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紅高粱電影的觀後感範文三篇
紅高粱講述了在20世紀30年代初，九兒在充滿生命力的山東高密大地上，用生命譜寫的一段關於愛與恨、征服與被征服，充滿生命力的近代傳奇史詩鉅製。下面是本站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1紅高粱電影的觀後感範文三篇的內容，希望能夠幫助大家，歡迎閲讀！
紅高粱電影的觀後感1
《紅高粱》給我的總印象，集中到一點，就是充分地全力地表達了影片作者對原始生命力的崇拜。這是一部帶上張藝謀強烈主觀意念的影片，應看做是一部較典型的作者電影。
在《紅高粱》中，張藝謀對原始生命意志、生命力之不可抗拒的讚頌與褒揚，堪説達到了無以復加的極致，達到了幾成精粹的出神入化的地步，這就是一種五體投地的崇拜境界了。
首先是對性的神力的崇拜。在“顛轎”一場戲中，從表層來看，它是偌多抬轎的粗野壯漢對花轎中一位紅裝紅蓋頭新娘的戲謔式惡作劇；但從深層來看，它既是幾條赤膊壯漢面對新娘九兒的魅力所萌動的性的潛在歡悦與渴望的自發宣泄，又是對九兒面臨不合理不人道的兩性結合卻又愛莫能助的悲涼、怨憤之情的自發發作。而惟一能使這一載歌載舞的“顛轎”迪斯科從瘋狂的頂點戛然而止的神力，不是別的，正是轎中九兒的幾聲哽咽的啜泣聲。編導在這一情緒與節奏的轉變點中，把這羣粗野壯漢內心合乎人倫天性的美好性靈洞悉與燭照出來，是影片開始首先打動人心的點睛之筆。這一節奏休止造成的情緒落差，確定了九兒在野漢們心中實際佔據的真正神聖的地位，是影片對性的神力崇拜的一個明證。而在這羣抬轎壯漢中，又惟有“我爺爺”餘佔鰲，以其更加強烈的受性的神力驅使的生命意志力，敢於把自己內心的騷動與渴望一一付諸外在的實際行動——比之於其他壯漢，餘佔鰲確實高出一籌，是名副其實的獨佔鰲頭——憑着九兒曾給他的一個美目顧盼，以至於接踵而來的殺夫、劫妻乃至高粱地裏的交歡野合，都成了一樁樁不再是施暴施惡而是全部順理成章的一攬子“仁”事美差了。這裏的“仁”，不能以狹隘的法的定律為準繩，而必須從更加寬泛的自然與原始的生命定律——種的良性繁衍與發展、種的優勝劣汰中去尋找；而這裏的“美”，自然是進行了藝術的選擇與渲染的電影美（如略去了“殺夫”的直接描寫等等）。當銀幕上展現九兒痴迷地後傾倒地的詩一樣朦朧的近景，餘佔鰲跪在那方倒伏高粱空地上的呈紅色“大”字狀展開的九兒身前的俯瞰大遠景（這裏乾脆是一個宗教式性崇拜、生殖崇拜的肅穆儀式了！）以及逆光中紅高粱影影綽綽在麗日和風中搖曳的動態空鏡，可説是把影片對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此情此景以及情景交融的鋪繪中推到了藝術美的制高點——不過反觀影片，張藝謀實在應當在此處把文章的濃度做得更足一點，以使這一“天作之合，地成之美”的紅高粱地交歡場面，華彩樂章般地達到更其神聖化的境地！
