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電影觀後感5篇 《紅高粱》：一個充滿情感與力量的電影之旅
《紅高粱》是一部由張藝謀執導的經典電影，該片改編自莫言的同名小説。故事展示了在中國大革命時期，一個小山村中發生的一系列驚心動魄的事件。影片通過細膩的畫面、動人的音樂和深入人心的劇情，將觀眾帶入一個充滿荒誕、悲劇和希望的世界。在觀看《紅高粱》後，人們對於人性與命運之間的糾葛，充滿感悟。
第1篇
昨日在學校的兩節語文課上，在語文教師的帶領下，和自我班裏的同學一齊把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看完了。可是觀影質量很差，那個清晰度不怎樣高，並且還是用投影儀放大了的，很多鏡頭人物面部表情都看不清...並且我們還是分兩節課分開看的，第一節課看了一半、第四節課又播另一半，又因為上廁所導致中間有幾分鐘我甚至沒看上...弄得我很是氣憤啊~再加上，我們班那幫子同學...一看電影就結伴聊天、亂吐槽，不認真，真是恨我膽子太小，如果我是個猛男的話早就跳起來把他們罵將安靜了、還好那天劉瑋同學沒有來，他要來了那兒更亂...
由於昨日的觀影條件很差、觀影環境也較惡劣~並且已經隔了一天了...所以我估計我對影片的欣賞和理解也會受到影響，可是影響和不影響也沒啥大要，因為我本來也沒啥獨到見解或精闢點評...就寫點兒自我看法罷了。
弗洛伊德的學生榮格以往説過：“文學的特殊價值，就在於對團體潛意識的尋找。”我認為這句話用在電影藝術上也很適用，尤其是放在電影《紅高粱》上看，就更顯得其真諦...
?紅高粱》看起來給人一種過癮的感覺，也能夠説是一種衝動的感覺，我們都明白這種衝動的感覺是源自於一種荷爾蒙的作用。那麼為什麼《紅高粱》能夠作用我們的荷爾蒙呢?答案就是前面所説的，是因為紅高粱找到了我們的團體潛意識。團體潛意識，有很多...比如説我們人人都渴望的到自重感、再比如説我們都渴望被愛、渴望被崇拜，那麼《紅高粱》抓住了我們哪種潛意識呢?我認為，就是《紅高粱》中血紅血紅的高粱釀出的血紅血紅的紅高粱酒中的加入尿的野味兒的“十八里紅”酒所散發出來的“酒神意識”，這種“酒神意識”象徵着一種叛逆意識，是一種帶着野性透着野味兒的解放意識，是一種最原始的、最純粹的東西。正是因為它的原始、它的野性，才切中了我們大家的潛意識裏的要害。
人是種動物，人類在進化為高等動物之前都是富有野性和血腥殘忍的質性的，是沒有之後禮貌的感染的。《紅高粱》中，高粱是紅的，高粱酒也是紅的，首先這種色調，就給觀影者帶來一種衝擊力十足的血腥氣息;十八里坡是個荒山野嶺的地方，是個封建落後的地方，那裏的結婚習俗和過去一樣，是由父母做主的包辦婚姻，片中的新娘子不願意迎來一個沒有感情基礎的婚姻，帶着剪刀去赴婚...這也正是這種倔強的反叛意識的體現，她叛逆着這封建禮教對婚姻自由的剝奪;姜文飾演的男主角，為了自我心愛的女人能夠幸福、自由，他殺了新娘子的未婚夫，這正是一種對封建禮教的反抗、對自由的召喚。他為了守候自我的感情，利用自我的智謀和勇氣，去肉店裏面引出惡霸並行刺，最終又放了惡人，惡人也為還恩放走了他，這種霸氣和爽快對我們現代禮貌禮教而言不也是一種叛逆和挑戰嗎?;日本軍隊佔領十八里坡之後，毀高粱、扒人皮，對他們十八里坡的村名們進行了殘酷的折磨和強勢的壓迫，可是他們並不屈服，他們村裏的男人們奮起反抗，連夜在高粱地裏設好埋伏，在第二天早晨準備跟日軍決一死戰，雖然最終計劃破敗，男人們和日軍兩敗俱傷、同歸於盡，但這更加使觀眾感覺到那種不畏強權、不甘自墮、保家衞國、為自由而戰的反抗精神
?鬥爭意識，一種野性的迴歸所展示出的巨大力量。對，正是這種力量，激發了我們的團體潛意識，正是這種力量，引發了我們深深的感動和思考，是什麼使他們如此勇敢?是什麼令他們所向披靡、勇往直前?是什麼能代表他們那不羈、純粹、鏗鏘的人格魅力?我想，是他們守護的紅高粱，是他們腳下金黃的高粱地，是他們釀造的融着尿液的高粱酒。正是這種血紅血紅的高粱酒裏的情誼，訴説着他們動人的形象和感人的故事;正是這血紅的高粱酒裏的精神，促成了他們對酒神的崇拜、引申出了“酒神意識”;正是這血一樣的紅高粱酒裏的酒精，使我們感到了這充滿野性的力量對我們荷爾蒙的衝擊，找到了我們團體的潛意識......
