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紅星照耀中國》讀後感800字範文四篇

熱門《紅星照耀中國》讀後感800字範文1

在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曾經有很多國際友人對中國給予過各種形式的幫助，比如埃德加斯諾。

毛澤東曾經説過，斯諾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作為一個美國記者，斯諾是第一個把中國共產黨、紅軍介紹給全世界的人，讓更多的人知道，在東方的大國有着這樣一個政黨，這樣一隻隊伍。

《紅星照耀中國》的意義不只是向外界介紹了中國的革命情況，它還是一部詳盡的歷史資料。

一九二七年之後，由於國民黨的突然反目，血腥清洗，導致大批共產黨人的犧牲，蔣介石撕碎了偽裝合作的面具，意欲致年輕的共產黨於死地。全國各地都在搜捕共產黨，甚至敢於同情共產黨的行為也會導致死刑的懲罰，但是，仍然有更多人冒着掉腦袋的危險，義無反顧的追隨在共產黨的紅旗下，這些人的目的是什麼、理想是什麼、鬥爭的方向是什麼，並不為當時的大多數人所瞭解，在國民黨的宣傳機器的惡意詆譭下，共產黨被説成一小撮反動的暴民，而紅軍則是為數不多的、衣衫襤褸的土匪罷了。

但是國民黨無法解釋的是，如果真如他們所説，共產黨是暴民土匪且人數少得可憐，為什麼一直無法被消滅?相反還繼續擴大着根據地?共產黨真的是反帝的麼?或者如國民黨支持者所説的，他們激烈的抗日口號只不過是爭取公眾的同情和絕望的掙扎，是亡命的漢奸和土匪最後的呼號?

總有些人願意追求真相，即使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險。斯諾無疑是這種人。

儘管心中忐忑，斯諾還是在張學良將軍的東北軍幫助之下，毅然決然的踏入了這個被蔣介石政府描繪成是充滿血腥、暴力、野蠻、土匪當道的紅色根據地，而他所能依靠的，只是一封寫給毛澤東的介紹信。

然而懷着冒險心情的斯諾很快就知道了自己的擔心毫無必要，這些紅色區域絕不是國民黨政府所説的那樣恐怖，正相反，在這裏，有着人民真正支持、信任的政府。

由於外界的封鎖和造謠，共產黨領導人的情況一直不為外界所熟知，國民黨不停地在炮製他們的“惡行”，並且諷刺的是，在多次報道毛澤東、朱德等共產黨領袖死亡的消息同時，他們又懸賞對這些人進行緝拿。

按斯諾自己所説，他只不過是一個好奇心強、敢於冒險的洋鬼子，但是在紅色政權的所在地，他不但受到了貴賓的待遇，而共產黨的領導人們也對其坦誠相見，為其的採訪報道提供一切便利條件，這和國民黨的遮遮掩掩、欲蓋彌彰、顛倒黑白是截然不同的。

通過和共產黨、紅軍的接觸，斯諾終於明白，為什麼會有成千上萬的人不惜犧牲生命而依然加入共產黨，為什麼紅軍在人數、裝備處於絕對劣勢的情況下能夠轉戰南北，為什麼人民羣眾會如此的支持着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

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才有希望，因為紅軍是真正的人民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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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度的心臟地帶，中國的紅軍正在戰鬥，新聞上的封鎖、軍事上的圍剿，讓人們對他們的存在有很多的疑問，但一直沒有答案。

1936年，中國西部地區局勢發生變化，斯諾有機會前往蘇區進行採訪。在蘇區他採訪了蘇維埃政府的高層人物，有中國紅色外交第一人——周恩來，有一把菜刀鬧革命的賀龍，有對世界局勢瞭如指掌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等，也採訪了蘇區的不同羣體，有樂觀向上、井井有條的紅軍，年幼然而勇敢樂觀的紅小鬼，對紅軍充滿信任的農民。同時，作者也對蘇區政策進行了全景式記錄，著成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

書中有一句話：這些青年人無論是在他人面前，還是面對自然、上帝、死亡都絕不認輸——所有的這一切，宛如一部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奧德賽》史詩。這句話讓我感受到紅軍在生死麪前毫不猶豫地選擇犧牲，他們流了不知多少汗、淚、血，這些凝結在了一起，形成了強大的精神與信仰。

暑假我和爸媽去西安遊玩，特意“長途跋涉”前往壺口瀑布，一睹心中嚮往已久母親河的風采。雖然坐了幾個小時的車，但是可以看到這麼震撼的景觀，真是疲勞盡消。

壺口不僅因為“清流飛瀑”享譽中外，更是黃河的重要節點。它是當年大禹治水的所在地，更是紅軍長征、中國民族抗日的重要轉折點。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就是在那時那刻那境創作了不朽的樂曲《黃河大合唱》。我站在壺口前，看黃河水在這裏由寬而窄，由高而低，狹窄的壺口一時容不下這麼多水，於是洪流如萬馬奔騰向兩邊湧去，又有一些各自奪路而走，在兩邊灘壁上散開來。黃河博大而寬厚，柔中有剛，壓而不彎，遇強則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正如斯諾筆下所讚美的紅軍精神——經過許多磨難所鑄就的偉大的精神。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這本書讓我對中國革命史有了更深刻的認知。我們應該銘記這段歷史，銘記那些為新中國甘願獻出自己的一生，甚至生命的青年人，學習他們的精神，去繼續屬於自己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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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星照耀中國》原名《西行漫記》，作者埃德加·斯諾於1905年出生在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他父親開了一家小印刷廠，但他卻走上了一條與父親截然不同的道路，成為世界著名的記者。埃德加·斯諾於1928年來華，曾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1936年6月斯諾訪問陝甘寧邊區，寫了大量通訊報道，成為第一個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

