創造的權利讓給別人。歷史的原野如此遼闊，作為時代的一員，你完全可以栽下花草、留下芬芳，種下樹木、留下清涼。不僅當一個批判者，也要做一個建設者，每個人的一小步，就是時代前進的一大步。
有個體意識，也要有全局觀念
在今日中國的現實語境下談全局觀念，很容易招來拍磚乃至譏笑。一個傳統上如此重視集體歸屬感的羣體，又剛從“狠鬥私字一閃念”的年代走出來不遠，很多人還沉浸在對“無我”的反思之中。追求個性的張揚，強調多元與多樣，思想的鬆綁，彷彿才剛剛開始。有什麼必要在肯定個體意識的同時，強調全局觀念的“也要”?
這正是社會治理的複雜性所在。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沒有哪種觀念像個體意識與利益訴求一樣，如此席捲人心。從“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到“我的地盤我做主”，從“言利未必非君子”到“無利不起早”，個人利益已經成為很多人處理社會關係的出發點。或含蓄或直白，或温和或激烈，對個體的強調，迅速在社會價值譜系中全線展開。
觀念的演進，源自奔流的實踐。個體意識勃興的背後，是告別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進程。明確的權利主體和利益邊界，是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內在要求。“凡是涉及羣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羣眾意見，凡是損害羣眾利益的做法都要堅決防止和糾正”，也正是因為對個體利益的尊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才贏得了億萬人發自內心的推動。只有集體沒有個體的時代一去不返。
然而，“全局”從來不會因為對“個體”的強調就不復存在。辯證法的偉大在於，它永遠提醒我們認識到問題的另一面。垃圾焚燒廠建在你這裏不行，建在我這裏也不行，但它總要建在一個地方，否則必然是垃圾圍城;修橋修路修車站，拆你的房子不行，動我的奶酪不許，但它不可能修在空中，除非大家都不過橋不走路不出遠門。一邊抱怨霧霾遮天，一邊不願安步當車節能減排;一面痛罵就醫難買房貴，一面又都想掛專家號住豪宅，這樣的“通吃心態”，不止是在初級階段的中國行不通，在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恐怕也都會碰壁。
一切都讓個人聽命於集體，強調個人為“全局”無條件犧牲確屬苛求;但“我滿足了，才是公平，我滿意了，才叫正義”，肯定也非理性。如果每個人都想着一己之私的最大化，完全以自身的感受衡量社會進步，“各私其私，絕無國民同體之概念”，不僅難以發育出良好的社會，也難以長久維持個體的利益。
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利益多元的時代。如果我們承認權利和利益的多元多樣，歡呼由此帶來的文明進步，那麼也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不同的利益都要尊重，個體與整體必須協調。近年來，無論是地鐵禁食的爭議，小區文明養犬的討論，還是公共場所禁煙引發的熱議，一系列公共事件無不提醒我們，個體行為並非是可以肆意奔突的河流，權利是有邊界的。正如諺語所説，你揮舞拳頭的權利止於我的鼻尖。懂得不同主體的妥協溝通，才能形成多元共存的利益格局。
社會的發展，將個體的尊嚴和福利推上了空前的高度，但也要看到，超乎歷史條件和時代環境的個人主張，可能成為國家之痛。對“從搖籃到墳墓”高福利制度的過度追求，讓歐洲國家掉入高成本、高税收的陷阱，社會危機由此而生。同樣地，在中國進入快速城鎮化的當下，要求取消所有城鄉差別，在教育、醫療、户籍制度等方面實現絕對的均等化，不僅是脱離歷史的，也是超越時代的。
從世界範圍來看，20世紀以後，傳統的權利概念經歷了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即絕對的、排他的權利須受到某種限制，以服從公共利益的需要。這個過程也是作為個體的公民重新進入社會的過程，是意識到權利之上還有社會責任的過程。無視他人權利和社會整體利益，脱離時代的語境，抽象的權利只能在現實中逐漸風乾。
不要總讓“個體”與“全局”彼此排斥、互相追尾，不要總將對“全局”的考量，放在“個體”的對立面上。標籤盛行的地方，理性容易枯萎;思維陷入絕對時，真理即成謬誤。如果説，個體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只是公民意識成熟的第一步，那麼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還需要每一個人更多秉持目光四射的全局觀念，更多承擔力所能及的社會責任。
有“問題意識”，也要有“過程意識”
曾有學者慨歎，我們遭遇了一個“問題的時代”。從大都市惱人的霧霾到田野間空心化的村莊，從“蟻族”、“蝸居”難圓夢想到“舌尖上的安全”屢現危機。翻開報紙，相關討論不絕於耳;打開網絡，種種質疑迎面而來。一時間，問題讓人煩惱，問題使人憤怒，問題令人“絕望”。
如何看待我們時代的問題?