隨着這種荷爾蒙的巨大沖擊，在酒精的作用下，影片的結尾，強壯又結實的男主人公站在廢墟上，身旁是當時還年幼的“影片講述者”的父親，看到了黃土高坡上的日全食，整個世界、還有他的眼鏡，都隨着紅高粱酒永遠的變紅了......這永恆的紅，和這慘痛而壯烈的結局，彷彿在預示着什麼，是否、這樣的結局預示了一種野性的反抗意識的悲慘命運呢?為了自由，他們同命運鬥爭着、他們同日本人鬥爭着、他們也同自我鬥爭着，而又為了這種鬥爭，他們最終迎來這慘烈的結局、以求獲得那無價的自由...這不正是一種永久的紅嗎?伴隨着這濃烈的紅，影片中的“鬧婚曲”“示愛曲”“酒神曲”又縈繞在我們耳邊、迴盪在我們心頭，就像那永久的紅一樣，久久不能忘懷...
第2篇
那兒，有放眼望不到邊的高粱地，那兒的高粱釀出了著名的三十里紅。那是電影《紅高粱》裏的高密，高密有許多釀高粱酒的酒坊。高密人喜歡紅高粱，喜歡紅高粱釀的酒，他們更喜歡這片孕育出遍地紅高粱的土地。
?紅高粱》中的高粱地被日寇打破了原本的平靜。原本佔山為王的土匪花脖子、有一幫兄弟的餘佔鰲以及子女都犧牲了的縣長，單家年輕的當家女人——九兒，多股力量集結在一齊打鬼子，與妄想侵佔自我家鄉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
與紅高粱為伴的高密人，決不放棄這一方水土!日本的少佐妄想征服高密人的心，讓其自願成為亡國奴，高密人決不答應，誓死抵抗!戰場上痛失三個兒女的父親、高密的縣長帶着一輪椅的炸藥，九兒唱着《高粱》曲兒惜別心愛的人，將日寇引到高粱地裏的酒棚處，燃了日本鬼子口中誇讚的著名三十里紅，燃了這高密的生靈，炸得鬼子無處可躲，也在這高粱地為自我安了身。
九兒是當年千千萬萬抗日人民的縮影。在她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人民的質樸、善良、勤勞和勇敢，看到了他們對自由幸福生活的嚮往、也看到了中華兒女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決心和自我犧牲精神。他們的善良質樸、和這一方土地的美麗富饒更激起了我們對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之情。
影片中，美麗的高粱地是高密人生活和抗日的主要背景。這樣的畫面讓人感受到，高粱融入了高密人的生活，高粱的靈性和精神融進了高密人的骨子!抗戰八年，八年中不知有多少人為了這方水土，與敵人進行英勇的抗爭。不僅僅是高粱熟了能夠紅滿天，還有場上廝殺的英烈的鮮血染紅江山。高密人的樸素像紅高粱，高密人鐵骨錚錚的血性也像紅高粱。他們紮根於這片土地，深愛這片土地，為捍衞這片土地能夠獻出自我的獻血甚至生命。他們堅信中國共產黨能夠趕走日本侵略者，所以他們緊跟共產黨前仆後繼，誓死保衞自我的家鄉，絕不容許侵略者佔去一分一毫。
