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純如《南京大屠殺》讀後感精選三篇範文
張純如《南京大屠殺》讀後感
今天是南京大屠殺70週年紀念日，今年是中國全面抗日爆發的70週年，在中國，不斷有“理性人士”出來撰寫雄文，警告我們不要大量宣傳日本人當年的暴行，要避免中國人仇恨日本。如他們所願，現在政府和這些“理性人士”相互配合，在70週年之際默不作聲，最多走走形式，根本沒有鄭重其事紀念的心。可能所有的中國人都忘了往事，讓日本右翼滿意，這樣就可以顯得我們多麼“理性”呀！
如果要避免我們仇日，那麼南京大屠殺無疑是最容易讓中國人產生仇恨的，那麼按照“理性人士”的邏輯，我們中國人就應該讓美國電視劇《英雄》中的那個能清除記憶的海地人來抹掉我們南京大屠殺的記憶，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是否應該忘記南京大屠殺來博得“理性”的“美名”呢？
我個人以為千萬不要聽從這些“理性人士”的胡言亂語，他們自己缺鈣也就罷了，還想把中國人都搞成缺鈣才高興。
他們一個重要的論點是歷史已經過去，現在宣傳日本人的暴行會讓中國人產生仇恨。那我要説説我的看法。仇恨作為一種人類情感，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那些軟骨中國人卻極力把它變成一個貶義詞。我要告訴他們，我個人就是對日本法西斯產生了無比的仇恨，他們的獸行是對人性的毀滅性的打擊。如果一個人看了張純如女士的書而對日本法西斯不產生仇恨，那我會懷疑此人是否還有人性，可見在這裏我反而認為不仇恨才是沒人性。我本人看了一些講述納粹黨衞隊和蓋世太保的書，以及看了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單》後，我也同樣仇恨德國納粹。從廣義上説，我仇恨所有泯滅人性的行為，這種仇恨不對嗎？
當然一定會有人説，我們所説的仇恨不是指仇恨法西斯，而是指仇恨當今的日本。那麼我倒要問一問先生們，你們既然這麼有理性，這麼有思辯能力，為何你們從來沒有做過這些區隔，而僅僅是籠統的説“不要仇恨”，好像一仇恨就錯了呢？另外，即使有人仇恨當今日本，是不是也應該區隔一下他是仇恨整個日本和所有的日本人還是隻仇恨那些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分子如果只是後者，那又有多大的錯呢？這些你們為什麼不區隔，是有意不提還是腦子笨？如果是有意不提，那麼只能説明你的思維不公正，居心叵測；如果是腦子笨沒想到，那就不要裝什麼“理性”，也不要裝什麼自己有“新思維”的能力。
當然“產生仇恨”只是一條教育我們忘記歷史的主要理由，“理性人士”們還有其他的理由，如歐洲人都不提德國的二戰暴行，和德國從歸於好，德國還成了歐盟的發動機之一，所以我們要學習歐洲人，忘記不愉快的歷史，來擁抱日本吧！但是我想請有此觀點的先生們注意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德日兩國在對待歷史問題的截然相反的態度，至於雙方的態度有何不同，我想我不用在這裏費筆墨了，我只想問“理性人士”們幾個問題：如果德國像日本人一樣否認暴行，歐洲人會輕易接納德國嗎？如果日本像德國一樣懺悔自己的歷史，我們中國人是不是不原諒日本哪？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其實就一直在等着原諒日本呢，只要它稍微有一點誠意，我們馬上就會原諒，只是日本人不稀罕你的原諒，當然似乎也用不着，現在有如此眾多的中國人不是已經在罵我們不原諒日本，糾纏於歷史嗎？今年就日本二戰強徵慰安婦的問題，美國和荷蘭的議會都通過決議，要求日本承認錯誤，最近加拿大議會也通過了同樣的決議。看來“糾纏”歷史的不只是中國人，而那些“理性人士”對於洋人的決議卻半個屁也放不出來，請問你們為什麼不敢對洋人的決議進行批判，你們那套“不要仇恨”的理論為什麼不去教育洋人？看來歷史問題洋人説得中國人卻説不得。在我看來，這些“理性人士”不過是洋奴而已，日本人是洋人，美國人加拿大人也是洋人，僅此而已。他們就只敢對國人嗷嗷叫，在洋人那裏乖的像個寵物狗。
