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埃落定》讀書筆記範文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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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悠閒讀書,追求的是一種氣質、一種涵養,那麼關於《塵埃落定》讀書筆記該怎麼寫呢,下面是本站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於《塵埃落定》讀書筆記範文三篇,供大家參考。

《塵埃落定》讀書筆記範文通用

《塵埃落定》讀書筆記

其實中國現當代小説讀的不算多,一般來説讀起來都是慕名而去,讀一讀名氣比較大的一些著作。《塵埃落定》其實在比較小的時候曾經看過電視劇,不過時間久遠也就淡忘了,唯一留下比較深刻印象的就是傻子躺在草地上,呆呆的看着天空的場景。後來上班後,一個人蝸居宿舍,也無玩伴,兼之工作也不順心,於是整日的喝酒看書。而這部小説就是在這時候讀到的。初讀的印象也已不深了,只記住了大致的故事脈絡,以及這是一部好小説的印象。那段時間心緒繁雜,讀書也基本上是浮光掠影。

最近閒來無事,又開始讀這本小説。這一段閲讀經驗是十分愉快的,小説本身的故事便充滿了傳奇性加上川邊藏區的獨特風土人情,又更增加了小説的神祕色彩。小説讀完了,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並非小説的故事結構不完整,而是那種大時代下一個封閉社會逐漸變遷的歷史場景讓人神往。近代歷史對於中國人是繞不開的一段回憶,不少小説都會涉及到這一題材。我讀到的小説不多,但是如《白鹿原》《死水微瀾》等小説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了這一問題。有趣的是,我看到豆瓣上好多的書評也都提到了《白鹿原》與本書的對比。實際上,作為我讀過的為數不多的小説《白鹿原》讓我有些讀不下去。這裏試一試對比一下我印象中的《白鹿原》與《塵埃落定》

兩部小説都是通過描繪一個家族的演變歷史,來表現近代中國的變遷。《白鹿原》篇幅厚很多,時間跨度也更長。很多人都對於《白鹿原》中的那種宏大的歷史變遷讚不絕口。然而,從我的閲讀經驗來看,我卻極其反感這種宏大的歷史敍事。近代歷史的跌宕起伏、驚心動魄,本身就是一部小説。然而,這樣的歷史遺產更當代中國人帶來了一種病:宏大敍事病、苦大仇深病、愛喊口號病。比較起來,《白鹿原》一開始給了我眼前一亮的感覺,小説一開始幾乎很少涉及政治,就是專注的描寫一個小村落的人情世故,愛恨情仇。後來逐漸的加入了一些新派兒女的政治紛爭,也基本上比較剋制。但是隨着小説的推進,這種政治口號癖卻越來越嚴重,當我讀到新派兒女們參加學生運動時,就已經讀不下去了。小説如果太露骨了,尤其是在政治上,便失去了一些味道。小説當然不可能排除政治,但是如果小説作者突然從情節的背後跳出來喊幾句政治口號,這種突兀的感覺,始終是讓人彆扭的。反觀我比較喜歡的兩部小説《塵埃落定》、《死水微瀾》,兩者雖然是兩個時代的作品,但是在描寫大歷史時代時,對於政治都保持了相當大的剋制。兩部小説都是選取的較小的歷史場景,小説人物之間並非沒有政治紛爭,然而,這種政治紛爭並沒有被描寫成兩種勢力的鬥爭,而是不同的人生遭際促成了其政治上的分歧。傻子與黃特派員、與有顏色的漢人之間難道不存在政治分歧嗎?但是,小説並未將其描繪成兩股政治力量的鬥爭。實際上,人們在政治上的立場,很多時候又哪裏有那麼多的正邪善惡的分野呢。如明末東林黨人對於阮大鋮的排斥,本身便是這種絕對化的善惡對錯的觀念的結果。最終意氣之爭變成了一場災難,大家同歸於盡。《白鹿原》在小説中,將新派兒女分成了國共兩派,又給共派的賦予了道德高標,本身就是一種立場的書寫,而不是歷史的書寫。