在這高粱將要紅滿天的季節裏，迎來了中國抗戰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我再次觀看了《紅高粱》這部影片，當年馳騁於戰場浴血奮戰的年輕人，如今已過了耋耄之年。新一代的軍人接過了他們手中的紅旗，傳承了他們身上不屈的精神，站在時代的前列，捍衞着祖國和人民的安寧。
高粱釀成的美酒，源遠流長，代代傳承。影片《紅高粱》中的抗戰時代雖已成為歷史，但中國人民在抗戰中表現出的對祖國的熱愛、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對和平的追求是永恆的。《紅高粱》以電影藝術的形式告訴世人，什麼才是真正的紅色民族魂。
第3篇
?紅高粱》給我的總印象，集中到一點，就是充分地全力地表達了影片作者對原始生命力的崇拜。這是一部帶上張藝謀強烈主觀意念的影片，應看做是一部較典型的作者電影。
在《紅高粱》中，張藝謀對原始生命意志、生命力之不可抗拒的讚頌與褒揚，堪説達到了無以復加的極致，達到了幾成精粹的出神入化的地步，這就是一種五體投地的崇拜境界了。
首先是對性的神力的崇拜。在“顛轎”一場戲中，從表層來看，它是偌多抬轎的粗野壯漢對花轎中一位紅裝紅蓋頭新娘的戲謔式惡作劇;但從深層來看，它既是幾條赤膊壯漢面對新娘九兒的魅力所萌動的性的潛在歡悦與渴望的自發宣泄，又是對九兒面臨不合理不人道的兩性結合卻又愛莫能助的悲涼、怨憤之情的自發發作。而惟一能使這一載歌載舞的“顛轎”迪斯科從瘋狂的頂點戛然而止的神力，不是別的，正是轎中九兒的幾聲哽咽的啜泣聲。編導在這一情緒與節奏的轉變點中，把這羣粗野壯漢內心合乎人倫天性的美好性靈洞悉與燭照出來，是影片開始首先打動人心的點睛之筆。這一節奏休止造成的情緒落差，確定了九兒在野漢們心中實際佔據的真正神聖的地位，是影片對性的神力崇拜的一個明證。而在這羣抬轎壯漢中，又惟有“我爺爺”餘佔鰲，以其更加強烈的受性的神力驅使的生命意志力，敢於把自己內心的騷動與渴望一一付諸外在的實際行動——比之於其他壯漢，餘佔鰲確實高出一籌，是名副其實的獨佔鰲頭——憑着九兒曾給他的一個美目顧盼，以至於接踵而來的殺夫、劫妻乃至高粱地裏的交歡野合，都成了一樁樁不再是施暴施惡而是全部順理成章的一攬子“仁”事美差了。這裏的“仁”，不能以狹隘的法的定律為準繩，而必須從更加寬泛的自然與原始的生命定律——種的良性繁衍與發展、種的優勝劣汰中去尋找;而這裏的“美”，自然是進行了藝術的選擇與渲染的電影美(如略去了“殺夫”的直接描寫等等)。當銀幕上展現九兒痴迷地後傾倒地的詩一樣朦朧的近景，餘佔鰲跪在那方倒伏高粱空地上的呈紅色“大”字狀展開的九兒身前的俯瞰大遠景(這裏乾脆是一個宗教式性崇拜、生殖崇拜的肅穆儀式了!)以及逆光中紅高粱影影綽綽在麗日和風中搖曳的動態空鏡，可説是把影片對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此情此景以及情景交融的鋪繪中推到了藝術美的制高點——不過反觀影片，張藝謀實在應當在此處把文章的濃度做得更足一點，以使這一“天作之合，地成之美”的紅高粱地交歡場面，華彩樂章般地達到更其神聖化的境地!