其次是對死的神力的崇拜。在《紅高粱》中，張藝謀要展示我們的人生圖景是：這些十八里坡人，他們男歡女愛，活得自由自在，活得痛痛快快；而為族仇國恥，他們也一定奮起抗爭，報仇雪恥，哪怕是為此而死——而死，也是要死得自由自在，死得痛痛快快！生死愛恨之兩極，相反相成而一致。確實，這些人説死就死，那個李大頭、那個冒充“禿三炮”的路劫者等等，似乎是死得那麼容易、那麼輕鬆又那麼無聲無息。這裏自然不是指這些消極意義的死。而那些有積極意義的死、那些為反抗外族入侵而就義之死——無論羅漢大叔還是九兒乃至“禿三炮”之死於日本侵略者的屠刀與炮火之下，都成為壯烈犧牲之死、震懾人心之死！為此，張藝謀在影片中不惜讓人接受血淋淋的感官刺激，並讓牛的被屠宰與人的被屠宰之均成犧牲做了強化對比。對此，我們當不能表面地視之為在對“犧牲”一詞做其概念本義的訓詁圖解，而是內在地在隱喻牛的犧牲與人的犧牲之不可同日而語。影片的結局使嗜血成性的日本侵略者明白：牛是在沉默中被屠宰而成犧牲，人則在爆發的反抗中成就自己的犧牲，並將與屠宰者同歸於盡。這一表現，也最終成為了對死的神力的證明。
第三是對酒的神力的崇拜。被美其名曰“十八里紅”的高粱美酒，其品格在被重複唱過兩次的《祭酒歌》中得到了最高的褒獎：“喝了咱的酒，滋陰壯陽口不臭……喝了這咱的酒，見了皇帝不磕頭……”而餘佔鰲正是在一醉方休的酒的神力中，把自己同九兒在高粱地裏的私情一吐為快，並在十八里坡人中自古至今傳為美談的——紅高粱酒的神力，就是十八里坡人的狂放不羈的神力；紅高粱酒的品格，就是十八里坡人的自由自在的品格。一四七，三六九：九兒，這個十八里坡的惟一女性，不正是在她入主十八里坡酒坊為掌櫃的那一刻，向酒坊眾夥計們第一次宣佈了自己的小名就是“九兒”（酒兒）嗎?酒與人，其神力與品格之所以一致，就因為兩者都誕生於紅高粱地。十八里坡人以酒為氛圍，十八里坡人以酒為依託；酒彌灑在十八里坡的人羣中，酒成了十八里坡人調節與強化人際感情關係的催化劑。説穿了，影片對酒的神力的崇拜，就是對十八里坡人的神力的崇拜。
《紅高粱》以對性、對死、對酒的神力的崇拜，表現了對人的本性中最基質的精神源泉——原始的生命慾望、意志即生命本質力量的崇拜；它在影片中得到了摧枯拉朽、恣肆汪洋的充分展現，使影片不同凡響地“遊乎逍遙放蕩縱任變化之境”1。這是當今中國影片的一次破天荒的嘗試與探索。我認為，影片得以在國際影壇贏得共鳴與一致喝彩，正是在這一點上；它斷不是用“愈是有民族性就愈有世界性”一言所能概括的。
紅高粱電影的觀後感2
伴着低沉的男聲，一段獨屬於這塊的土地的悲歌緩緩升起。十八里坡上，滿是高粱，象徵着勃勃生機，也象徵着中華民族的威武不屈。在夕陽的斜照射下，大戰後的十八坡伴着一抹血色殘陽。但也是這抹殘陽，染紅了整個坡，高粱在成了紅色海洋的一者。它們預示着，生命的崛起，爆發的抗擊仍將繼續。
《紅高粱》中，由迎親引出了奶奶，為了換一頭騾子，曾外祖父把她嫁給一個麻風病人。迎親路上竄出一個劫道的，轎伕結果了劫道人。後來，他成了爺爺。日本鬼子來了。他們為了修路，用刀逼迫鄉親們，殘害義士，高梁地裏發出怒吼聲，終於，爺爺和眾夥計衝向日本軍車，日本軍車炸飛了，奶奶死了，夥計們也死了。只留下爺爺和爹，整部影片有爺爺奶奶，相遇、相愛、相互扶持的情感過程構成。通過他們對世俗的抵抗，最終相守，再到最終奮起反抗日本侵略。表達了作者對這片荒涼的土地上，這段不畏世俗可歌可泣的愛情的歌頌，對那種獨屬於這片土地無拘無束的野性的讚頌，更表達對中華兒女堅忍不拔、頑強不屈的品質的稱頌。全片其實就是作者對原始生命力，無可名狀的崇拜。
