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萬曆十五年》大學生讀後感範文

讀一本好書，就是和許多高尚的人談話。讀一本好書，象交了一個益友。那麼讀了某些書籍後你有什麼感想呢？下面是本站小編整理的精選《萬曆十五年》讀後感，以供參考查閲！

宋明兩朝江南經濟都是很活躍的，但是經濟上的發達被沒有倒推政治上的破局，展現出死局。其實是缺乏張居正那樣的經世之才的破局者。張死後一直沒有掌控全局的首輔，可以避免皇帝與大臣之間的內耗。申時行作為太極高手，非常清楚自己面臨的現實，在皇帝與大臣之間充當和事佬。其後的首輔們均不能做到如此。內耗不斷，君臣二心，再加上大臣之間的派系爭鬥，使得朱家朝廷沒有能力從民力發達的江南抽取資源。先是改革與守舊之爭，後是宦官與東林黨人，尤其是後者。需要注意的是魏忠賢這個人，官方定位大奸大惡之徒。我認為是片面的，實際上他是張死後唯一可以掌控一切的人，因為碰上了一個熱心建築事業的皇帝。

仔細看看魏忠賢“專權時代”，大明朝雖然天災不斷，後金叛亂不斷，但至少可以控制的局面，朝廷可以從江南收取民力資源。崇禎拿下魏忠賢也沒有錯，但是沒有魏忠賢掌控資源的能力，他收回了魏忠賢的權力，但是沒有收回魏忠賢收取資源的能力。這就悲劇了，崇禎太操之過急了，這與他性格有關。權力之所以誘人，是因為權力背後獲取資源的能力。魏之後，東林黨人上台，這是一羣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盜之徒，根本無能力掌握時局。事實上這些出至江南的東林人，本身就與江南作坊主有緊密關係。

中國古代，大多數讀書人都是有錢人家，貧苦人是沒機會、沒資源、沒能力讀書的。這樣的東林人又怎麼會從南方汲取民力、財力以支援北方的戰時呢。實際上宋明兩朝，包括後來的大清朝，江南民間都有豐富的民力、財力，只是中央沒有汲取資源的能力，亡國已成必然。

在上高中的時候就常聽老師説起《萬曆十五年》，讀完《萬曆十五年》，你會發現在近代中國發生的許多事情都是可以預見的，中國近代的衰敗與腐朽，懦弱與自大，無疑可以從《萬曆十五年》中品味出來。

萬曆十五年，這一年平淡無奇，和歷史上絕大多數的一年一樣平淡，但就在這平淡無奇的一年中，發生了很多細枝末葉的且極容易被忽略的事。這些事，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發生大事的癥結所在，也是將在得以掀起波瀾的機緣。在這一年中發生的事為將來孕育了禍根。

萬曆皇帝在剛剛9歲的時候就登上了皇位，一成不變的生活，重複的事情，不變的禮儀，令年僅24歲的萬曆皇帝心生厭惡，權力被束縛，行動言語都受到約束，彷彿一個提線木偶，無法自主。萬曆皇帝的一生處於不斷的被束縛中，萬曆皇帝也想做一個好皇帝，但朝堂上的寸步難行，一成不變的生活令萬曆喪失了信心與激情，到了後期萬曆的做法是無為而治，不在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去管理國家事務。在這個國家治理體系中，沒有絕對的權威，即使你是皇帝，很多事情也是不能做的。

在多年學習中，我們都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封建集權統治在明清空前強化，皇權至高無上。但是在萬曆皇帝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皇權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皇帝前前後後奮鬥了三十幾年，終也沒有實現立他最寵愛的皇三子常洵為皇太子的夢想。

萬曆皇帝是可悲的，他曾竭盡全力想做一個好皇帝，一個好君王，可是文官集團勢力的強大，讓萬曆皇帝寸步難行，作為一個皇帝，他是可悲的，作為一個君王，他是不合格的。在僵硬的體制下，萬曆皇帝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象徵，在祭祖大典上作出正確的禮儀與行為，在朝堂上只需要同意文官集團的奏摺，在萬曆皇帝的身上我們似乎看不到像秦始皇的唯我獨尊，看不到唐太宗的不可一世，皇帝似乎成了一個文官集團為了統治國家而推出的傀儡，寸步難行的萬曆，無法作為的的萬曆。在這段歷史中，我無法説明誰對誰錯，只有一聲歎息。