其次是對死的神力的崇拜。在《紅高粱》中，張藝謀要展示我們的人生圖景是：這些十八里坡人，他們男歡女愛，活得自由自在，活得痛痛快快;而為族仇國恥，他們也一定奮起抗爭，報仇雪恥，哪怕是為此而死——而死，也是要死得自由自在，死得痛痛快快!生死愛恨之兩極，相反相成而一致。確實，這些人説死就死，那個李大頭、那個冒充“禿三炮”的路劫者等等，似乎是死得那麼容易、那麼輕鬆又那麼無聲無息。這裏自然不是指這些消極意義的死。而那些有積極意義的死、那些為反抗外族入侵而就義之死——無論羅漢大叔還是九兒乃至“禿三炮”之死於日本侵略者的屠刀與炮火之下，都成為壯烈犧牲之死、震懾人心之死!為此，張藝謀在影片中不惜讓人接受血淋淋的感官刺激，並讓牛的被屠宰與人的被屠宰之均成犧牲做了強化對比。對此，我們當不能表面地視之為在對“犧牲”一詞做其概念本義的訓詁圖解，而是內在地在隱喻牛的犧牲與人的犧牲之不可同日而語。影片的結局使嗜血成性的日本侵略者明白：牛是在沉默中被屠宰而成犧牲，人則在爆發的反抗中成就自己的犧牲，並將與屠宰者同歸於盡。這一表現，也最終成為了對死的神力的證明。
第三是對酒的神力的崇拜。被美其名曰“十八里紅”的高粱美酒，其品格在被重複唱過兩次的《祭酒歌》中得到了最高的褒獎：“喝了咱的酒，滋陰壯陽口不臭……喝了這咱的酒，見了皇帝不磕頭……”而餘佔鰲正是在一醉方休的酒的神力中，把自己同九兒在高粱地裏的私情一吐為快，並在十八里坡人中自古至今傳為美談的——紅高粱酒的神力，就是十八里坡人的狂放不羈的神力;紅高粱酒的品格，就是十八里坡人的自由自在的品格。一四七，三六九：九兒，這個十八里坡的惟一女性，不正是在她入主十八里坡酒坊為掌櫃的那一刻，向酒坊眾夥計們第一次宣佈了自己的小名就是“九兒”(酒兒)嗎?酒與人，其神力與品格之所以一致，就因為兩者都誕生於紅高粱地。十八里坡人以酒為氛圍，十八里坡人以酒為依託;酒彌灑在十八里坡的人羣中，酒成了十八里坡人調節與強化人際感情關係的催化劑。説穿了，影片對酒的神力的崇拜，就是對十八里坡人的神力的崇拜。
?紅高粱》以對性、對死、對酒的神力的崇拜，表現了對人的本性中最基質的精神源泉——原始的生命慾望、意志即生命本質力量的崇拜;它在影片中得到了摧枯拉朽、恣肆汪洋的充分展現，使影片不同凡響地“遊乎逍遙放蕩縱任變化之境”1。這是當今中國影片的一次破天荒的嘗試與探索。我認為，影片得以在國際影壇贏得共鳴與一致喝彩，正是在這一點上;它斷不是用“愈是有民族性就愈有世界性”一言所能概括的。
第4篇
影片根據莫言同名中篇小説改編，由著名導演張藝謀執導，中國第一部走出國門並榮獲國際a級電影節大獎的影片。影片公映後，產生了空前的影響力，在當時一張電影票價幾毛錢的情況下，該片票價居然炒到5-10元。影片並未照搬小説的意識流結構，而是將故事改為直線敍述，導演、攝影精心復現了小説構造的色彩世界，使畫面非常具有視覺衝擊力，以如陽光般眩目、熱情似火的紅色震驚了影壇。
楊鳳良導演當時在《紅高粱》劇組任副導演，他披露了當時尋找演員的過程：“當年鞏俐還在中戲表演系讀二年級，也就22歲。‘我奶奶’這個角色很關鍵，尋找的過程也比較費腦筋，找了幾個人選，史可也是候選人。正準備回去的時候，北影導演李文化的女兒、當時也正在中戲導演系讀書的李彤説：鞏俐演這個角色肯定合適。和鞏俐見面談了不到10分鐘，她當時看上去很瘦，但是很有一種獨特的味道。分別給鞏俐和史可造型，發現感覺不太一樣，後來又拍了她們兩段小品，還是覺得鞏俐更合適。”張藝謀曾談到他第一次與鞏俐見面時的情形：“第一印象是清秀、聰明。當時她穿着一件寬大的衣服試鏡，與我想象中的女主角對不上號，經過進一步接觸，發現她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外表很純，不是那種看起來很潑辣的樣子。