奶奶和爺爺是整部影片的靈魂人物，是與高粱一樣，充滿生機、敢於反抗的代表。奶奶被貪財的外曾祖父賣給了麻風病人，她是個不屈服的女人，但作為女兒，她順從了父親的壓制。而在轎子中，她偷偷藏了把剪刀，為的是不讓麻風病人沾她的身子，在結婚的第一天晚上，她就拿起剪刀向病怏怏的丈夫丟去。她也是個希望追求到屬於自己幸福的女人，在轎子裏她偷偷地看轎伕，爺爺威武的身軀吸引了她的目光。這其實是一種性的暗示，是符合大自然最原始的優勝劣汰的法則，也為高粱地裏的野合提供鋪墊。但最重要的，是奶奶的明大義。當看到羅漢大哥的悽慘情形後，她帶着孩子與夥計們祭拜他，激勵爺爺與夥計們為他報仇。這不僅僅是個人恩怨，更是對日本侵略的一種反抗。這是當時農村女性有較大區別的形象，她的大義凜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爺爺是個充滿責任感的人，劫匪強劫奶奶時，他是第一個衝過去解救她的，是作為轎伕保護新娘應盡的責任。從那，奶奶不禁被他的身軀、外表吸引，也深深地被他的內心所打動。他是一個勇猛的人，知道心愛的女人別土匪搶走，他勇闖虎穴，巧妙地接近土匪頭子，在突然給他個措手不及。為了他的女人，他似乎可以把性命置之度外，不顧及後果。最終連土匪頭子也被他的漢子性格所震撼。真正讓奶奶深陷情網，敢於衝破封建禮教的，是爺爺獨有的野性。從土匪那回來後，他大鬧釀酒廠，先是撒尿，再是將蒸爐裏的高粱用力地全挑出來。這都展現了他男性的陽剛，繁衍所必備的健壯。最終，奶奶被他征服，但他再去抱她時，她沒有反抗，也不顧夥計的看法，一心隨了他。這一次，是超越慾望的靈魂上的結合。當大戰日本人後，看到奶奶的離世，爺爺一動不動，夕陽將他映照在紅色只下，從他的眼中，能讀出悲涼與仇恨，但更多的是對奶奶深沉的愛。
影片中最令我影像深刻的戲，説來好笑，但確實是那場，爺爺奶奶在高粱地裏第一次野合的戲。奶奶看清蒙面人是爺爺，就不動了，她似乎從爺爺鎮定的眼神中看到了什麼，或者説她在此時就已經屈服了。她在那時，就已經鼓足勇氣將年輕的身體給予爺爺，無論有沒喲結果，她都希望將自己奉獻給喜愛的男人，即使這中野合為世俗所不容。爺爺焦急地把高粱扯去，鋪在地上。這象徵着最原始的繁殖即將開始。接着奶奶痴迷地後傾倒在地，同時還流下了多種感情交織而成的淚水。爺爺跪在那伏倒的高粱空地上，奶奶呈紅色“大”字狀展開 ，這彷彿是一種肅穆的交配儀式！太陽下紅高粱影影綽綽，在麗日和風中搖曳，影片對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此時達到了藝術美的至高點。這已不是簡單的交歡場面，而是導演通過委婉的襯托，將人性中至真至純的一面，用華彩樂章達到神聖化的境地！表達作者對根植每個人心中的野性的呼喚。
影片對細節的拿捏很到位，很好地展示了人物的內心，也結合了主題。羅漢大哥離去時，突然改口，從前叫奶奶為“掌櫃的”，但在那一刻卻叫“九兒”，這點明瞭羅漢大哥對奶奶獨特的喜愛。也表明羅漢將真正地離開奶奶，投身於另一件事情。為下文，羅漢加入紅軍積極抗日，最終被敵人捉獲，悽慘而死做了鋪墊。當羅漢被施以剝皮時，整個場面肅靜起來，奶奶捂住了爹的眼睛。細微的一個動作，表現了母親獨有的敏感，但奶奶的眼睛卻仍然盯着羅漢大哥，她要看清日本鬼子醜惡的面貌，喚起自身屬於高粱地的血液，激起對日本卑劣行徑的反抗，又為後來奶奶祭拜羅漢大哥，呼籲男人們去炸日本人的車，做了很好的鋪墊。通過這一個個細節，整部電影如珍珠般串聯起來，突顯了高粱地上，人們不屈的精神。
作者在創作整部影片時，還是保留了較強的個人風格和主觀意識。多用固定鏡頭，表現任務變化的過程。促使觀眾沉下心來觀看。影片在表現奶奶時，多處運用近景，當爹在釀酒缸裏竄來竄去時，不停地喊“娘”，奶奶露出了幸福、温馨的微笑，隨即她看到遠處的一個身影，側光打在他身上，勾勒出羅漢大哥瘦弱的身形，在金黃的光邊，環繞在他身邊，卻預示着狂風暴雨的到來。奶奶趕忙去追，爺爺滿臉的悵然疑惑，逆光從他背後射來，將他顯得更加憂愁，他好象看到了些什麼，似乎危機正在逼近，就如同光一樣壓在他身上。繼而引出日本人摧毀的到來。
