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讀書筆記：告別祖蔭—讀《私人生活的變革：一箇中國村莊裏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1949—1999》
一、印象
當我在圖書館的書架上第一眼看到《私人生活的變革》時，我就覺得特別的親切，於是我把它放進了我的讀書計劃，帶進了我的生活。或許是因為自己也從那片田野走來，讀罷掩卷之時，這種親切感已更濃烈，即使這田野一個遠居關外，一個靜佇江南，空間的距離並沒有阻隔情感的共鳴，這裏的一切都是那樣的熟悉。儘管作者一再強調自己並非要將這個村子作為整個中國社會的縮影來研究，但作者通過對一個地方的特殊情況以及特殊歷史背景的描述分析，使人們進一步深化了對社會變化總趨勢以及人類道德情感體驗的理解。就此而論，其揭示的含義已遠遠超過了下岬一村。
該書以“沖決網羅，告別祖蔭”為魂，以閻教授自己曾經生活7年，而後又苦心經營十餘年的田野（東北的一個普通小村下岬村）裏的村民們五十年內心情感與道德體驗的變化為軀，以其系統的人類學理論分析為血脈，從村民們的感情層面將一個豐滿的當代中國村莊呈現在世人面前。正如列文森圖書獎的頒獎辭中提到的：作為一部傑出的鄉村民族誌，該書探究了一個以前從未被其他學者研究過的課題——中國農民家庭生活中的個人與情感問題。閻教授曾在上個世紀70年代在中國東北的某個地方當了7年的農民，並在1989年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人類學家再次來到了那裏做了十多年的田野調查，因此，它能以知情人的視角，展示出一幅以個人經歷及普通村民精神世界的充滿微妙變化的圖景。他的研究範圍很廣，從社會關係、家庭財產和贍養老人等比較公共的話題，到像風流韻事、兩性關係、節育到性動力等私密的話題。該文研究深入徹底，分析説理髮人深省，文風直白敏感而動人。
二、 框架與內容
那麼，究竟什麼是告別祖蔭？為什麼要告別祖蔭？告別祖蔭之中或者之後的中國社會又是一個什麼樣的面貌呢？這些都是作者所想告訴世人的，不僅如此，作者還在最後一章給出了自己的理論分析，讓我們對現象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
説到祖蔭一詞，就不得不提到1948年美國人類學家許烺光先生髮表的名作《祖蔭之下：中國的親屬關係、文化人格和社會流動》，他認為中國的文化人格受五種因素影響而形成：1，家庭生活中以父子關係為軸心；
2，因強調男女有別而形成的兩性之間的緊張；
3，將兒童作為成人來培養的育兒方式；
4，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
5，父母的絕對權威和權力。
在個人成長和人格形成的過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組織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個人的利益必須服從於家族的利益。家並不因個人而存在；
恰恰相反，個人為了家的利益而存在。換言之，每一個個人都是生在祖蔭下，長在祖蔭下，並通過延續祖蔭的努力而賦予短暫的肉體生命以永恆的意義。由於中國的倫理體系強調個人利益必須服從於從家到天下的大大小小的集體利益，那種獨立、自立、自主的個人在傳統中國社會也幾乎不可能存在。
這種生活在祖蔭下的文化人格，在近代以西方為中心的追求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和個人獨立、自由的社會歷史潮流面前，就顯得格格不入。特別是在中國近代落後、屈辱的歷史現實面前，許多的仁人志士開始探尋一個有着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落後於世界的原因，積極尋求救國、興邦、強民的良策，許多人開始“開眼看世界”並將目光投向了中國的文化人格領域。他們大部分認為，這種生活在祖蔭之下的文化人格，抹殺了個人的獨立、自由，也抹殺了個人的創造力，使人們生活在祖蔭的牢籠裏，進而使整個民族失去了創造性。因此，要想富國強民就必須“沖決網羅、恢復自信”，即只有徹底改造傳統的文化人格，才能塑造新的獨立、自立、自主的個人，並因此而實現富國強民的現代化大業。作者認為中國近代的大部分知識精英都有這樣一種主張（見書第3頁，中文版自序），於是便有了自近代以來，一次次的以覺醒的個人反抗祖蔭的控制為特徵的文化變革，從晚清知識精英的“沖決網羅，恢復自性”到20世紀社會改革者的“婚姻革命，家庭現代化”，再到新文化運動者的“沖決網羅，告別祖蔭”，這種實踐從未停止。但是作者認為真正將這種主張傳播到基層的廣大人民羣眾中去，並改變了工農大眾的日常生活的實踐，卻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歷次運動和改革。這或許就是作者選定1949年作為自己研究的時間起點的原因，一方面，1949年是許先生的“祖蔭之下”的終結的拐點，同時也是作者認為的中國文化人格中“告別祖蔭”的興起的拐點。