外表不張揚、誇張，但性格又可以很好地傳達出來。”楊鳳良稱：“《紅高粱》劇組選演員實際上出發點特別簡單，沒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也沒有所謂的炒作，就是想找長得像的人物。選擇姜文也是如此，那時他已經演過謝晉導演的《芙蓉鎮》了，可以算是很有經驗的演員，我們知道他演過，有意不去看《芙蓉鎮》，如果看過他演的秦書田，或許就不會選他演《紅高粱》中的‘我爺爺’。當時的想法極其簡單，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沒有顧忌，乾淨得一塌糊塗，包括那時人的心境也是如此，現在再也找不回來了。”
中國與柏林電影節的緣分，起於1981年，那年上影廠的《燕歸來》有幸代表中國入圍參賽。在1988年之前，中國影片《鄉情》、《血，總是熱的》、《雅馬哈魚檔》、《陌生的朋友》等片也曾參加柏林電影節，當時評委與電影節觀眾普遍認為：中國電影政治色彩重。
現任新畫面影業公司總經理的餘玉熙女士，是柏林電影節授權的首位中國選片人，1980年被公派到德國歌德學院進修，在柏林結識了柏林電影節的前主席哈德爾先生，餘女士透露，哈德爾主席對當時尚未完全開放的中國的熱愛也是對中國電影的信任，然而這種等待一直到1988年才得以真正實現。餘女士介紹，1987年底電影局已經確定《孩子王》參賽柏林，哈德爾主席非常欣賞這部影片，但後來陳凱歌自己主動放棄去柏林電影節，選擇送到戛納參賽。“對於這個事情，哈德爾主席對我頗有責難。”餘玉熙介紹了《紅高粱》參加柏林電影節的經過：“當時已經進入12月，柏林電影節的報名工作其實到11月底就截止了，我們向全國各電影廠緊急求援，西影廠的楊鳳良導演向我推薦了張藝謀剛剛完成的《紅高粱》。當時我還不認識張藝謀，就讓他趕緊給我寄報名資料及照片。時間已經相當緊張，那時《紅高粱》還沒有在國內公映。我們很快準備了拷貝送到柏林，聖誕節假期後主席看到了片子，他特別喜歡，激動地説：”這正是柏林電影節要的片子!‘“1988年，張藝謀到柏林參賽，同去柏林的還有黃健中導演和他的片子《一個生者對死者的訪問》，他們都是第一次出國。結果那年《紅高粱》轟動柏林，讓世界看到了以前從沒有看到過的中國電影。
我對張藝謀沒有任何要求，我説我不是魯迅，也不是茅盾，改編他們的作品要忠於原著，改編莫言的作品愛怎麼改怎麼改。
你要“我爺爺”、“我奶奶”在高粱地裏實驗原子彈也與我無關。非但無關，我還要歡呼你的好勇氣。拍好了是你張藝謀的光榮，拍砸了也不是我的恥辱。
當時國家有規定，小説的電影改編費是800元錢。我一開頭不想參加改編，但張藝謀希望我參加編劇，因為牽扯到一些民俗啊之類的東西。編劇是三個人，一個是陳劍雨，一個是朱偉，還有就是我。稿子是當時任福建電影製片廠廠長的陳劍雨執筆的。
1987年，我在高密，張藝謀把他的定稿拿給我看，定稿跟我們原來的劇本完全不是一碼事了。張藝謀實際上作了大量的精簡。我當時看了覺得很驚訝。這點兒東西，幾十個場景、幾十個細節就能拍成電影?後來，我明白了，電影不需要太多的東西。比如“顛轎”一場戲，劇本里幾句話，在電影裏，就“顛”了5分鐘。
1987年6、7月間，張藝謀給我發來一封電報，希望我能回高密幫他們找找縣裏的領導，獲取幫助，説是高粱長勢不行。説實話，當初他們把外景地選在高密，我就持反對態度。
一是，高密東北鄉現在已經變化很大，我所描寫的高粱地是我爺爺他們年輕時存在過的，我根本沒見過。那如火如荼的紅高粱是我的神話、我的夢境。他們非要去高密東北鄉拍紅高粱，拍什麼?當然可以種。第二，我在小説中早就寫過：高密東北鄉是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的地方。這些年，隨着商品經濟勢不可擋地侵入農村經濟生活，原先那種淳樸敦厚、講義氣、講豪氣的祖先風度都如用舊了的銅錢，去了輝煌的古銅色，添了斑斑點點的綠鏽。