其實不算認真看完，只是快速瀏覽。裏面很多故事已經有所瞭解，因此對我來説更重要的其實是書末的“《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説白了就是，把明朝這段歷史置於世界大背景下，然後再把時間長度拉長到數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觀上無法看到的東西。

對於當時中國的日漸衰落，以及中國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實都可以歸結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上學時候學了無數遍的“生產關係不符合生產力的發展”。

具體點説，什麼民主 自 由 文明什麼的，都是建立在一種東西之上，那就是“契約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礎。這一點，有賴於商業的發展，翻過來又能促進商業的發展。這就是為什麼目前國內都説“經濟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種先進的生產關係在一開始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到了瓶頸期，生產力的繼續發展就會受到限制，而這時，就會產生促進生產關係改革的呼聲。

黃仁宇還談到了市民階層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進城鎮化的時候，有沒有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聯想到前段時間廣東發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約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於北方的，這既是南方商業發達的結果，也反過來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要實現富強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遊牧氣質和小農氣質去掉，除了大力提倡發展經濟外，如何改革上層管理模式也是今後面臨的一大問題。

一代名將戚繼光在萬曆十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去世。

但《萬曆十五年》，不止這一年。

在歷史書中，戚繼光是明朝傑出的軍事家，是帶領中國軍民抗倭的民族英雄。但在這本書裏，他被指巴結權貴，崇尚迷信，並且都列出了實證。

大概是我學識淺薄，剛翻看這本書時，六人的名字裏竟只認得戚繼光，因而率先翻看的，必然是戚繼光的那一部分。

明朝軍官的任命多數以“世蔭”的形式而繼承父業。任命的程序相當複雜，大致是高級將領的子孫需要降幾級繼承，低級軍官則無需降級。中期開始，情況稍有改變，推行武試，任何有志於成為軍官的人只要考試及格就可以取得進身之階。但事實上由考試及格充當軍官並上升為高級將領的，可謂絕無僅有。而且這種武生的考試又重在刀槍弓馬是否嫻熟，由文官主持的筆試，其要求不過是粗通文字而從未涉及軍事科學。各處所開辦的“武學”，也以儒家經典作為主要的講授內容，其教學進度，以“每日總授不過二百字”為原則。用這種方法培養出來的高級將領，幾乎很少有人具備運籌帷幄的謀略。在這種情況下，戚繼光就顯得彌足珍貴。

戚繼光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建立鐵一般的紀律，這是戚繼光的軍隊取勝的必要保證。除了部隊的素質以外，主帥戚繼光卓越的指揮才能是決定勝利的唯一因素。

這些都是我們在歷史書中所認識的戚繼光，那個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但這本書中，還有我們不曾瞭解的那一面。

他巴結權臣張居正，曾花重金購買美女作為禮品奉給張居正；他崇尚迷信，親自設計製作各營連的軍旗，在軍旗上繪繡天上的星星或者傳説中鳥首人身的圖象，以象徵他們的指揮官。他重視黃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訓話的時候，又常常提到善惡的因果報應；這位民族英雄的結局似乎也不大配得上他的榮耀。戚繼光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墜入了寂寞和淒涼。張居正死後7個月，他被調任為廣東總兵，官職雖然依舊，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拱衞帝都的重要地位。

戚繼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經遺棄了他。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後，竟至一貧如洗，甚至醫藥不備，令人唏噓不已。

我也不曾想過一代民族英雄晚景竟是如此淒涼，這與我們印象中的戚繼光相去甚遠。但細想，卻又似乎是合理的。一個人的存在，是立體的，總有一面被陽光籠罩，也因為這抹陽光，這個人的身上也必定存在處於陰影中的一面。有人可以永遠站在陰影裏身上沒有一絲光亮，卻沒人可以做到無死角地被光亮籠罩。