陝北的民歌、歌謠，始終貫穿在影片中，成了不可缺少的情節推進器。當夥計們第一次在奶奶面前釀酒時，唱起了《酒神曲》：九月九釀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氣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陰壯陽嘴不臭 ，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剎口，喝了咱的酒見了皇帝不磕頭，一四七三六九，九九歸一跟我走，好酒好酒好酒。曲調高昂，充滿激情，有一種張揚，顯現了高粱酒的醇烈。而當第二次唱起這支曲時，是在祭羅漢大哥的時候，此時的歌曲就變得悽哀悲涼，又透出一種反抗、執着，表明男人們將要為他報仇而放手一搏。爺爺也有兩次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第一次是在交合之後，還帶有一絲男人征服女人後所含有的勝利的喜悦，一種肆無忌憚。而第二次是在奶奶被打死後，爺爺面無表情的歌唱，彷彿是在送愛妻魂歸西天。是一種情到深處的肝腸寸斷。
影片的故事情節設置巧妙，環環相扣，但是在前面爺爺奶奶相遇的敍述上過多，導致後來日本侵略的情節加入時，顯得有些突然，頭重腳輕，愛國的情感就無法充分的表現出來，也不能通過層層鋪墊，渲染出高粱地上乃至全中國人民，所共有的堅韌執着、堅強不屈的精神。如果能多做些鋪墊，將能有效地卒章顯志。
在血色殘陽下，整片高粱地都成了血紅色，那是日食所代表的悲哀，那是被鮮血映紅的高粱，那是爺爺、爹痛失愛妻、母親的傷痛，是作者對高粱地上人民最崇高的禮讚。高粱被踐踏了，但還有許多高粱在瘋長着，那是華夏民族旺盛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文明，是爺爺身上帶有的狂野。爺爺的狂野是原始的、野獸般的狂放，不僅是男人生命中最真最核心的特點，還是中華兒女，能抵住侵略，奮起發抗的基礎。作者通過這部影片，呼喚人類天然的本性，刺激人們對勃勃生機的追求。
紅高粱電影的觀後感3
影片根據莫言同名中篇小説改編，由著名導演張藝謀執導，中國第一部走出國門並榮獲國際A級電影節大獎的影片。影片公映後，產生了空前的影響力，在當時一張電影票價幾毛錢的情況下，該片票價居然炒到5-10元。影片並未照搬小説的意識流結構，而是將故事改為直線敍述，導演、攝影精心復現了小説構造的色彩世界，使畫面非常具有視覺衝擊力，以如陽光般眩目、熱情似火的紅色震驚了影壇。
（一）選角經過：鞏俐對史可，還是鞏俐合適
楊鳳良（《紅高粱》劇組副導演）
楊鳳良導演當時在《紅高粱》劇組任副導演，他披露了當時尋找演員的過程：“當年鞏俐還在中戲表演系讀二年級，也就22歲。‘我奶奶’這個角色很關鍵，尋找的過程也比較費腦筋，找了幾個人選，史可也是候選人。正準備回去的時候，北影導演李文化的女兒、當時也正在中戲導演系讀書的李彤説：鞏俐演這個角色肯定合適。和鞏俐見面談了不到10分鐘，她當時看上去很瘦，但是很有一種獨特的味道。分別給鞏俐和史可造型，發現感覺不太一樣，後來又拍了她們兩段小品，還是覺得鞏俐更合適。”張藝謀曾談到他第一次與鞏俐見面時的情形：“第一印象是清秀、聰明。