一切都要錢，你們有多少錢?但張藝謀堅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個副導演楊鳳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簽了合同，種了兩塊高粱。
我接到張藝謀的電報就回去了，到了孫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幾拃。葉子都打着卷，葉子莖上密佈着一層蚜蟲，連蚜蟲都曬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見到了張藝謀，他説他們找到了縣委負責同志，批了5噸化肥。縣裏領導還把種了高粱的鄉領導召到縣委開了會，要他們把管理高粱的事當成“政治任務”。我被縣委領導的開明之舉感動了。
快開拍的時候，我想把劇組的全體成員請到我家裏去。當時不叫《紅高粱》劇組，叫《九九青殺口》劇組，當我把消息告訴家裏人時，他們都很興奮。我父親則不聲不響地扛着鋤頭下了地。父親一直勸我謹慎，不要張狂，否則必遭禍患，我也儘量這樣做。一大早，我母親、我嬸嬸忙着擀餅，我媳婦忙着上集採購。大約十點鐘，一輛塗着若干大字的麪包車停在我家打麥場上，從車上下來了張藝謀、副導演楊鳳良、“爺爺”姜文、“奶奶”鞏俐、攝影師顧長衞等。
説實話，我一開始對鞏俐的印象一般。她當時在高密縣招待所的大院裏挑着木桶來回轉圈，身上穿着不倫不類的服裝，臉上凝着憂慮重重的表情。
我感覺離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鮮豔奪目、水分充足的帶刺玫瑰，而那時的鞏俐更像不諳世事的女學生，我懷疑張藝謀看走了眼，擔心這部戲將砸在她手裏。事實證明，我的判斷錯了。
這個電影拍出來後，我看樣片，確實感到一種震撼，它完全給人一種嶄新的視覺形象。應該説，在視覺上、色彩運用上，營造出這麼強烈氛圍的，《紅高粱》是新中國電影第一部。
電影的影響確實比小説大得多，小説寫完後，除了文學圈也沒有什麼人知道。
但當1988年春節過後，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馬路上還能聽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電影確實是了不得。遇到張藝謀這樣的導演我很幸運。
1983年底，步出北京電影學院不久的張藝謀作為攝影師，與同學張軍釗、何羣、肖風拍出了《一個和八個》，宣告中國電影“第五代”的誕生。隨後，他與陳凱歌合作，推出“第五代”的扛鼎之作《黃土地》，此後二人再度合作《大閲兵》，在中國電影界掀起一股衝擊波。1988年，張藝謀的導演處女作《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上為中國人捧回了第一個金熊獎，正式開始了其輝煌的導演生涯。
在短短的五年間，張藝謀完成了從攝影、表演到導演的大跨步躍進，在中國電影界創造了一個近乎神話般的現實。《紅高粱》的成功還使得“第五代”導演前期創作中遭遇的現實困境獲得了暫時的解脱。然而也就是從這部影片開始，“第五代”導演創作羣體向着不同的方向分散發展。
1987年，《紅高粱》是張藝謀和鞏俐的第一次合作，這對中國影壇的黃金搭檔就是從此開始了他們輝煌的電影道路，《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等等，一直到1995年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宣告了合作的終止。此後，張藝謀獨自走上了他的《英雄》之路。