當人還有“理性人士”著雄文告述我們戰後日本如何的援助我們，我們要感激日本人，所以不要提歷史了。那麼我想請有此觀點的先生，你能否再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日本在中國造成了多少財產損失，況且還有那麼多的人命能用金錢衡量是多少嗎？日本戰敗後，中國政府又要了多少賠償，你願不願意寫。日本援助中國是事實，但是你為什麼不寫它為什麼會援助中國？如果我進入你家，殺了你的兒子，強姦了你的老婆和妹妹，還破壞你的家產，後來我就是不承認我犯了錯，不過我給你點鈔票，那麼你是否會對我感恩戴德呢？如果不是，那你的文章還是收回去吧！
寫了這些不過是我對中國的這些“理性人士”的一點批駁，我不認同他們的觀點。不過這些先生們應該高興，你們的努力結出了“碩果”，你們的觀點已經成了主流，我們中國人依你們所願，忘記了歷史，如果有人提，那麼就説他是“憤青”，沒有理性，“喝狼奶長大的”（讓人奇怪的是，喝狼奶長大的中國人沒有去侵略別人，而那些文明的，文明的，文明的，文明的西方紳士和東方武士卻來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到底是誰喝狼奶長大的？）。忘記歷史是一定會實現的，比如最近電影《色戒》熱映，從媒體到網絡一片阿諛奉承之聲，如果有人指出此片美化漢奸，侮辱抗日烈士，立刻會有一羣中國人來羣毆他，還嘲笑他都什麼年代了，還提那些老黃曆。可見我們中國人大部分都淡忘了歷史，不但自己淡忘，還不允許別人記得。“理性人士”是多麼成功呀！
如果我當只一個人的面強姦他的母親、妻子和女兒，如果他明知不是我的對手，他還是奮起反抗，這就是血性；如果他嚇得發抖，不敢反抗也就罷了，問題時他還要向別人宣傳他是多麼的“理性”，這才是我們國家真正可怕的。當年的汪精衞不是也很“理性”嗎？
我以為，中國人的脊樑從來都是那些有血性的人，而不是那些非常“理性”的傢伙。
張純如《南京大屠殺》讀後感
南京，途經此處的長江水自古以來就奔騰不息，城內古城牆巍峨聳立，蒼天古樹隨風沙沙作響，路邊的那棵老槐清晰地記着禽獸般的獰笑，七十九年前慘絕人寰、泯滅人性的大屠殺依舊曆歷在目。歷史的印跡在訴説真相，城牆邊的血痕不會讓我們忘記那段飽受屈辱的歷史，不會讓我們遺忘幾代人的痛苦，更不會讓我們忘記無辜罹難的三十萬同胞。回首1937年，連續幾個月瘋狂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日本侵略者將無數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殘忍殺害，30萬同胞在短短的時間內瞬間化為一堆悽皚悲愴的白骨，慘絕人寰，悲慟人心。
“三十萬燈彈指滅，一羣狼子聽尖叫。”獸性殘暴的日軍對中華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哪怕用世上最好的文字也無法將最真實的歷史完整還原，因為相比於這場大屠殺的滅絕人性和殘酷無比，所有文字陳述都會顯得那麼蒼白無力。兵燹肆虐、血流成河等一幕幕冰冷冷、悽愴愴的現實觸目驚心、駭人聽聞。在那段屈辱的歲月裏，僅在南京城每天就上演着成百上千的強姦、搶奪、殺人比賽、活體解剖等違揹人類最基本倫理的罪惡行跡，他們視中國人如靶子一樣，瘋狂刺殺；如豬狗一般，肆意殺害；此等禽獸之舉，天理不容。
