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父親的“工人”生活作文
父親是在縣裏一所有名的中學讀過書的，當時村裏只考上了兩個學生，也算是個“秀才”，可文革剛剛開始，他就早早地“結束”了繼續求學的歲月，回家當了一個農民。
父親的兄弟姊妹多，他在家排行老大，三個弟弟妹妹還上國小，不巧爺爺又染上了結核病，需要長時間服藥調養，家裏的境況可以説相當的艱難。
剛剛下學，十七歲的父親就被熟人介紹到了公社的沙場上班，因為沒幹過重活，鏟沙、翻沙、拉沙弄得父親瘦弱的身體傷痕累累，他有點兒吃不消，可沙場一月十二塊錢的工資和六十個工分，讓爺爺和奶奶不肯罷手。村國小的劉校長和村支部書記老馬找了爺爺和父親好幾次，村子裏缺老師，想讓父親去村裏國小教書。可奶奶不同意，因為那時候做老師工資低，一個月只有四塊錢和二十個工分，而一個農民，在地裏勞動一天能掙到三分，此種情況下，爺爺奶奶當然看得見的只是眼前的日子，決不會因為當老師體面清閒或者説將來會有出息，而讓他放棄沙場的工作。就這樣，父親一干就是八年，八年裏，我的叔叔姑姑都一個個蹦蹦跳跳地完成學業，有的甚至成了家立了業。
三十歲那年，父親因為工作認真出色，做人誠實厚道，還能寫會算，被鎮選派到採石場當隊長，這隊長其實不算個什麼“官”兒，可管着石場裏四十多號人呢，從生產、財物、賬目到吃喝拉撒，樣樣都得須他操心把持。八0年前後，全隊人一月的工資就得發三千多塊錢，父親一回也沒弄錯過。就這一點，跟他幹過活的老馬叔每次見我就説，你爸是個好人吶，沒沾過我們一分錢。
父親去石場上班的第二年，我開始上國小，才對家裏有了更多認知和關注。在我和妹妹模糊的記憶裏，母親常常嘮叨，人家馬二總往家裏拿個火鏟、通條什麼的，鄭三哥常給孩子帶點好吃的回來。怎麼也沒見你往家裏拿過一個草棒兒。説輕了父親不理，説重了，父親也不急，他一邊慢吞吞吃飯一邊説，我是隊長，不能跟他們一樣，公家的，分毫我都不能拿，要這樣，我還有理由管誰去!
娘也只是跟他慪慪氣，是嫌他光幹工作不顧家，有時月底工資發晚了，工友們都會一鬨兒跑到我們家來領工資，母親還得打酒做菜，忙個整晚是常有的事。
石場的車、錘、釺、叉、電線、電器、勞保護品很多，父親從來沒往家拿過一個銅絲兒，記得那年我們村裏扯電燈，馬二偷拿了十米電線回家，最終還是被父親給要了回去，氣得馬二好長時間不跟他搭話兒。
五年級的時候，我們遷到了鄰村的學校去上學，冬寒路遠，我的手常常凍破。母親就説，你們那裏勞保那麼多，拿雙手套來給孩子，誰知道?父親不説行也不説不行，第二天下班，他給我帶來了一雙磨了兩三個窟窿的舊手套，跟母親説，這是誰扔在工地上不要的，被我洗乾淨了，你晚上補一補，給孩子先戴着，等下月發了新的，我再給他換回來。母親儘管不高興，還是熬夜補好。我嫌破，寧肯凍着也不願戴，因為這，父親又捱了母親好幾次“嘟囔”。
父親沒食言，發新手套的當天，他就把新的拿回來給了我，而那雙舊的，被母親補了又補，父親戴了整整一個月。
我記得一年冬天，母親到公路旁出義務工，扭傷了腳踝，腫得厲害下不了地，我和妹妹只能喝白開水泡玉米煎餅，看我們娘仨兒可憐，負責伙食的鄭三大爺偷偷從廠裏帶回來三把油炸饊子，趁父親沒回來就送到了我們家裏。父親回來大發雷霆，那個月，他不僅扣了自己六毛錢，還扣了鄭三大爺兩毛，並對他的做法提出了批評。弄得鄭三大爺很沒面子，在家裏休了兩天病假，父親無奈，帶瓶酒上門道歉，兩個人喝得淚眼婆娑。
父親也不是一件東西沒往家拿過，他拿得最多就是那時的棗莊日報，日報每週一期的文學副刊，是我最喜歡的欄目，那裏面的小説、故事、散文、詩歌讓我回味無窮醉在其中，那時沒有人喜歡看報紙，報紙不是拿去擦屁股，就是拿回家糊窗户貼牆，父親見我喜歡這些東西，心裏特別高興，每個週末都會跑石場總部一趟，找一張副刊回來，這是他多少年也沒有改變的習慣。
後來我考上大學，成了一名國家基層工作人員，父親也從社辦企業下崗成了一個農民，可他常説的兩句話卻讓我牢牢記在心裏：公平公正才能做事服眾，不貪不佔才能做人久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