1988年，張藝謀的《紅高粱》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之後，接受了電影研究學者羅雪瑩女士的採訪，這可能是張藝謀本人闡述關於《紅高粱》的最鮮活的原始資料，這份採訪張藝謀的口述資料，1993年收至羅雪瑩著《向你敞開心扉———影壇名人訪談錄》一書，以下內容選自本書。
要問我拍《紅高粱》有什麼想法，為什麼那麼喜歡這個題材，我得先談談攝製組在山東種那百十畝高粱的事兒。那些日子，我天天在地裏轉，給高粱除草澆水。高粱這東西天性喜水，一場雨下過了，你就在地裏聽，四周圍全是亂七八糟的動靜，根根高粱都跟生孩子似的，嘴裏哼哼着，渾身的骨節全發脆響，眼瞅着一節一節往上躥。人淹在高粱棵子裏，直覺得彷彿置身於一個生育大廣場，滿世界都是綠，滿耳朵都是響，滿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靈。我當初看莫言的小説，就跟在這高粱地裏的感覺一樣，覺着小説裏的這片高粱地，這些神事兒，這些男人女人，豪爽開朗，曠達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渾身的熱氣和活力，隨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歡樂。
?紅高粱》無論是在精神氣質還是在電影形態上，都沒想學誰，就是想創造一種地地道道的民族氣質和民族風格。“顛轎”和“祭酒神”全是山東早年的習俗。可具體到轎子怎麼個顛法，高粱酒怎麼個造法，不但莫言沒有見過，就連一些上了歲數的人也只是“聽説過這麼一檔子事兒”。
我們無從考證當地的燒酒作坊是否有敬酒神的風俗，但我們喝過山東的高粱酒，稱得上悲壯暴烈。影片拍攝之初，我就對攝製組同志講，咱這部戲有三個主角，天生一個奇女子，天生一個偉丈夫，加上一塊高粱地。莫言小説裏的高粱地是莊稼漢們種的，我們把它改成了神祕的野高粱地，老天爺不知從哪年起，讓這青殺口長出了百十畝野高粱，沒人種也沒人收，生命力旺盛，是活得自自在在的天地間一精靈。
在所有顏色中，我最喜歡如火似血的大紅。而面對惡勢力對於生命的踐踏，生命終於以最原始、最本質的方式進行反抗了，哪怕看起來無濟於事。由此延伸開去，不也是對於現實社會的一種發言嗎?
一位西方導演曾經問我喜歡哪些外國導演?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喜歡斯皮爾伯格。”記者奇怪説“第五代導演多喜歡法斯賓德、費里尼、安東尼奧尼等等，為什麼你偏和他們不同?”其實，我既喜歡黑澤明的悲壯，也喜歡伯格曼的深沉，同時也喜歡斯皮爾伯格的天真和童心。他拍電影撒開了整，把全世界的觀眾弄得神魂顛倒，這就是本事!電影是一次過的藝術，《紅高粱》也是隻準備讓觀眾看一遍的電影，我特別看重的，是電影給人的第一次感受。
一些年輕人看了《紅高粱》之後對我説，他們感到“特痛快”，“心裏撲騰撲騰的”，我覺得這就達到了創作的目的。
?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大獎，是中國電影的第一次。得知消息後，我激動得一夜沒睡。首先想到柏林電影節這個“紅繡球”，並不只打在我一個人頭上。我當時的感覺是，整個中國都在揚眉吐氣地往起站!其次想到和我一起拍片的哥們兒以及所有關心和幫助過我的朋友，他們聽到這消息後該會多高興!
去年春天籌拍《紅高粱》時，小説作者莫言正受非議;電影界也有人指責：“張藝謀在《一個和八個》裏就歌頌土匪抗日，這個本子又是寫土匪加妓女，色情加暴力。”在劇本還沒被上面通過的情況下，吳天明暗地批准我們先種下百十畝高粱，沒點膽識辦得到嗎?