讀罷黃仁宇的《萬曆十萬年》，不得不對本書作一個高度的評價。短短四個篇章，從萬曆及兩位首輔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國在長期“不事朝政”的萬曆手下正常運轉的奧祕;後三篇章選取了萬曆年間具有代表性的三個人剖析了萬曆這個時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張居正、申時行兩位首輔。在筆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質過硬的政治家，後者是一位聰明絕頂的官僚。但如果給他們打分的話，兩者我都不會給滿分，因為兩個聰明一世的人在同一個問題上犯了不一樣的錯誤，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一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

在分析、比較這兩位首輔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闡明這樣一個觀點：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同樣一段《明實錄》中的史料，由於史官對事件背後的故事不會有詳盡交代(甚至是為了政治利益能夠篡改歷史)，不一樣的人會從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樣的結論。

例如在談到隆慶年間的首輔高拱被黜一事時，黃仁宇認為是高拱一句“十歲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論體現了其謀逆之心，從而得出張居正與馮保聯合罷黜高拱是維護了大明江山的結論。在筆者看來，這一結論多少有些荒謬。第一，從政治意圖來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動物，他們的所作所為必定貼合“贏利遠大於風險”這必須律。“高拱謀反”的獲利無非是繼續做首輔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卻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況且太平盛世謀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從史料看來，並無充足的資料能夠證明“高拱謀反”(史料中並無高拱收買內侍、準備兵丁武器等行動)。若將黃仁宇先生的“謀反”理解為“攝政”，那麼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任何人成為首輔必然都會“攝政專制”。第三，從結果來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謀反，他的下場會是罷黜這麼簡單嗎?第四，就張居正、馮保和高拱的關係來看，他們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張居正並非高拱的親信，高拱對權力的獨攬已經引起了諸多大學士的不滿，自然也危及張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對馮保的升遷也屢次阻攔，足以引起他的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張居正和馮保的陰謀，他們將高拱原話中的“孩童”改為“天子”，這句話便有了十足的殺傷力。這麼一個簡單的文字遊戲獲得的回報便是張居正

的首輔地位和馮保的司禮監秉筆太監一職。能夠説除了獲利之外，張居正能夠自保，馮保能夠復仇。

除了對“高拱罷黜”一事筆者與黃仁宇先生觀點不一樣外，“徐階是強佔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鄭貴妃是聰明的女政治家”的觀點筆者也不是完全認同。此外還需指出黃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個小錯誤，即宮女“許配”給太監後並非成為“答應”。“答應”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較低的宮女，而這種被稱為“對食”的現象並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筆者闡述的一個基本觀點：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詞解釋

下頭筆者將對“官僚”和“政治家”連個名詞進行簡單的解釋。在筆者看來，政治家相對於官僚，對政事更加負責，出發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禮儀;而官僚關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裏不妨列舉幾位名人。徐階(嘉靖年間首輔)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並且他在這兩方面都相當出色，在嘉靖年間的首輔之爭中不但政績上有所建樹，最終也得以保全自身;嚴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應對蒙古騎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區的行為作出的“不抵抗”的決定至今令人唾棄;海瑞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家(實際上他是懂得官場之道的，可是卻絕不踐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將戚繼光也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

筆者説張居正是一名政治家，並非説他不懂為官之道，只是他升遷太過剛愎自用，不知韜光養晦，才在死後遭挖墳鞭屍抄家(這和多爾袞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稱之為合格的官僚;説申時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時他也是一名較為合格的政治家，畢竟治理黃河和封貢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殺的功勞，但因為他在“爭國本”事件中太過圓滑，首鼠兩端的行為觸犯了文官集團堅守的道德禮儀，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兩人做比較的話，張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時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張居正和申時行

