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課講稿：黨員幹部怎麼樣提升意識形態
黨課講稿：黨員幹部怎麼樣提升意識形態
提升意識形態能力，已經是我們黨員幹部所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必須着力在提升意識形態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本站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0黨員幹部提升意識形態能力文章，提供參考，歡迎閲讀。
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講一講關於提升黨員幹部意識形態能力的若干問題。
一、為什麼要重視意識形態能力?
一直以來，意識形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於這個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新思考。
為什麼要重視意識形態能力?為什麼要重視各級黨員幹部的意識形態能力建設呢?這裏面有非常深厚的重大的政治考慮。我想原因無外以下幾個方面。
原因一：意識形態事關人心聚散、政權安危
意識形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事關人心到底是聚合還是離散、政權到底是安穩還是危險這樣的大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在這裏，總書記就講了一個關係。一個是中心工作，一個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是我們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各方面工作都要圍繞經濟建設來展開，為經濟建設服務。但是，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並不意味着削弱或弱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意識形態工作。習總書記講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為什麼要加“極端”二字呢?我想，這就與意識形態工作事關人心聚散、政權安危有直接的關係。 習總書記為什麼要作出這樣一個判斷?他説：“歷史和現實反覆證明，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這“三個事關”就直接而明白地説明了意識形態工作為什麼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
進一步説，意識形態工作為什麼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習總書記又從兩個方面給出了分析。一個是從理論上説，一個是從現實上説。
從理論上思考，習總書記提出了兩個基礎的理論。習近平總書記説，“黨的羣眾基礎和執政基礎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精神上喪失羣眾基礎，最後也要出問題”，“鞏固黨的羣眾基礎和執政基礎，不能説只要羣眾物質生活好就可以了，這個認識是不全面的”。習總書記點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理論問題，糾正了過去我們認識上的一種偏差。比如，過去我們認為只要物質基礎搞好了，只要生產力發展了，人們的生活改善了，那麼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和羣眾基礎自然就加強了、鞏固了。但是現在看來，這個判斷有一點簡單。
當物質條件不好的時候，物質條件沒有改善的時候，人們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過上好日子、吃飽飯，所以那個時候思想反倒簡單，思想反倒好聚攏;一旦真正吃飽了飯，吃好了，穿暖了，過上物質有保障的生活的時候，那個時候人們就會出現多種多樣的甚至無窮無盡的想法，這個時候思想反倒不容易統一，不容易凝聚起來了。而恰恰是在這樣一個歷史方位中，黨的羣眾基礎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所以，總書記這個判斷契合了這個時代的時空方位。物質上出問題，肯定是影響黨的執政安全;精神上出問題，最後也要影響到執政安全。
從現實層面，習近平總書記説，“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盪、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也就很難守住。”這裏面我們有很多教訓，如蘇聯解體、顏色革命，我們能看到很多例子。很多看似很堅固、很牢靠的政權，由於思想上的防線失守，導致了其他防線全盤失守，從而導致政權更迭。從實踐中來講，思想防線、意識形態工作確實非常重要。思想防線是一個前沿陣地，前沿陣地失守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如果我們守住了思想防線這個前沿陣地，那麼其他防線相對來説出問題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要提高警惕，嚴加深思、多加考慮。
回顧過往，毛澤東同志非常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同時他也是一位意識形態大師、理論宣傳大師。毛澤東同志曾經這樣講，“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不光靠了“槍桿子”，實際上還靠了“筆桿子”。共產黨在推翻舊政權的時候，首先是在思想上、輿論上形成了對於舊政權的摧枯拉朽之勢，使它在道義上、理論上、發展方向上喪失了合法性，喪失了真理性，喪失了道義制高點的位置，從而為共產黨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羣眾取得全國政權營造了一個非常好的思想氛圍和輿論氛圍。毛澤東同志又講，他説“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由此可見，掌握思想領導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
原因二：意識形態領域面臨挑戰
長久以來特別是當前，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面臨諸多挑戰。這些挑戰是多方面的。
首先，西方國家把我們的發展壯大視為對其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挑戰，加緊對我國進行思想文化滲透，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鬥爭和較量是長期的、複雜的。今天，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個定局。西方國家之所以忌憚中國的崛起，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崛起改變了國際經濟秩序，而且他們認為中國的崛起還代表着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崛起，這種崛起直接影響着它們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也會影響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也對舊的世界格局特別是思想文化格局產生了一種在他們看來具有顛覆性的影響。
中國的崛起可以從兩方面看。作為道路來説，中國道路向其他國家展示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的但同樣也相對比較成功的道路，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道路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種可能性、選擇上的可替代性，從而對西方所主導的道路產生了質疑。現實中這樣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同時，中國的崛起也代表了一種意識形態的張力。正是由於中國的崛起，使很多發展中國家看到了在西方的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之外，還有一套新的能夠論證自己本民族、本國家、本地區發展的正當性的話語和理念思路。這套話語和理念思路不同於西方原有的話語和理念思路，但它同樣也是有效的。所以，西方國家對於中國滲透的背後有這樣一個格局變遷的考慮，他們試圖阻礙，甚至不願意這種變遷發生。
其次，我們看到國內有一些錯誤觀點時有出現，有的宣揚西方價值觀，有的專拿黨史國史説事，有的以反思改革為名否定改革開放，否定四項基本原則。近年來，我們看到對抗日戰爭史、中國革命史、毛澤東、階級、私有制、中國特色、普世價值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網上的各種謠傳，比如“董存瑞炸碉堡是憑空捏造”、“雷鋒典型系虛構”、“狼牙山五壯士拔老百姓的蘿蔔”……各種抹黑英雄、虛無歷史的現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識形態領域複雜而嚴峻的形勢，也充分説明了相當一部分公眾意識形態素養還不夠高、警惕性還不夠強的問題。
