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課：我們黨如何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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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下面是本站為大家整理的黨課：我們黨如何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供大家參考。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準確把握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基礎上，積極倡導建立並堅決維護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重大政策的轉變，不僅使黨走向更為廣闊的政治舞台，而且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提供了根本保證。
根據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調整黨的政策
1935年華北事變後，中華民族面臨着更為嚴重的生存危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則下降為次要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需要黨的政策策略也隨之進行調整。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着重批判了之前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傾向，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實現了中國共產黨重大的政策轉變，表明黨的工作重心由領導農民開展土地革命進行國內革命戰爭，轉變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全面抗日戰爭。隨後，中共中央又根據形勢的變化，逐漸實現了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策略的轉變。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公開放棄反蔣口號。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中央並轉全體國民黨黨員的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加緊了對張學良、楊虎城及其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爭取工作，並與之結成了“三位一體”的統戰關係。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和推動下，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等人。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大局為重，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中共中央派遣周恩來、葉劍英等前往西安，和張學良、楊虎城一起同蔣介石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談判，迫使蔣介石承諾“停止剿共，聯紅抗日”，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自此，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發表，提出了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等五項要求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等四項保證，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也得到了國民黨內抗戰派的贊同。這次會議上，國民黨和南京政府基本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國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標誌着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初步形成。
以鬥爭求團結堅持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全民族抗戰中，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一方面迫於各種壓力，不得不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另一方面，其反共的立場並沒有隨着抗戰而改變，時刻企圖在抗戰中削弱甚至消滅共產黨的力量。因此，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必須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方針，但鬥爭必須以不破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底線。
1941年1月6日，國民黨頑固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採取攻勢、在軍事上採取守勢，堅決擊退國民黨頑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方針。中共中央以各種方式向各界公佈皖南事變的真相，揭露頑固派破壞抗戰的陰謀，爭取社會各界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1月9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提出了中共中央決定採取的必要步驟：政治上全面揭露蔣介石的陰謀，但暫時不提蔣介石的名字；在“堅持抗日，反對內戰”的口號下動員羣眾，軍事上採取防禦戰；在組織上擬撤退各地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
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重建新四軍軍部，陳毅任代軍長，劉少奇任政治委員。1月25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名義發表談話，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要求國民黨頑固派懸崖勒馬、停止挑釁、釋放葉挺、懲辦禍首等。1月28日，毛澤東與朱德、王稼祥致電新四軍領導人，要求新四軍將領廣為散放就職通電和聲討親日派聲明，在黨內外儘量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陰謀，但在蔣介石沒有宣佈全部破裂時，暫時不提反蔣口號，而以當局二字或其他暗指辦法代替蔣介石名字。
中國共產黨採取的一系列舉措，使蔣介石集團政治上陷於空前的孤立，不得不收斂其反共活動。在3月初召開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蔣介石公開表示：“以後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3月14日，蔣介石約請周恩來面談，答應提前解決國共間的若干問題。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擊退。
在全民族抗戰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一方面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在堅持抗戰中壯大人民的力量，對國民黨頑固派可能對統一戰線的破壞和對日本的妥協動搖保持足夠的警惕，進行必要的鬥爭，堅決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另一方面，在與國民黨頑固派鬥爭時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通過鬥爭逼使蔣介石集團留在抗日陣營內，維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存在和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為堅持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走向更為廣闊的政治舞台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與形成，也極大地改變了黨在全國人民面前的形象，擴大了黨的威望與影響。
本來，第一次國共兩黨合作開創了大革命的局面，推動了大革命高潮的到來。然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蔣介石集團、汪精衞集團相繼背叛革命，對中國共產黨這個昔日盟友及其支持者大加殺戮，迫使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拿起武器與之進行抗爭，於是國共兩黨之間有了近十年的軍事對峙。在這一過程中，無數革命者犧牲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刑場上、犧牲在國民黨軍隊的炮火中。可以説，在大革命失敗後國共兩黨近十年的內戰中，每一個黨員都有自己的親人、戰友為革命而犧牲。然而，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中國共產黨主動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並及時調整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策略，使全國人民看到了共產黨人坦蕩的胸懷，看到了共產黨人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忠誠。
經過長征，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和軍隊人數雖然不多，又地處貧瘠的西北高原，但人們從共產黨人高尚的政治品格和深厚的家國情懷中，看到了其人格的力量，也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和未來，使人們有理由相信，這個黨不僅能成為全民族堅持抗戰的中流砥柱，也能夠成為實現民族復興的堅強柱石。如果説在此之前，對於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説，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瞭解是有限的；而隨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和形成，人們對共產黨也由同情逐步轉變為擁護和信賴，擁護的是共產黨的主張，信賴的是共產黨的品格，這也使我們黨從狹小的天地走向了更為廣闊的政治舞台，黨的力量不斷髮展壯大，進一步成為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併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當之無愧的領導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