“一位歷史學家曾經估算，如果所有南京大屠殺的罹難者手牽手站在一起，這一隊伍可以從南京延伸到杭州，總距離長達200英里。他們身上的血液總量達1200噸，他們的屍體可以裝滿2500節火車車廂。”“僅僅南京死亡人數就遠大於廣島、長崎遭原子彈轟炸後死亡人數總和。”等，但日軍對南京的所作所為卻不能僅僅以一紙統計數字來衡量，他們犯下的是滅絕人性的罪行，他們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是無法癒合的傷口，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戰爭賠償那麼簡單，我們需要的是日本人的一次低頭，一次向罹難者道歉的鞠躬，一次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彎腰，然而豺狼始終是豺狼，永遠擺脱不了其嗜血的本性。
戰後日本非但沒能拿出誠意悔改道歉，反而污衊歪曲歷史，教導日本人發動戰爭是為了給他人謀幸福，而日本國家領導人不僅不道歉反而參拜靖國神社，這是否認歷史、篡改歷史的具體表現。追根溯源，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發展是以效忠天皇為至高無上的榮耀為核心的，除了天皇，其他人的生命（包括他自己），都是微不足道的，可以恣意踐踏的。試問，一隻惡狗能訓練出一羣正常的人嗎？隨着日本右翼勢力的抬頭也將給日本社會埋下定時炸彈，隨時都有可能引爆，導致更加嚴重的後果。銘記南京大屠殺才能使我們時刻警惕日本的狼子野心，才能讓我們時刻記得帝國主義的真實面目，才能對此採取積極主動的手段來反擊一切反人類的惡劣行為。
銘記歷史，勿忘國恥，當代青年更應該承擔起責任，如張純如一般，成為一個為三十萬同胞吶喊的戰士。讓更多的人銘記這一段令人髮指的歷史，讓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有我們的聲音，都瞭解這段被國際遺忘的歷史，都能夠看清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都能為世界的和平做一些自己的力量。“罹者去，憑者悼”願在遠方的三十萬同胞能夠看到我們為爭取和平所做的一點點努力而感到安慰。
張純如《南京大屠殺》讀後感
張純如(g,1968——2004)，一位年輕美麗,性格文靜，才華橫溢的華裔女作家,一位敢於伸張正義而著作《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的作者，第一個讓西方國家認識南京大屠殺而震驚世界的人。2004年11月9 日凌晨，在美國加州洛斯蓋多一片未開發區域的一條未命名的路上，用手槍自殺在自己的車內。她的自殺震撼了世界,深深牽動着億萬海內外華人的心。至今，她自殺的原因仍然是一個謎。
我是一個退休的老戰士,一個曾經做過半路出家的中醫心理醫生。前幾年，我從《老年文摘》報上閲讀了有關張純如的二則報道。她的事蹟讓我感動，她的崇高社會責任感和獻身精神，讓我肅然起敬。但説她是因患抑鬱症而自殺？又讓我心存疑問。我總覺得,患抑鬱症自殺是一種病態心理行為，與張純如的精彩人生格格不入。這個疑問一直壓在我的心頭。後來，我學會上網共享信息資源，探索思考了這個問題。我在“百度”找到了張純如，從有關她的資訊裏和她寫的《南京大屠殺》書中，尋找到她的人生足跡和心跡。結果，我發現了她的死因與抑鬱症相關而不相同的結論，探求到了與她”病前的樣子”相聯繫的”心結”。千慮一得,謹以此文，紀念張純如誕生43週年。以表達一個老戰士對一位年輕而英勇先逝者的緬懷之心。
張純如1968年3月28日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她的父母給她取這個儒雅的中文名字，使我們聯想到撫育她成長的家庭環境的和諧與温馨。張純如在伊利諾州長大，當她就讀大學的時候，就明確選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她為了“傳播社會良知”， “通過文字傳達社會所需要的思想和感情”，放棄了即將到手的大學計算機專業學位,轉學新聞專業。1989年從伊利諾州大學畢業後，即在《芝加哥論壇報》擔任記者，1990年與電氣工程師布萊特.