當時她穿着一件寬大的衣服試鏡，與我想象中的女主角對不上號，經過進一步接觸，發現她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外表很純，不是那種看起來很潑辣的樣子。外表不張揚、誇張，但性格又可以很好地傳達出來。”楊鳳良稱：“《紅高粱》劇組選演員實際上出發點特別簡單，沒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也沒有所謂的炒作，就是想找長得像的人物。選擇姜文也是如此，那時他已經演過謝晉導演的《芙蓉鎮》了，可以算是很有經驗的演員，我們知道他演過，有意不去看《芙蓉鎮》，如果看過他演的秦書田，或許就不會選他演《紅高粱》中的‘我爺爺’。當時的想法極其簡單，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沒有顧忌，乾淨得一塌糊塗，包括那時人的心境也是如此，現在再也找不回來了。”
（二）參賽幕後：《孩子王》出，《紅高粱》入
餘玉熙（原柏林電影節中國選片人）
中國與柏林電影節的緣分，起於1981年，那年上影廠的《燕歸來》有幸代表中國入圍參賽。在1988年之前，中國影片《鄉情》、《血，總是熱的》、《雅馬哈魚檔》、《陌生的朋友》等片也曾參加柏林電影節，當時評委與電影節觀眾普遍認為：中國電影政治色彩重。
現任新畫面影業公司總經理的餘玉熙女士，是柏林電影節授權的首位中國選片人，1980年被公派到德國歌德學院進修，在柏林結識了柏林電影節的前主席哈德爾先生，餘女士透露，哈德爾主席對當時尚未完全開放的中國的熱愛也是對中國電影的信任，然而這種等待一直到1988年才得以真正實現。餘女士介紹，1987年底電影局已經確定《孩子王》參賽柏林，哈德爾主席非常欣賞這部影片，但後來陳凱歌自己主動放棄去柏林電影節，選擇送到戛納參賽。“對於這個事情，哈德爾主席對我頗有責難。”餘玉熙介紹了《紅高粱》參加柏林電影節的經過：“當時已經進入12月，柏林電影節的報名工作其實到11月底就截止了，我們向全國各電影廠緊急求援，西影廠的楊鳳良導演向我推薦了張藝謀剛剛完成的《紅高粱》。當時我還不認識張藝謀，就讓他趕緊給我寄報名資料及照片。時間已經相當緊張，那時《紅高粱》還沒有在國內公映。我們很快準備了拷貝送到柏林，聖誕節假期後主席看到了片子，他特別喜歡，激動地説：”這正是柏林電影節要的片子！‘“1988年，張藝謀到柏林參賽，同去柏林的還有黃健中導演和他的片子《一個生者對死者的訪問》，他們都是第一次出國。結果那年《紅高粱》轟動柏林，讓世界看到了以前從沒有看到過的中國電影。
（記者：張悦 來源：新京報）
（三）改編故事：我曾懷疑張藝謀看走了眼
莫言（小説原作者，編劇）
改編我的作品愛怎麼改怎麼改
我對張藝謀沒有任何要求，我説我不是魯迅，也不是茅盾，改編他們的作品要忠於原著，改編莫言的作品愛怎麼改怎麼改。
你要“我爺爺”、“我奶奶”在高粱地裏實驗原子彈也與我無關。非但無關，我還要歡呼你的好勇氣。拍好了是你張藝謀的光榮，拍砸了也不是我的恥辱。
當時國家有規定，小説的電影改編費是800元錢。我一開頭不想參加改編，但張藝謀希望我參加編劇，因為牽扯到一些民俗啊之類的東西。編劇是三個人，一個是陳劍雨，一個是朱偉，還有就是我。稿子是當時任福建電影製片廠廠長的陳劍雨執筆的。
1987年，我在高密，張藝謀把他的定稿拿給我看，定稿跟我們原來的劇本完全不是一碼事了。張藝謀實際上作了大量的精簡。我當時看了覺得很驚訝。這點兒東西，幾十個場景、幾十個細節就能拍成電影?後來，我明白了，電影不需要太多的東西。比如“顛轎”一場戲，劇本里幾句話，在電影裏，就“顛”了5分鐘。