作者帶着“沖決網羅，告別祖蔭”的新文化運動理想在歷經百年滄桑後終於在當代農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實現的預設來到了黑龍江的下岬村，這個在作者上個世紀70年代曾經生活過7年的村莊。從1989年起，十餘年間，作者7次回訪，帶着自己對人類學的承諾，在這個社會急劇變化的十餘年裏，在這個人們思想觀念與道德情感急劇變化的十餘年裏，作者一直追蹤着這個村莊，這片田野，這片田野裏的人們的思想的波瀾。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的學術背景使作者近乎本能地從本地人的視角來理解它們的生活經歷和生命體驗，7年的共同生活為其與村民的溝通交流搭建了一個天然的平台也為其提供了不少意外的收穫，再加上作者重視生活細節的民族誌田野調查方法，於是便有了這大量生動感人的材料。
但作者在反覆閲讀自己的民族誌初稿和調查資料之後，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新發現：儘管年輕的一代，在擇偶上顯得更加地獨立自主與浪漫（第二章）；
在性愛、情感及其語言藝術上表現得更加地開放和獨立自主(第三章)；
在家庭結構上，兩性互動以及夫妻關係與原來的父子關係相比，開始越來越重要（第四章）；
在個人的空間和個人的權利上也越來越大（第五章、第六章），這一切似乎都在顯示，個人已經正在或者已經走出祖蔭，但是走出祖蔭的個人似乎並沒有獲得真正獨立、自立、自主的個性。恰恰相反，擺脱了傳統倫理束縛的個人往往表現出一種極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傾向，在一味伸張個人權利的同時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況下滿足自己的物質慾望。如許多的女青年在贏得了婚姻的自主權——“自己找婆家”之後，仍然向未來的公婆索取高額的彩禮（第六章），源於權力義務失衡的自我中心主義價值取向的青年人，在越來越多的擁有獨立自主的權利的同時，卻越來越少的履行自己對父母老人的義務，於是便有了越來越普遍的農村養老問題。
2004年元月，作者第八次回到下岬村，與1999年相比，公共生活的衰退更為明顯，個人在公共領域也表現得更加自私。這種自私與個人對義務道德的漠視的變化趨勢及原因作者在最後一章的理論分析裏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作者認為這種自私與公共生活的衰退，主要源於家庭的私人化，那麼到底是誰推動了家庭的私人化呢？作者認為是國家，是國家在這五十年的家庭劇變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三、悖論
國家推動了家庭結構的改變，促使家庭向着私人化的方向發展，這是作者在調查中的發現，但是與作者的這一發現相伴隨的卻是一個悖論。
在西方的世界裏，許多的學者通過大量的研究發現，有關家庭生活的各種法規往往都是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產物，但是中國卻是國家權力與政策推動了社會的轉型，而不是社會轉型推動了國家的政策（參見本書結論:社會主義國家與私人生活轉型的悖論）。
作者通過研究發現在中國大陸許多和下岬村一樣的村莊並沒有直接受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影響，家庭生活的許多變化是由國家的社會改造計劃和政策來推動的，這些政策的目的，在於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使這些村莊成為國家經濟中最穩定的農業生產單位[1]。這就要求發揮家庭與村莊的經濟生產職能，而與之相配套的應該是一種集體主義的價值體系，家庭成員的個人利益更多的要服從家庭利益。但是這些政策的實行在客觀上卻使個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朝着更加獨立自由的方向發展，比如土地改革，鄉紳失去了土地，這就使鄉紳、長者權威大大下降；