道格拉斯訂婚,1991年結婚,7月遷往舊金山灣區。她對早婚非常滿意。她説：“我認為早婚對我的事業很有幫助，這樣我就把那些花在約會這些事情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寫作上”。 她認為自己的丈夫是“最好的朋友，經濟籌劃人，精神諮詢家”。她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寫作博士學位後，即開始了她的專業寫作道路。1996年，就出版了她的第一部書，《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之謎》。贏得了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和平與國際合作計劃獎”。初嚐到了成功的喜悦。
張純如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只是童年記憶中傳説。直到1994年12 月,她在加州聖何塞城郊的庫帕提諾，參加一個紀念南京大屠殺暴行死難者的會議，從會議展放着的南京暴行圖片中，她看到許多慘不忍睹的黑白圖片，受到強烈的心靈震撼。這時的南京大屠殺對她已不再是兒時記憶中的傳説，而是實實在在的歷史。她想，“南京大屠殺，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一幕悲劇。但是，為什麼有人否認它，而且所有的英文非小説類書籍裏，居然沒有一本提到這段不應該忘記的歷史？幾乎所有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卻無人知道日本在中國進行的大屠殺。”她為這一現象感到陣陣心悸。她一直認為人性的本質應該是善良的，而面對南京大屠殺的史實竟是這樣的醜惡和不可思議。25歲的純如毅然站出來決心寫一本歷史著作，“讓世界上所有的人瞭解1937年南京發生的事情”,“探索人性的陰暗面，從日本顛倒黑白的宣揚者的貶抑中，解救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為南京數十萬死難者的無名之墓寫下銘文”。
張純如以如此深情和崇高的責任感，1995年冬季開始，就全身心地投入書寫這本歷史著作。為了弄清事實真相,她隻身展轉於大洋兩岸, 奔走南京的深巷中，尋訪歷史見證人；埋頭在圖書、檔案館裏,翻閲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資料，以及從來未出版的日記、筆記、信函、政府報告的原始材料、甚至查閲了東京戰犯審判記錄稿；還通過書信聯繫西方國家當時在南京的歷史見證者和日本二戰老兵。她發現的重要史料《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和她書寫的《南京大屠殺》著作一道，成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鐵證。
她從查閲大量資料時發現，南京大屠殺在世界歷史上收到的冷遇。這個奇特之謎引起她深深地思考。她漸漸明白，這種沉默的幕後，是冷戰的諸多因素所造成。
美國在二戰後冷戰的緊張態勢中，急於得到它以前的敵人——日本的友誼和忠誠，而姑息了日本的戰爭罪惡，使日本逃避了許多嚴厲的懲罰。令她氣憤的是日本拒絕承認自己的過去。日本交出的戰爭賠款不及德國賠償戰爭受難者的百分之一；德國納粹分子即使沒有受到監禁，至少被迫退出公開的社會生活，可在日本戰後，許多日本戰犯在工業和政府部門擔任要職；在德國不斷向大屠殺的受難者表示歉意的時候，日本卻在東京膜拜戰犯------。儘管證據確鑿，日本許多知名的政治家、學者和工業鉅子仍頑固地一口咬定，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過。並有預謀地企圖扭曲歷史，歪曲和掩蓋歷史真相。