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幹部新要求材料

　　黨員幹部新要求材料

在工作中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不足，過於謹小慎微，不能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比如，一些幹部負責處理或者撰寫大量報告，各種報告側重點有所不同。本站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黨員幹部新要求材料資料，歡迎參閲。

“幹部工具化”有何突出表現?

思路僵化。一些幹部在工作中特別是在服務羣眾過程中，凡事都按照文件要求辦，按指示辦，囫圇吞棗，“不敢越雷池一步”，理解機械，不考慮實際情況。這麼做，雖能保證文件精神在表面上精準落實，但忽視了實際問題的真正解決，偏離了實事求是工作精神，導致民眾辦事面臨各種困擾。現實工作中，被要求提供的各種奇葩證明，證明“我是我”“小孩無犯罪記錄”等，便是典型例證。工作人員嚴格按文件辦事，缺乏常識，只認證件不認人，缺少任何一種證明都不能為羣眾服務，這就是不考慮服務對象的特殊性，只認“規定”，否定聯繫實際。又如，在疫情期間，羣眾委託他人代辦事項、遠程視頻協助核實都不能通過，仍然強調必須本人親自辦理;疫情期間，辦事羣眾因材料獲取困難，希望工作人員給予後續補上的機會也不能獲得理解等。種種問題看似體現一些幹部辦事認真，實際上是缺少靈活性，是思想方法出了問題，是教條主義在作怪，而不是所謂的原則性強。

落實虛化。文件精神、上級指示取得成效的關鍵在於落實。一些幹部對上級的信息不分析，“不增不減”，因此就使得文件精神或領導意圖與實際操作及具體落地之間缺少必要的轉換環節，所謂以文件傳達文件、以會議傳達會議，就是一個具體例證。這樣做，表面上看似不存在遺漏、歪曲上級精神的問題，但由於工作中沒有底氣、不接人氣、不接地氣，嚴重脱離實際，最終使得政策落地與初衷不符合，效果不佳，沒有顯示出政策績效。這種“傳聲筒”式的落實表面上看似乎嚴格遵守了政策要求，實際上完全把政策定方向、謀大局的功能與政策執行的靈活性、可操作性對立起來。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注意不到現實往往是變動的，充滿了偶然性、突發性因素。不論政策制定多麼完美，在實際貫徹過程中都應因時因地作相應調整，以便更好地迴應現實。此外，不同地方各有特色，執行過程中也需要講究因地制宜，不能不考慮具體實際，不尊重羣眾意願搞“一刀切”。我們在調研中看到，一些工作表面上幹得有聲有色、有始有終，而實際上都是“花架子”，是落實的虛化或表面化、片面化。

創造弱化。“幹部工具化”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在工作中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不足，過於謹小慎微，不能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比如，一些幹部負責處理或者撰寫大量報告，各種報告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在寫作過程中，會按照既定模板完成任務，而不會進行鍼對性寫作，有所創新、做些突破，當我們在各個層面接觸到這些文件時，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還有一些幹部在對待領導交辦的任務時，會嚴格按照領導説的每一個字執行，甚至達到“咬文嚼字”的地步，深怕誤解領導意圖。這些工作形態實際上無法將工作做到最好，都是在工作中不動腦筋，主動降低自己的思維能力，不革新不創造的表現。

為什麼部分領導幹部成了“工具人”?

工作壓力催生工具化傾向。“幹部工具化”現象與工作壓力有關，是在壓力和困難面前缺乏鬥爭精神和鬥爭本領、“求自保”心態的一種反映。在一段時間內，我們適應了比較舒適的“歲月靜好”的生活，當工作中矛盾和風險比較集中時，就很不適應。比如，近一段時間裏，我們遇到的大事、難事很多，而疫情這樣的重大公共衞生危機就給一線幹部帶來巨大壓力。在內外壓力下，既要把事情做好，又要滿足上級要求，還要防止工作失誤及追責，壓力值飆升。如何才能減壓?封閉自己、不出頭，“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就成了一些幹部的合理選項。

“領導權威”助長工具化風氣。廣大幹部理應高效完成上級交辦的事項，並及時反饋工作情況。但一些幹部為體現自身精明強幹、“靠譜”，值得領導信任，在未理解文件精神、未深耕工作實際的情況下，便急功近利地做工作。此外，有的領導在佈置任務時，會基於對自身經驗和知識自信等給出幾點工作建議，作為執行人員，必須服從建議，領導和執行人員是指揮與服從的關係，辦事人員即使想創新，也無空間可言。

避責心態導致工具化選擇。在嚴厲追責的情況下，對一些幹部來説，如何“避責”成了最先考慮的問題。一般情況下，做事就要承擔責任，不做事就沒責任，但是不做事又會面臨懶政怠政風險，所以避責的“最佳”選擇就是循規蹈矩、無條件服從，完全按上級給定的“路線圖”開展工作。一些認識，如，“創新易犯錯，沿襲更穩重”“照章辦事錯了主責不在我，創造性辦事錯了主責在我”，就反映出一些幹部的思想活動，與其花費時間、精力結合實際情況去琢磨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不如按照以往工作思路和既有“模板”做事，常態化工作比創造性工作出現風險的可能性更小，做起來也更輕鬆簡單，出了問題也較難追責。追責的實際操作過程，也常給幹部以做錯事比少做事、磨洋工更嚴重的印象，所以一些幹部寧願選擇少做事也不願費力去做“不划算”的事。