張藝謀發電報：救救高粱
1987年6、7月間，張藝謀給我發來一封電報，希望我能回高密幫他們找找縣裏的領導，獲取幫助，説是高粱長勢不行。説實話，當初他們把外景地選在高密，我就持反對態度。
一是，高密東北鄉現在已經變化很大，我所描寫的高粱地是我爺爺他們年輕時存在過的，我根本沒見過。那如火如荼的紅高粱是我的神話、我的夢境。他們非要去高密東北鄉拍紅高粱，拍什麼?當然可以種。第二，我在小説中早就寫過：高密東北鄉是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的地方。這些年，隨着商品經濟勢不可擋地侵入農村經濟生活，原先那種淳樸敦厚、講義氣、講豪氣的祖先風度都如用舊了的銅錢，去了輝煌的古銅色，添了斑斑點點的綠鏽。
一切都要錢，你們有多少錢?但張藝謀堅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個副導演楊鳳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簽了合同，種了兩塊高粱。
我接到張藝謀的電報就回去了，到了孫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幾拃。葉子都打着卷，葉子莖上密佈着一層蚜蟲，連蚜蟲都曬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見到了張藝謀，他説他們找到了縣委負責同志，批了5噸化肥。縣裏領導還把種了高粱的鄉領導召到縣委開了會，要他們把管理高粱的事當成“政治任務”。我被縣委領導的開明之舉感動了。
曾經懷疑片子會砸在鞏俐手上
快開拍的時候，我想把劇組的全體成員請到我家裏去。當時不叫《紅高粱》劇組，叫《九九青殺口》劇組，當我把消息告訴家裏人時，他們都很興奮。我父親則不聲不響地扛着鋤頭下了地。父親一直勸我謹慎，不要張狂，否則必遭禍患，我也儘量這樣做。一大早，我母親、我嬸嬸忙着擀餅，我媳婦忙着上集採購。大約十點鐘，一輛塗着若干大字的麪包車停在我家打麥場上，從車上下來了張藝謀、副導演楊鳳良、“爺爺”姜文、“奶奶”鞏俐、攝影師顧長衞等。
説實話，我一開始對鞏俐的印象一般。她當時在高密縣招待所的大院裏挑着木桶來回轉圈，身上穿着不倫不類的服裝，臉上凝着憂慮重重的表情。
我感覺離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鮮豔奪目、水分充足的帶刺玫瑰，而那時的鞏俐更像不諳世事的女學生，我懷疑張藝謀看走了眼，擔心這部戲將砸在她手裏。事實證明，我的判斷錯了。
這個電影拍出來後，我看樣片，確實感到一種震撼，它完全給人一種嶄新的視覺形象。應該説，在視覺上、色彩運用上，營造出這麼強烈氛圍的，《紅高粱》是新中國電影第一部。
電影的影響確實比小説大得多，小説寫完後，除了文學圈也沒有什麼人知道。
但當1988年春節過後，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馬路上還能聽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電影確實是了不得。遇到張藝謀這樣的導演我很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