在日本，如果有人表明歷史事實真相，就會受到失業，甚至生命的威脅，逼使反對者沉默。純如在進行漫長而艱辛的寫作過程中，常常被這種頑固的態度所激怒。她強烈的感受到書寫這部歷史，不僅要澄清日本軍隊南京大屠殺罪行的本身，而且要揭露日本二戰後六十年來歪曲和掩蓋這樁罪行史實的歷史。這是二個相互關聯又不盡相同的暴行。諾貝爾桂冠詩人伊利.威塞爾“忘記大屠殺就等於第二次屠殺” 和西班牙哲學家喬治.桑塔亞“忘記過去的人，定會重蹈覆轍”的警言，常常浮現在她的腦海。她以“再次凌辱（二度殘暴）”為題，揭露了日本掩蓋這段醜惡暴行的歷史行徑。從二戰後直到她的這本書付梓前，日本面對世界的輿論否認歷史的行為，和對國內正義人士表明真相的良知，採用恐怖威脅逼使他們沉默的種種殘忍手段,都歷歷在目書寫在這本書裏。對此，日本右翼分子當然不肯善罷甘休。一個要揭，一個要捂。這就埋下了日本右翼勢力直接針對張純如而來的一系列矛盾與鬥爭。
《南京大屠殺》一書1997年12月在美國出版後，引起了美國乃至西方世界對這段歷史的關注，喚醒了華人世界對這段歷史的記憶。這本書出版一個月內就被列入美國最受重視的《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並被評為最受讀者喜歡的暢銷書。張純如原本認為“這本書雖然重要，但以為只會得到圖書館的垂青”，沒有想到讀者有如此強烈的反響。她自己也身不由己的被摧上了人生的頂峯，摧上了與日本右翼分子直面論戰的前沿。日本右翼集團受到這從天而降突然襲擊，震開了他們緊緊捂着的南京暴行醜惡歷史的蓋子,而引起軒然大波。他們視張純如為“會讓日本陷入`黑暗傳説`的危險人物”。日本國會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研究張純如書中的錯漏之處。他們一張張分析照片,根據光線、角度、服裝、表情等細節，指控她使用一些照片並不真實，進而大做文章，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日本駐美國大使齊藤邦彥，1998年5月召開新聞發佈會，指責《南京大屠殺》是“非常錯誤的描寫”，曲解了日本。張純如立即要求跟他辯論。12月，美國公共電視台主持人吉姆.萊赫説動了齊藤邦彥與張純如一起參加晚上6點《新聞時間》，在銀幕上對話。齊藤在華盛頓，張純如在加州，由電視台做畫面切換。張純如據理力爭，抨擊日本掩蓋歷史的行徑，並對齊藤發出挑戰，要求他以大使的身份,當場在美國人面前道歉。結果齊藤始終宣稱：日本政府“多次為日軍成員犯下的殘酷暴行道歉”。張純如當場指出：日本政府從來沒有為南京大屠殺作過認真的道歉。在過去幾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學校教科書中從來就是掩蓋、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殺.。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國人感到憤怒。純如説：日本政府“只有認罪，日本才會變成一個更好的民族”。這場面對面的論戰,擊退了日本右翼集團反揭露的囂張氣焰。由於論戰的成功，純如受到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的接見。
純如與齊藤論戰高潮過後的幾年中,她盯牢揭露真相的目標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日本柏房書房後來購買了《南京大屠殺》的出版權，但出版過程中迫於壓力，要求對該書的錯誤進行修改，遭到她嚴辭拒絕。1999年8 月，《南京大屠殺》被拍攝電視節目，成為歷史探索頻道節目專題之一。她非常頻繁地參加社會活動，為揭露南京暴行真相而吶喊。2001年4月23日，在舊金山召開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她第一個登台演講題為“強姦南京”，博得了與會者長時間的掌聲。