“不迴避矛盾，不掩蓋問題”，的要求，是對問題應有的態度。“問題是時代的聲音”，30多年改革開放歷程，可以説正是在解決問題中步步向前。如果眼裏沒有問題、心裏沒有期待，也就不會改革、難言發展。有“問題意識”，是認識能力提升的表現;能暢所欲言直面問題，更是時代社會的進步。
然而，過猶不及。如果“唯以問題識天下”，羣情激憤中，任“問題焦慮症”裹挾成極端情緒，固化為狹隘認識，演變為偏執思想，將人人變成易燃易爆品;如果“只讓問題遮望眼”，心灰意冷間，讓“問題悲觀症”驅逐社會自信心，抵消發展正能量，吞噬我們的幸福感，“問題意識”本身就也成了問題。
今天的中國，發展很快，矛盾高發，問題不少。我們固然要有“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緊迫感，但也不能期望萬年之事、朝夕解決。將問題拖成歷史問題誠不可取，畢其功於一役也絕不現實。任何時候不能忘了，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面對各種問題，不切實際的空頭支票，超越階段的誇張口號，或是“一招就靈”的萬能良藥，不是天真幼稚，就是輕浮狂躁。
歷史無非就是問題的消亡和解決，現實也無非是問題的存在和發展。從辯證法的角度看待我們所處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個不斷髮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關鍵是要把問題放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觀察，與國情對接、跟現實對錶。一年一度的春運最為典型，一個多月34億人次出行，而人均擁有的鐵路，還不到一根香煙長度。現代化的速度提升了，過程卻無法壓縮，再加上不斷增大的人口規模、水漲船高的期待訴求，都使問題的存在有客觀性、必然性，問題的解決有複雜性、長期性。
希望找到一個總開關，按一下就解決所有問題，肯定是空想。但在充滿糾結的生活中，幾乎每一個問題的細節裏，倒確實暗藏着一個“哲學按鈕”，按下那個按鈕，被遮蓋的意義就會一目瞭然。比如，農民工問題。過去十幾年裏，2.6億農民相繼進城，接近俄羅斯和日本人口的總和。他們的生活要在短時間內超越“綠皮車、編織袋”階段，子女教育與就業，自身醫療與住房，十幾年積累的問題要一下解決，即便是奧林匹克山上的希臘諸神，恐怕也無能為力。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消化問題同樣需要時間。用辯證法的方式考量社會進程，才能還原事件的真實意義。
解決問題的願望迫切，可以理解，更應該重視。不過，如果能多點“過程意識”，會更有利於看到主流、形成共識。比如教育公平。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占三分之一強。異地大學聯考理應破冰，可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地開閘放水，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即使翻番，也無法滿足如此激增的就讀需求。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進一步提高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比例。不正是在這樣的日拱一卒中，才逐漸逼近問題的最終解決?