再次，在我國社會深刻變革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條件下，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相互疊加、集中呈現，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這一方面體現了社會的進步性，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社會思想意識上的分歧乃至對立。比如，曾經《遼寧日報》發表了一篇編輯部文章，題目為《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老師的一封公開信》。《遼寧日報》聽了許多高校的課，發現“呲必中國”的現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還很過分,必須引起教育界的警覺和重視。然而，我們看到的是，正是這封公開信引發了不同的評價。儘管支持《遼寧日報》的佔大多數，但也相當一部分質疑的甚至是謾罵的聲音，其中有很多還來自高校的教師甚至是所謂的知名教授。這個事件的背後也反映了我們面臨的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複雜性。
二、如何提升意識形態能力
提升意識形態能力，已經是我們黨員幹部所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必須着力在提升意識形態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那麼，意識形態能力包括哪些內容呢?我認為，黨員幹部的意識形態能力應當包括鑑別力、學習力、思考力、創新力和表達力這五個方面。
(一)提高意識形態鑑別力
鑑別力是意識形態能力的首要方面。提高意識形態鑑別力有以下幾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善於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大局。凡屬根本、重大、原則、方向的問題，都是政治;凡是關係到這些方面的事務，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意識形態問題恰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問題。凡是涉及政治層面的問題都一定意義上與意識形態問題發生着直接而有機的關聯。
如果從政治的角度看，新常態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了。在認識新常態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準確把握內涵，注意克服幾種傾向：首先，新常態不是一個事件，不要用好或壞來判斷;其次，新常態不是一個筐子，不要什麼都往裏面裝;其三，新常態不是一個避風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難做好的工作都歸結於新常態，似乎推給新常態就有不去解決的理由了。所以正確認識和把握經濟新常態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實際上有政治的考慮，那麼這裏面就有意識形態在內了。同樣，如果善於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也會發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講，“我要講清楚，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藉機製造負面輿論。”
善不善於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最經典的例子是一個鮮明的對比：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與鄧小平對待毛澤東。赫魯曉夫是怎麼對待斯大林?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祕密報告，赫魯曉夫在報告中講了三個問題：第一，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破壞了蘇聯共產黨集體領導的最高原則;
第二，揭露和抨擊斯大林搞個人崇拜造成的嚴重危害;第三，把產生個人崇拜的根源及其嚴重後果完全歸罪於斯大林個人的不良品質，歸罪於斯大林一人。那麼，鄧小平是怎麼評價毛澤東的呢?鄧小平首先認識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説，“這不只是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政治問題。”所以，鄧小平首先強調“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鄧小平説，“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同志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鄧小平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既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和個人崇拜，又維護了毛澤東的形象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巧妙地解決了一個全國人民思想信仰的問題。
這為人們統一思想、維護團結、保證社會政治局面的穩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孰優孰劣，孰高孰低，我們能夠看得出來了。二者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斷，關鍵就在於善於不善於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赫魯曉夫簡單、粗暴地對待斯大林，導致了思想的混亂，甚至為蘇聯解體一定意義上埋下了思想上的禍根。而鄧小平則成功解決了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問題，成功扭轉了中國的方向，為改革開放的實施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鄧小平是一個非常有意識形態智慧的人。在針對西方媒體來闡述自己的意識形態觀時，他曾經這樣説：“説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果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麼也可以説我是保守派。比較實際地説，我是實事求是派，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的意識形態智慧在哪裏呢?就是在堅持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堅持自己明確的底線和原則，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四項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樣一種智慧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意識形態智慧。
第二個要點，把握一條基本原則。毛澤東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就是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應用到意識形態領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於我們的思想輿論搞得少少的，把有利於我們的思想輿論搞得多多的;把負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
習近平總書記有“三個地帶”的理論，他説：“當前，思想輿論領域大致有紅色、黑色、灰色‘三個地帶’。紅色地帶是我們的主陣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帶主要是負面的東西，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大大壓縮其地盤;灰色地帶要大張旗鼓爭取，使其轉化為紅色地帶。”這就是把我們的地盤搞得大大的，把敵人的地盤搞得少少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思路。所以，我認為，高明的意識形態工作實際上是在堅持原則和底線的前提下推動形成最大公約數的工作。我們要堅持這一個原則，因為意識形態工作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性非常強的工作。
第三個要點，心裏面要裝幾把尺子。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是一把尺子，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一把尺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把尺子，中國國家利益與國家形象也是一把尺子。凡是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我們就要用這幾把尺子量一量，有利的我們就要去做，有害的我們就要去反對。意識形態領域很複雜，有的是認識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問題，有的是政治立場問題，情況是不一樣的。檢驗的標尺就是馬克思主義、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不能以“左”為標尺，也不能以“右”為標尺。“左”和“右”的標尺一定意義上都有形而上的成分在，有了這幾把尺子，我們就做到心裏有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