但也遭到別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攻擊。當場就有兩個日本人站起來向張純如發難，蠻橫提出所謂疑問。純如據理駁斥，批得兩個日本人語無倫次，悻然離開了會場。2001年7月31 日，她和洛杉磯民權律師費希爾在《洛杉磯時報》發表署名文章，批評日本政府拒絕向成千上萬遭受日本軍人之害的慰安婦道歉、賠償。還批評了美國政府對日本侵略罪行的姑息養奸。他們指出：“人們都會認為，一個對衝繩婦女遭到強暴感到憤怒的國家，會非常關心自己國家的士兵在二戰中大規模強暴婦女的歷史。但到今天為止，日本政府拒絕韓國、中國和其他國家修改日本歷史教科書的要求。這些教科書，掩飾日本在二戰時的侵略暴行，其中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對慰安婦的大規模的強暴”。為揭露真相，純如在這場與日本右翼勢力曠日持久的論戰中，充分展現了她的才華。1998年獲得華裔美國婦女聯合會的年度國家女性獎。2002年5月13日俄亥俄州伍斯特學院授於她榮譽博士學位。
張純如的家庭生活，也展現了一個現代年青女性的真誠、善良和美麗。她結婚十年，在繁忙的寫作和社會活動之中，不失時機，早婚晚育，於2002年8月,生了兒子克里斯托弗.道格拉斯。為丈夫、為家人、為小生命奉獻了她的至愛。在懷孕的同時，她還堅持寫作，完成了她的第三部書《美國華裔史錄》並於2003年4月出版。純如在這本書中，追述了華人在美國生存奮鬥參與創造這個年輕國家的150的歷史。“從19世紀中業的淘金潮開始，直至20世紀90年代高科技浪潮中，無論是最早期的華工還是今日在科技領域大顯身手的技術天才，”“展現了他們在邁生的土地上，依靠自己的真誠和智慧，在勞動中鍛造新身分和新命運的決心。”純如寫這本書，也反映了她的心目中所追求的一種人類文明。
為着追求人類文明，張純如透過歷史這面鏡子審視人性的陰暗面，對南京暴行作了深刻的思考。她説：“在我讀完幾箱關於日本戰爭罪行的材料，瀏覽了浩瀚的世界歷史中古代諸多暴行的記錄之後，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與其説是日本在二戰中的行徑是由危險的民族所致，倒不如説是在一個脆弱的文化中，一個危險的政府，在一個危險的時刻，將其危險的理論販賣到另一個與之截然相反的民族所致。我們應以慎重的態度看待南京的暴行，它闡明瞭人是多麼容易被鼓勵讓十幾歲的孩子泯滅天性，成為可怕的殺人機器”。純如所指的“脆弱的文化”和“危險的理論”，實際上就是日本軍國主義時代推行的弱肉強食的文化和理論。日本右翼集團，，至今仍然緊緊抓住軍國主義的幽靈不放，崇尚着這種危險的理論，作為他們的精神支柱。純如思考良久，最後決定撰寫《巴丹死亡行軍》。讓當年日本政府推行的這種滅絕人性的危險理論再一次曝光。讓世人看清，忘記歷史會重蹈覆轍的危險。
《巴丹死亡行軍》是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虐待美國戰俘的又一樁殘暴慘案。1941年12月7日，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陸軍也開始進軍菲律賓，並與美、菲聯合守軍交戰。其中位於巴丹半島上的美、菲守軍與日軍激戰達四個月，最後因缺乏支援與接濟，於1942年4月9日向日軍投降，共約78000人。這批戰俘被解押到約100公里外的戰俘營而踏上死亡之旅。天氣炎熱，戰俘們除了給少許食物外，不再有任何飲食。凡是企圖尋找飲水與食物的，即被日軍刺死或槍殺。即便有躲過日軍視線偷喝到幾口河水，也因河水裏漂浮着屍體和綠色泡沫嚴重污染，引發嚴重的腹瀉、嘔吐而死。一百多公里的行軍，最終到達營地死亡達15000人之多。歷史上把日軍這樁滅絕人性的事件，稱之為“巴丹死亡行軍”。很顯然，二戰中,日軍從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殺慘案”以及其後8年中在中國的大片土地上實行的“三光(燒光、殺光、槍光)政策”，到1942年4月在菲律賓的巴丹半島的死亡行軍事件。雖然發生在不同地區，卻是同一個日本的軍隊，接受了日本軍國主義文化教育的產物。日本右翼勢力的觸覺，對張純如這樣一個“危險人物”的舉措，再不像《南京大屠殺》出版以前那樣遲鈍了。他們居然暗中窺視，採用卑鄙手段阻撓、打壓。