能力不足需要工具化來彌補。有笑談認為，“中國的一個縣長都可以當美國總統”，但也足見我們的幹部所做工作的複雜性，以及對幹部能力的綜合要求之高。隨着事業的全力推進，能力不足問題對一些幹部來説越來越突出。本領恐慌使得個別幹部進一步把自己“封閉”到文件和上級的指示中，“天塌下來有高個兒頂着”，既然我不能獨立面對問題和壓力，那只有奉命行事。在現實生活中，對一些年輕幹部來説，能力欠缺是更為突出的問題。年輕幹部多是通過考試進入幹部隊伍的，缺乏實際工作歷練，不具備在短時間內把握和處理複雜現實問題的能力，但問題和矛盾不等人，只能在幹中學、學中幹，這個學與乾結合的過程，更多地反映在對“工具化”的認同上。對一些幹部來説，按文件和上級領導指示，把任務傳導給下一級單位，是最為省心省力的選擇。而個別直接面對羣眾的基層單位，在壓力超出能力之外時，則往往優先選擇以“上級要求”為由，以“一刀切”的方式應對多種訴求和諸多難點，“執行上級指示”是其能力不足的最佳護身符。

錯誤權力觀契合工具性服從。現實生活中，“權力依附”依然存在。一些幹部誤解用權為民的人民權力觀，把自己的升遷寄託在“一把手”身上，把自己服務的對象也聚焦於“一把手”身上，因此在領導面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深怕違背領導意志。這種狀況客觀上對於落實工作也有好處，但因其根本上的價值觀錯誤，工作績效終究會成為負值。在下級幹部不假思索、不聯繫實際地全力執行領導意圖、全面做好領導佈置的任務時，如果執行的是科學決策，但因存在“邀功”的盤算，往往會出現不斷加碼的問題，好事變成壞事;如果領導意圖或決策有偏差，則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無論哪種情況，都會帶來糾偏成本極大的問題。此外，權力依附還帶來了人身依附、職務依附、羣體依附，使個別幹部變成貫徹某個領導意圖的工具，甚至成為所謂混官場的“高級黑”。

“鐵飯碗”“零部件”心態塑造工具化認知。一些幹部沒有正確看待公務員職位的“為公”特性，僅僅把工作視為“鐵飯碗”，導致他們不會用心去思考把握工作。在他們看來，工作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生活中還有家庭、各種愛好等，要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以我為主”，不能“捨本逐末”。這種對待工作的敷衍態度，往往造成幹部工具化傾向。有些幹部缺乏進取心，認為體制如機器，每個幹部像機器的零部件一樣支持着體制運轉。“零部件心態”讓一些幹部覺得自己卑微渺小，存在可有可無，每天“打醬油”也能“混過去”，伴之“鐵飯碗”觀念，領導推一推，我就動一動，不會多想應該如何使工作做得更出色。

體制誤讀強化工具化自覺。個別幹部對黨的根本宗旨和權力組織架構的認識不到位，認為我們的體制要求的就是“服從”，強調“權威”“忠誠”“守規矩”，反對靈活與創新，因此我們每一個幹部都是“工具”，工具化是必然的。這種認識表面上看似符合實際情況，其實似是而非。這種認識看似忠誠於體制，實際上是囿於體制帶來的資源與好處，並不等於從價值觀上對體制的認同。這種認識在實踐中往往轉化為唯領導馬首是瞻，領導説什麼就是什麼，不能質疑領導決策，認為這是“政治正確”“大局意識”，進而放棄獨立思考，不斷自我否定。相反，創造性開展工作，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則往往會被個別幹部視為挑戰領導權威，不服從組織安排。而上述這些誤讀正在為“幹部工具化”背書。

對策

首先，廣大幹部必須釐清認識。有人認為，應該肯定“幹部工具化”積極合理的方面，我們的幹部不就是要“聽話”嗎?不就是要做我們事業的“螺絲釘”嗎?這是一種錯誤認識，是對共產黨幹部定位和要求的嚴重誤讀。毫無疑問，幹部必須要堅定地貫徹政治路線，同時必須以實際行動引領羣眾沿着政治路線的方針政策前行，而幹部只有不違規、不消極，才能組織帶領好人民。我們的幹部確實是黨和人民事業的“螺絲釘”，強調的是忠誠、擔當和價值認同，與工具化完全不能劃等號。工具化是一些幹部消極的、被動的、得過且過的應付策略，與黨和人民的事業要求相左。其次，廣大幹部要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最新指示，切實提高政治能力、調查研究能力、科學決策能力、改革攻堅能力、應急處突能力、羣眾工作能力、抓落實能力。

2020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清醒認識到，自己手中的權力、所處的崗位，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來為民謀利。各級領導幹部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政績觀、事業觀，不慕虛榮，不務虛功，不圖虛名，切實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是廣大幹部正確理解自己手中權力、科學看待幹部身份和具體職位、摒棄工具化幹部的方法論，不忘初心，才能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