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的集體化運動結束了家庭擁有土地與其它生產資料的歷史，進一步的削弱了作為社會組織的傳統家庭；
又如新婚姻法和其他的家庭改造政策，就促進了婦女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這也衝擊了原有的家庭結構。與之相隨的是，國家首先是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通過政治力量剔除了原有的以鄉紳權、族權為代表的鄉村權力體系，而以國家行政權力的下移取而代之，或者説是行政權力的下移也進一步的鞏固了對原有力量剔除掉的成果，在這裏個人、家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到了上個世紀的80年代，國家開始慢慢的將國家的行政權力從農村撤離，出現了行政權的上收，這時原有的鄉村權力體系已經被剔除，行政權的撤出使農村出現了權力與信仰的真空，於是便帶來了個人的獨立、自主、自立，同時也帶來了信仰的缺失，加上此時中國開始推行市場經濟，於是人們很快的接受了以全球消費主義為特徵的晚期資本主義道德觀。這種道德觀強調個人享受權利，將個人的慾望合理化，與此同時，國門大開，各種傳媒上閃現的五彩繽紛的世界強烈地刺激着他們的視覺，他們渴望這樣的物質生活，卻可望而不可即，於是乎便有了年輕人竭盡全力的向老人索取錢財，只顧自己而不顧老人死活。
這種思想觀念還在中國的大地發展蔓延，目前的中國還沒有其他的觀念能夠與這種自我中心的消費主義相抗衡，作者對此在字裏行間流露出了自己的憂鬱，同時也流露了對人類學和人類學學者的期待。
四、“告別祖蔭”之外的使命
閻教授的文章是帶着憂鬱、擔心與期望收筆的，因為這種觀念還在繼續，還沒有一種觀念能夠與之相抗衡，人類學的研究還得繼續。閻教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類學者，他通過自己的努力一直在希望告訴我們“告別祖蔭”之後，中國的農村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而且從自己的角度談了對這些變化的認識，從這些認識分析中，我看到了一個人類學者的關懷和憂鬱。這些變化到底對這個民族來説是福音還是災難？閻教授將自己的人類學研究與人類思想情感的波動和社會的變遷結合在一起，從這兒我看到了人類學的希望。
人類學只有與人類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才會長盛不衰。因此，人類學和人類學者一定要與實踐相結合，要積極的投身到實踐中去。人類學告訴了我們世界怎樣了，也解釋了是什麼導致了這樣的變動，這使我們成為了一個清醒者。顯然，這些是不夠的，當我們，當整個人類遇到一個個繞不過去的結時，難道説作為一個清醒者，我們的人類學學者還有權利眼睜睜地看着那些不和諧、不愉快的音符一遍遍的重演，一步步地深化，最後滑向那萬劫不復的深淵嗎？如果有一天民之不成為民，國之不成為國，人之不成為人，那人類學學者將難辭其咎，也將抱憾終生。
那麼人類學究竟應該怎樣去實踐自己的承諾，怎樣把自己變成一個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理論利器呢？我的回答是人類學應該給整個人類以人文的關懷。雖然人類存在於這個星球上有數以億計的同類，有幾十萬年的歷史，但是茫茫宇宙，悠悠長河，其實人是最孤寂的生靈。孤獨、寂寞、無知、彷徨和偏執，會一遍遍的向人類襲來，這種孤寂、無知導致的偏執更是衍生出太多的不理解，不理智。於是乎流血衝突、犯罪、戰爭、恐怖襲擊、種族衝突……便一個接一個的到來，試問哪一個生命能夠承受世間如此之重。那麼，誰來拯救這些失落的靈魂？誰來拯救這個偏執的世界？人類學！人類的每一個社會精英都應該接受人類學的關懷，都應該讓他們有一份人類學的情懷，這樣或多或少能使我們的諸如政治家、企業家之類的社會精英們在追逐權與利的同時也能更多的去想想整個人類的福祉，能讓他們少一些將自己偏執的意願凌駕於整個人類之上的舉動。而當世間人人都有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人類學情懷之時，那“美美與共”的“天下大同”也就為時不遠矣！
為人類學者，為人類學，為整個人類虔誠的祈禱！期待“天下大同”的早日到來！
[1] 閻雲翔著, 龔小夏譯,《私人生活的變革：一箇中國村莊裏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1949—1999》,第251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