在人性的描寫上來説,《塵埃落定》是極其豐富的。有人説,小説故作神祕,將情節表現的含混不清。但是實際上,這正是小説的高明之處。小説中的人性應當是很豐富的,我們會發現,作為傻子的忠實奴僕,索郎澤郎在小説中是性格相對單一的,但是小説也並未放棄對於其性格的塑造。一個比較讓人疑惑的問題就是,為什麼這些奴僕都會對一個傻子保持高度的忠誠?這確實是小説中,需要説清楚的事情,尤其是像索郎澤郎這樣為了主人願意付出生命的奴僕,更是需要一些鋪墊才能夠説清楚。而小説卻舉重若輕的將這一問題講清楚了。忠實的索郎澤郎並非一開始就如此的忠誠,在小説一開始,就曾描寫過當傻子和索郎澤郎都還很小的時候,索郎澤郎曾經流露出的輕慢神色,而傻子卻及時的強調了自己的地位,從而使其收起輕慢之心。此後又通過不斷地通過情節的發展來強化,讓索郎澤郎建立起與傻子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的建立,最終牢固的樹立起來。所以,小説讓每個人都表露出一些常人往往會表露出的情感來,這種人性,未必如有的小説那樣,驚心動魄,卻更給人一種真實感。

總之,小説讀的不算深入,説的問題也未必正確。無非就是留下自己的閲讀印記。

《塵埃落定》讀書筆記

想起近日的佈置,要求寫讀後感,便不由得記起矛盾文學獎獲獎書系之一的阿來的《塵埃落定》,很有意思,所以決定寫它的讀後感。

作者阿來,1959年出生於西藏。深沉高潔的沃土,古老熱情的民族,原始自然的生活方式,還有奇異的宗教信仰,這一切都為西藏——一個美麗而神祕的地方增添了一種特有的幻麗和芬芳。也許因為阿來就是出生並且生長在那個地方,他才能寫出那種地道的味道。也許因為他對藏文化的耳濡目染以及對這片土地的深深的長期的依戀,所以才能讓我們作為讀者有種置身其中的感覺。也可能正是因為這樣,他選擇了康巴土司家族的興衰作為小説的題材,藉以描繪藏地的風土人情,闡述自己對其歷史的認知與思索。

老麥其土司是康巴眾土司中的一個,他有兩個兒子,大少爺聰明勇敢,被視為當然的土司繼承人;二少爺天生愚鈍,很早就被排除在權力繼承之外,成天混跡於丫環僕役的隊伍之中,耳聞目睹着奴隸們的悲歡離合。

老麥其土司不顧濟嘎活佛的阻止在國民政府黃特派員的指點下在其領地上遍種罌粟,販賣鴉片。很快暴富,並迅速組建了一支實力強大的武裝力量,成為土司中的霸主。眼見麥其家因鴉片致富,其餘的土司用盡心計,各施手段盜得了罌粟種子廣泛播種,麥其家的傻少爺卻鬼使神差地突然建議改種麥子,於是在高原地區漫山遍野罌粟花的海洋裏倔強地生長着麥其家的青青麥苗。是年風調雨順,小麥豐收,而其他土司的土地上鴉片供過於求,阿壩地區籠罩在饑荒和死亡陰影下。大批饑民投奔到麥其麾下,使得麥其家族的領地和人口達到空前的規模。就在各路土司日坐愁城,身臨絕境之時,卻傳來二少爺開倉賣糧,公平交易的喜訊。這足以看出這個所謂的傻瓜少爺超前的目光和超人的智慧。

很快,在二少爺的官寨旁邊出現了一片帳篷,酒肆、客棧、商店、鋪門,應有盡有。在黃師爺的建議下,二少爺逐步建立了税收體制,開辦了錢莊。這樣,在古老封閉的阿壩地區第一次出現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商業集鎮雛型。這位二少爺雖然被人們認定為傻子,但他為阿壩地區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可是這又引起了他那哥哥仇恨的目光,就這樣,一場家庭內部關於繼承權的血雨惺風又悄然拉開了帷幕。後來,在解放軍進剿國民黨殘部的隆隆炮聲中,麥其家的官寨坍塌了。紛爭、仇殺消彌了,一箇舊的世界終於塵埃落定。