我在工廠時，最大的理想是當一名攝影幹事。能進電影學院攝影系讀書，對我來講簡直是一步登天。爾後又做演員，當導演，這是我過去想也不敢想的事。這種機會，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我是幸運者。
記得拍《黃土地》的時候，有一回我們坐在黃土高原上等天氣。瞅着頭上那片藍天，凱歌説：“藝謀，在咱們82屆153個同學中，有一點屬你最強烈———心比天高。”我這個人內心和外表反差很大，外表很隨和，但內心卻極不安分，有一種潛在的咄咄逼人的氣勢。説心裏話，我從來沒有由衷地拜倒在過什麼人的腳下。即使是世界級大師，也沒有真正服氣過。對於幹得比我強的人，我從沒有嫉妒心理，但在由衷地讚佩之後，心裏總鉚着一股勁兒，一定要拼命超過你。我的心太高太大，也許我會因此而累死，但這種心勁兒是無法改變的。我想試一下，如果一個人殫精竭慮地去做一件事，究竟能做到什麼程度。
第5篇
那兒，有放眼望不到邊的高粱地，那兒的高粱釀出了著名的三十里紅。那是電影《紅高粱》裏的高密，高密有許多釀高粱酒的酒坊。高密人喜歡紅高粱，喜歡紅高粱釀的酒，他們更喜歡這片孕育出遍地紅高粱的土地。
?紅高粱》中的高粱地被日寇打破了原本的平靜。原本佔山為王的土匪花脖子、有一幫兄弟的餘佔鰲以及子女都犧牲了的縣長，單家年輕的當家女人——九兒，多股力量集結在一齊打鬼子，與妄想侵佔自我家鄉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
與紅高粱為伴的高密人，決不放棄這一方水土!日本的少佐妄想征服高密人的心，讓其自願成為亡國奴，高密人決不答應，誓死抵抗!戰場上痛失三個兒女的父親、高密的縣長帶着一輪椅的炸藥，九兒唱着《高粱》曲兒惜別心愛的人，將日寇引到高粱地裏的酒棚處，燃了日本鬼子口中誇讚的著名三十里紅，燃了這高密的生靈，炸得鬼子無處可躲，也在這高粱地為自我安了身。
九兒是當年千千萬萬抗日人民的縮影。在她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人民的質樸、善良、勤勞和勇敢，看到了他們對自由幸福生活的嚮往、也看到了中華兒女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決心和自我犧牲精神。他們的善良質樸、和這一方土地的美麗富饒更激起了我們對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之情。
影片中，美麗的高粱地是高密人生活和抗日的主要背景。這樣的畫面讓人感受到，高粱融入了高密人的生活，高粱的靈性和精神融進了高密人的骨子!抗戰八年，八年中不知有多少人為了這方水土，與敵人進行英勇的抗爭。不僅僅是高粱熟了能夠紅滿天，還有場上廝殺的英烈的鮮血染紅江山。高密人的樸素像紅高粱，高密人鐵骨錚錚的血性也像紅高粱。他們紮根於這片土地，深愛這片土地，為捍衞這片土地能夠獻出自我的獻血甚至生命。他們堅信中國共產黨能夠趕走日本侵略者，所以他們緊跟共產黨前仆後繼，誓死保衞自我的家鄉，絕不容許侵略者佔去一分一毫。
在這高粱將要紅滿天的季節裏，迎來了中國抗戰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我再次觀看了《紅高粱》這部影片，當年馳騁於戰場浴血奮戰的年輕人，如今已過了耋耄之年。新一代的軍人接過了他們手中的紅旗，傳承了他們身上不屈的精神，站在時代的前列，捍衞着祖國和人民的安寧。
高粱釀成的美酒，源遠流長，代代傳承。影片《紅高粱》中的抗戰時代雖已成為歷史，但中國人民在抗戰中表現出的對祖國的熱愛、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對和平的追求是永恆的。《紅高粱》以電影藝術的形式告訴世人，什麼才是真正的紅色民族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