抽象的價值，存留在理論之中;具體的公正，則需體現在每一個人身上，不像喊喊口號那樣簡單。醫療改革既需協調利益魔方，更需面對海量剛需和分佈不均的現實;收入分配改革“分好蛋糕”理念明確，具體調整卻是複雜的系統工程。知易行難，在當前中國，尤其如此。不存在一種簡單化的理念，可以立竿見影搞定所有“中國式問題”。30多年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正是從哲學層面上理清了問題與過程的關係，才摒棄了急於求成的冒進，拒絕了休克療法的誘惑，找到了正確的邏輯和順序。
風雨多經人不老，關山初度路猶長。有時候，我們的確感到被問題“追着走”、“推着走”。這可以理解，轉型期中國問題一大堆，公眾和輿論更加敏感，未來的改革之路肯定也充滿挑戰。但也要看到，正是在對問題的不斷突圍中，國家社會得到了實質性改善。既有“問題意識”，也有“過程意識”，才能讓改革者有更多回圜餘地，才會對未來更有信心。
有“權利意識”，也要有“法治觀念”
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的最大變化之一，就是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如果説，當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電影，曾讓人們充滿好奇，那麼今天，“討説法”已經成為社會口頭禪。從主張經濟、社會、文化和消費者權利，到捍衞政治、環境、食品安全和納税人權利，“權利意識”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深入人心、影響社會、改變國家。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走向權利的時代。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自由平等意識、網絡媒體勃興提供的多元表達平台、民主政治進步造就的個體意識啟蒙，所有這一切，成為人們權利意識的萌發、表達和伸張的“時代註腳”。與之相伴，“權利意識”的高漲，也為樹立法律權威、培養法治觀念、發掘公民意識，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成為社會進步的催化劑。“一元錢”官司的較真，釐清的是社會是非觀念;“物權”概念的普及，調動起創造財富的熱情;“環境權”的主張，增強着生態文明的羣眾基礎……
與此同時，時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下，在極短時期內高漲的權利意識，也呈現出某種“初級階段”特徵。正如《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指出的，“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權利，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由此導致公眾權利意識強與社會責任意識弱並存這一現象的存在”。飛機航班延誤，衝上跑道攔飛機;發生醫患糾紛，把棺材花圈抬到醫院;網上討論辯論，動輒粗口相向，乃至暴力威脅……一些人為了維護個人權益，無視他人權益，罔顧公共利益，甚至更進一步，把他人權益、公共利益當作討價還價的籌碼，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這種走岔道的極端方式，將“權利意識”異化為“交相害”而非“交相利”的行為，讓人遺憾，也發人深思：權利的風帆如何行進，才能抵達文明的彼岸?
“在一個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會裏，一個人所能夠擁有的一切權利，其唯一的來由是法律。”法學家傑里米•邊沁的結論一針見血。“權利意識”的伸張，離不開“法治觀念”護航。在法律的條款中去尋找依據，權利的主張才能水到渠成;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推進，權利的實現才能順理成章。反之，把“權利”當作為所欲為的通行證，認為有了利益訴求，就能夠理直氣壯地去衝撞底線、挑戰規則、突破邊界，整個社會又如何做到和諧運轉?
一個成熟的社會，有許多不言自明的遵循：在高速公路開車，儘管車是自己的，但是不能超速行駛;在城市裏蓋房子，儘管土地使用權是自己的，但依然要服從市政規劃。這些常識的背後，是對個人權利的清醒認知——沒有什麼權利是絕對的。任何個人權利的行使，都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權利，不得損害社會的公共利益。惟其如此，自己的權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人的權利才能得到維護，社會的福利才會趨於最大化。
今天的中國，正處於從傳統到現代的艱難爬坡中，法治觀念必須“跟得上”權利意識的步伐。一邊是權利意識已經成為人們的慣性思維，一邊是法治觀念尚未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其間的落差，很容易造成社會生活的失序。沒有對公共規則的遵從，我行我素的自由，就會導致“組團式過馬路”的亂象;缺乏對法律程序的敬畏，對化工項目的異議，很可能演變成行為失控的騷亂。那種只問結果不計手段、“以錯糾錯”式維權，看似“高效有力”，卻會讓更多人不講文明、不守規矩。在這個意義上，權利如果不能正確行使，不僅不能成為法治進程的鋪路石，反而可能變成社會動盪的導火索。
“哪裏沒有法律，哪裏就沒有自由。”任何社會行為一旦脱離法治視野，便不可能帶來公共福利的實質增進，也難有公平正義的真正實現。今天，如果説，“權利意識”的啟蒙我們已經完成，那麼“法治觀念”的啟蒙還在路上。這也是黨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深層原因所在。既要“權利意識”，也要“法治觀念”，二者彼此砥礪、相互促進，才能讓法治精神融入社會治理和社會生活，使“權利意識”成為構建現代公民人格、建設民主法治社會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