張純如不顧日本右翼勢力的威脅，恫嚇，毅然踏上書寫《巴丹死亡行軍》之路。可惜她病倒了。她的病，主要是操勞過渡引起的。我們看到，張純如從撰寫《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劫難》開始，她既為這駭人聽聞的殘暴罪行而震驚，更被掩蓋歷史醜惡的再度強暴行徑而激怒。一路口誅筆伐艱辛地走過來，心身長期處於緊張的應激狀態。睡眠不好，頭髮脱落，體重減輕，身體健康嚴重虧損；加上晚育得子，生下兒子克里斯托弗以後，原來的生活規律也被打亂，睡眠更差。面臨健康的現狀與她定下的書寫事業，發生力不從心的矛盾。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和書寫《巴丹死亡行軍》的緊迫感，使她心情十分焦急，而這種焦慮的心情對她的失眠更為不利。聰慧的張純如，對自身的健康與疾病的問題，恰是一個盲點。她處在事業與健康的矛盾困擾中,沒有從認知行為上處理好以健康為重，事業來日方長的關係，而使病情逆轉。
最後的問題發生在張純如對自身疾病預後的誤判上。當得知她的病情與“抑鬱症”掛鈎的時候，心情更加焦急。她在抑鬱症的盲區裏茫然，從開始拒認到後來默認，最後被陷在困境裏不能自拔。在健康狀態每況愈下之時，她對“抑鬱症”的病情發展產生了錯誤的估計。她可能認為抑鬱症發展了下去,會導致精神致殘，這將意味着喪失知識生命而失去自身的人生價值。她絕不願意讓一個生命質量極低、毫無人生尊嚴的生命體存在而玷污自己的人生。她趁自己理智尚存，對事業、對家庭一一作了交代和安排。留下要求家人記住她生病前的樣子，記住她“曾認真生活，為目標、寫作和家人真誠奉獻過”的遺言。最終，選擇了“安樂死”。
我對自殺問題，過去總認為是消極行為,是悲觀、絕望的表現。但其實，有些特殊情況的自殺，可能也可以是積極的人生選擇。“士可殺，不可侮”，就是中華文化傳統中，知識分子的一條人生底線。屈原著《離騷》、《九章》，自投汨羅江而死，就是古代的一個先例。在張純如心目中，“魏特琳去世，就是一名英雄之死”。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殺中，曾竭力幫助南京難民，被南京人民稱為“活菩薩”。日軍在南京城中的暴行 ，使魏特琳在精神和肉體上都受到創傷。回到美國，雖經努力治療，但精神仍一步一步走向崩潰。最終，她打開公寓廚房的煤氣開關，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留下的《魏特琳日記》，見證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美國基督教士聯合會宣佈魏特琳死訊時説：“我們認為像在戰場上倒下去的士兵一樣，魏特琳也是戰爭中的犧牲者。”張純如，給世人留下《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留下她未完成的《巴丹死亡行軍》，含恨飲彈而去。她為追求人類文明，捍衞人性尊嚴而死。她的死，是比泰山還重的英雄之死。她昭示人們牢記歷史教訓。“真相是不可毀滅的，真相是沒有國界的 。我們大家要同心協力，以確保真相被存，被牢記，使南京大屠殺那樣的悲劇不再發生”。是的，我們應當牢記歷史教訓，以史為鑑，不讓歷史悲劇重演，共同開拓人類共享的文明和諧的大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