自古以來，君權和相權是一種博弈平衡的關係。可是在明代，作為君權外圍的宦權也加入了這種博弈。君權的外圍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種，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壓(為了防止靖難之役重演)，外戚勢力弱小，宦權得以提高(尤其是東廠出現之後)。就相權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銷宰相後跌入低谷，但之後出現的內閣又極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團的權力。大學是手中有權力，而言官御史們有戰鬥力，他們的目的有的是為了個人私利，但大部分是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禮儀，所以文官集團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權時而聯合相權對抗宦權，時而聯合宦權對抗相權，但都是為了尋找權力的平衡點。若宦權與相權聯合，那兒皇權便岌岌可危(天啟年間的魏忠賢及閹黨造成的動亂就是一例)。對於張居正和申時行而言，前者維護的是相權(是自身的相權而非整個文官集團的權力)，後者維護的是君權。

這種情景的產生，主要原因在於兩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不一樣。張居正當政時，萬曆正處於青少年時期，不可能完全獨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張居正扮演了臣子、導師和嚴父三種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師，教習經史，並適當調整科目以使萬曆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避免了萬曆沉迷書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轍);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他聯合宦官馮保、外戚李太后穩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動盪。同時在前期，他肅清吏治，任用賢人，使得大明帝國能夠正常運轉。但作為一名“嚴父”來説，他的行為太極端，在萬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種子暫且不説，他當政後期任人唯親、扶植私黨、排除異己都在與他有利益衝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導火索。更重要的一點是，由於張居正和其親信勢力過於龐大，影響到了皇權，所以張居正死後的悲慘結局也可想而知。張居正確實有過硬的政治素質，但太過剛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會有一個完美的收場。此外，還需張居正一個並非高瞻遠矚的決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時確實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也導致了明朝中後期一個極為嚴重的社會矛盾——流民現象。所以張居正當政前期的表現令人歎服，但後期其盲目自大卻又令人扼腕歎息!

作為張居正的親信和萬曆的教師，申時行成為首輔的時候，萬曆已經成為了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張居正的前車之鑑，申時行的政治風格更傾向於温和穩重。例如張居正剛去世時，言官大臣紛紛上述彈劾，申時行既不參與彈劾自我的教師(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機)，也不維護自我的教師(不與眾矢之的統一戰線以維護自身安全)，但暗中他還是極其照顧張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動。由此可見，申時行處事確實圓滑。而卻他上任之後立刻廢除了張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緩解了社會矛盾;他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對蒙古採取封貢互市政策，這都是他不可磨滅的攻擊。但作為一名官僚而言，他對君權的態度在“爭國本”事件上與文官集團的道德立場完全相悖，導致辭官回家的慘淡收場。

在對待君權的態度上，張居正的極左做法觸怒了君權，申時行的極右做法觸犯了相權，所以他們在權力博弈中並未找到平衡點，結局也就不那麼完美。可是在“成王敗寇”的權力鬥爭中，千百年來哪有完美的結局呢!

四這本書帶給我們的黃仁宇先生在書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繼光和李贄三人，他們代表了不一樣階層不一樣環境的人，但同樣懷有“治國平天下”的夢想。當年明月曾説過：“‘知行合一’這句話，張居正讀懂了，海瑞沒有讀懂。”我想戚繼光和李贄也都讀懂了，僅有海瑞一個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條主義世界中。

應對同樣的現實，戚繼光順從了，人們在他的殺敵保固與為官的左右逢源中卻讀不出他的無奈與孤獨;李贄選擇了出價，卻始終無法割捨對這個社會的關心，同樣更不會有人讀懂他孤傲的悲涼。

這本書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大明帝國這台生鏽的機器已經經不起任何折騰，只是依靠文官集團和幾個強有力的君主在維持着齒輪的正常運轉。張居正的折騰(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劇了社會矛盾，而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的“無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終，崇禎皇帝，這個有勇氣、有骨氣、有決心可是缺乏知人和遠見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驛站制度，社會矛盾加劇，加之四方戰火和天災人禍，導致了整個大明帝國的滅亡。

之後建立的大清帝國，類似的體制、類似的經濟模式也預示着歷史的大失敗會繼續上演。中國的這種所謂的封建專制體制並不見得比資本主義落後，只是一個延續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敗的鐵鏽出現後，自然落後於一杆新制的槍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