作者根據對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的考察完成了《西行漫記》的寫作，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作了客觀評價，並向全世界作了公正報道。斯諾同毛澤東、周恩來等進行了多次長時間的談話，蒐集了二萬五千里長徵第一手資料，實地考察，深入紅軍戰士和老百姓當中，口問手寫，對蘇區軍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風俗習慣等作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當年10月底，斯諾帶着他的採訪資料、膠捲和照片，從陝北迴到北平，經過幾個月的埋頭寫作，《紅星照耀中國》終於誕生了。

由於斯諾在西北紅色區域的冒險中引起的激情和對中國人民的熱愛，他用了後半生的幾乎全部精力，對中國問題作繼續的探索和報道。《西行漫記》先後被譯為二十多種文字，幾乎傳遍了全世界。該書不斷地再版和重印，教育了千百萬讀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為享有盛譽，家喻户曉的文學作品。

全書共12篇，主要內容包括：關於紅軍長征的介紹;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主要領導人的採訪;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紅軍的軍事策略;作者的整個採訪經歷和感受等。《紅星照耀中國》不僅在政治意義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而且在報告文學創作的藝術手法上也成為同類作品的典範。人物刻畫、環境描寫以及敍事的角度幾近出神入化的程度。《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出版後，在中國同樣產生巨大的反響，成千上萬箇中國青年因為讀了《紅星照耀中國》，紛紛走上革命道路。

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斯諾探求了中國革命發生的背景、發展的原因。他判斷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具體行動，使窮人和受壓迫者對國家、社會和個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須行動起來的新的信念。由於有了這一種思想武裝，使得一批青年，能夠對國民黨的統治進行羣眾性的鬥爭長達十年之久。他對長征表達了欽佩之情，斷言長征實際上是一場戰略撤退，稱讚長征是一部英雄史詩，是現代史上的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斯諾用毋庸置疑的事實向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猶如一顆閃亮的紅星不僅照耀着中國的西北，而且必將照耀全中國，照耀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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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27年11月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區在湖南省成立，它就成了一個謎。更或者，它甚至稱不上一個謎，只能説它是一個傳説。一個無論多少人肯定還是否定，都不可信的傳説。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諾終於有可能穿過那道長城，進入紅區。機會千載難逢，絕不能錯過。他説：“這要經過怎樣的冒險呢?我不知道。但是，在這些年的國共內戰中，已經有千千萬萬的人犧牲了生命。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難道不值得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嗎？我發現我同這個腦袋正好有些聯繫，但是我的結論是，這個代價不算太高。”

於是斯諾出發了，奔赴這場冒險。

生與死已經不在這次旅途的考慮範圍內了，重要的是真相。從西安到保安，去往前線，又冒着炮火折返保安，再從紅的中國出來，回到北平。歷時四個月的採訪，他密密麻麻寫滿了14個筆記本。“共產黨人的頭頂上隨時籠罩着死刑的威脅，不論在上等社會裏，或者在非上等社會裏，他們都是不會暴露自己身份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不僅同毛澤東、周恩來等談話，還從其他紅軍口中瞭解並記錄了賀龍、彭德懷、朱德等革命家的事蹟。最重要的，他還蒐集了二萬五千里長徵的第一手資料。

這些名人事蹟、歷史事件固然是這本報道性作品的主要內容，但真正觸動我的，卻並不是這些人或事的偉大，而是他們偉大之中不那麼偉大的平凡日子。

比如張學良和紅軍合作之初，作者問鄧發：“你不怕丟掉你的腦袋嗎？”鄧發笑着答道：“不比張學良更怕，”語氣詼諧地、輕鬆地，“我同他住在一起。”

比如寫到賀龍的'“傳説”，拎着一把菜刀建立了蘇區。

又比如哪怕作者認為周恩來“是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分子，一個書生出身的造反者”，當週恩來陪他走過鄉間田埂時，他也只想到了那個在南開大學時期演戲時飾演女角的那個青年——因為在那個時候，周恩來面目英俊，身材苗條，像個姑娘。

或許正是因為他實地考察，深入紅軍戰士和老百姓當中，所以才能寫出這樣生動的作品吧。

歷史起起落落，逝者如斯夫。作者也在序言中寫道：“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着。所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確的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這是他們的書。”

拿起這本書，我們一起去1936年的紅色中國旅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