説來也有趣,常人眼中的傻子揹負了痴呆的名聲,卻擔當着智慧的化身。我認為他是真正的英雄。任何阻擋歷史車輪前進的人,終將被碾得粉碎。對於這個所謂的傻子,人們褒貶不一。在我看來,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正是有了這個名不副實的傻子存在,才讓小説裏種種怪誕和荒謬成為了故事裏激動人心的轉折,才讓這曲繁華落盡的末代哀歌有了絢麗的光彩。也正是這位傻少爺帶領着我們穿越時空、大地和民族,讓我們目睹了康巴土司在崩潰前的最後情景,見證了兩個時代交替的喧囂和動盪。

《塵埃落定》讀書筆記

在《塵埃落定》的歷史敍述中,土司制度是一個情節樞紐或敍事重心,並詮釋着特定歷史時期藏族部族政治生活的主要。土司制度是中國封建王朝採取的一項統御少數民族的政治懷柔政策,元明清時期廣泛在西南等民族地區施行,“以土製土”是這一政策的主要形式,其目的在於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統治。

清雍正以後,清政府實行“改土歸流”,西南地區的土司制度大體趨於解體,但因特殊的文化、歷史因素,一些地方的土司制度殘餘仍延續到20世紀上半葉。

《塵埃落定》所描述的以麥其土司為代表的“嘉絨”部族,正是屬於這一情形。對“嘉絨”部族來講,土司制度是一種特殊的政治制度,表徵了他們在特定歷史時期政治生活的具體狀態與文化,這在麥其土司司主身上得到了充分體現。

對內,他是“皇帝冊封的轄制數萬人眾的土司”,有着“清朝皇帝頒發的五品官印”,實行世襲制,管轄“東西三百六十里,南北四百一十里的地盤”,與“三百多個寨子,兩千多户”的百姓,向百姓徵收賦税,在轄區內權力至高無上,有自己的官寨、專門的行刑人、書記官(二者也為世襲),有保衞自己的衞隊和為自己服務的活佛、喇嘛等宗教僧侶階層,甚至擁有相當數量的。

如此,統治者、土地或領地、人民以及內部政治、經濟制度等等,在民族部族內部結成了一個政治生活的實體。對外,他一方面絕對服從中央王朝的政治統治,一方面則與汪波、拉雪巴、茸貢等其他土司往來,也與漢族人進行經濟、文化往來。

土司制度在“嘉絨”部族流行了數百年,是民族生活與政治生活的複合物。而作為政治制度,它集中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藏族部族之間、部族內部以及他們與中原統治者的複雜政治、外交等關係,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藏民族的歷史生存樣態。

在描述土司制度的同時,《塵埃落定》也大量地描繪了嘉絨部族文化生活的情景,在表現民族思維與心理習慣中透視了藏族獨特的民族文化。與其他國內少數民族一樣,藏族是中國一個擁有着自己的民族語言文字與獨特民族文化精神的民族,有着自己的民族獨特的宗教信仰、心理習慣與情感表現。

這對《塵埃落定》中描寫的、生活在漢藏交接地帶的嘉絨部族來説也是如此。在麥其土司內部,如果説,麥其土司司主是土司權力象徵的話,那麼,濟嘎活佛、門巴喇嘛、翁波意西書記官等人則是藏族民族文化精神的載體。

濟嘎活佛是敏珠寧寺的和尚首領,他的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藏傳佛教的教義與獨特宗教信仰。他推崇佛法,慈悲為懷;堅持宗教的救贖精神,反對麥其土司種,以期遏制人們特別是民族上層統治者世俗慾望的惡性膨脹。而當強大的土司權力阻礙了他的教義傳佈,特別是他為此不得不與世俗權力形成妥協時,他作為宗教家的內心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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