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71週年心得體會5篇 抗美援朝：71年感悟

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戰役，為了維護國家尊嚴和領土完整，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冒着生命的風險奮勇前往前線。隨着時間的推移，抗美援朝已經走過了整整71個年頭。本文將從多個角度探討這場戰爭對我們意味着什麼。

第1篇

1.這場戰爭中國人民達到了“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的目的。挽救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穩定了朝鮮半島的局勢，保衞了中國大陸的安全，維護了亞洲及世界的和平。

2.抗美援朝戰爭極大地提高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威望。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也不怕帝國主義的戰爭挑釁。剛剛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着長期戰爭造成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面對着各方面極為嚴重的困難，在朝鮮處境危急、中國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敢於出兵同不可一世的美國在朝鮮較量。

這充分表明了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反抗侵略、保衞國家安全的決心，表明了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同愛國主義相結合的高尚品格，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正氣，這一舉動本身就在國際上產生了巨大影響。

3.嚴厲地教訓了美國，消除了國內外一些人的“恐美病”，極大地提高了人們敢於同國際霸權主義勢力作鬥爭的信心。同時，對於亞洲和世界人民為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而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爭，也是極大地鼓舞。

4.抗美援朝戰爭使改編為志願軍的人民解放軍經受了現代戰爭的鍛鍊和考驗，特別是取得了依靠劣勢裝備戰勝現代化優勢裝備之敵的寶貴經驗。先後共有27個軍、空軍10個師另3個大隊、炮兵10個師又18個團、高炮5個師10餘個團和60多個獨立營、裝甲兵8個團、鐵道兵10個師又1個團、工兵10餘個團等部隊，經受了這場戰爭的鍛鍊。

5.志願軍在戰場上取得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國內人民，從而激發了全國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得中國原計劃三年的經濟恢復，於1952年按時完成。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保證了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進行和完成，為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長期安全和平的環境。

一、抗美援朝戰爭沉重打擊了美國稱霸全球的囂張氣焰,充分顯示了新中國的國威、軍威,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威望,為新中國經濟建設贏得了較長時期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

二、抗美援朝戰爭使新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覺悟有了空前的提高,這不僅保證了抗美援朝戰爭的直接勝利,而且有力地推動了新中國政權的鞏固,為新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國內環境。

三、抗美援朝戰爭極大地增強了我軍作戰能力和進行現代化戰爭的能力,使軍隊素質和武器裝備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從而推動了新中國軍隊和國防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祖國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

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

第2篇

71年前的那場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去，中國人民志願軍18萬將士血染疆場，把生命留在了異國他鄉三千里江山，其中包括開國領袖的長子毛岸英烈士。

我很高興的是，85歲的老父親也是受獎人員之一。父親幾年前患有老年痴呆，一時清醒一時糊塗。剛剛把碗放下來，還説母親沒有給飯他吃。但只要提到朝鮮，提到在三八線、開城、上甘嶺，父親混濁的眼睛好像突然明亮了許多。

朝鮮，這個陌生的國度，是他一生最刻苦銘心的記憶。我見過父親得過的一枚志願軍獎章，記得上面有一個和平鴿的圖像。小時我常常拿在手中玩。父親曾告誡我：不要玩丟了,這是要隨他入土的。不想後來真的被我弄丟了。直到現在我一直後悔不已。

我父親是1956年入朝的。這時朝鮮停戰協議簽訂已有3年。因此，他上過戰場，扛過槍，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戰功。但朝鮮半島上留下了他的足跡，灑下了他的汗水。他與他的戰友們一樣，時刻準備着衝鋒。他把他的青春和最寶貴的年代，留在了三八線附近。

當美軍的鐵蹄踏過三八線時，中國發出嚴厲警告，“美國軍隊果真這樣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稱，“中國絕不可能默許美軍揮師朝鮮邊境，因為朝鮮是歷史上入侵中國的必經之地，特別是日本就是以朝鮮為基地佔領滿洲，侵略中國北方的。況且美國出兵朝鮮在戰略上還意味着中國在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兩線受敵。”

美國《國家利益》網站刊發評論，列出美國的6大教訓，其中之一是不與你的對手對話是愚蠢的。文章稱，1950年10月，朝鮮戰爭似乎戲劇性地提前結束了。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佔領了平壤，並逼近與中國接壤的鴨綠江邊界。中國決定，它不會容忍美國軍隊在其邊境，並警告美國必須後退，但沒有成功。直接談判可能會產生一個暫時的解決辦法，也許是一條從平壤到元山的新邊界，為中國保留一個緩衝國家。可惜，這是不可能的;成千上萬的中國志願軍的加入，加劇和延長了戰爭。

抗美援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之戰!自1840年至1945年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不是被八國聯軍侵略，就是被日本鬼子侵略。多少億兩白銀被擄走，多少珍寶被豪奪，多少生靈被塗炭?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才使中國有了今天的地位，抗美援朝一戰保證中國的70年和平。新中國成立後，沒有一個列強把新中國看在眼裏，就連戰敗的小日本也沒有把中國放在眼裏，但抗美援朝一仗，讓日本對新中國刮目相看。

朝鮮戰爭還起到了威懾作用，在中蘇交惡最嚴重的時期，蘇軍邊境陳兵百萬中蘇境，都不敢輕舉妄動。中國以不公開的兩次地下核試驗，結束了蘇聯最後的幻想。直到前蘇聯解體，都沒有任何一個蘇聯領導人，敢跟中國軍隊在正面戰爭一較高下。

1840年以後我們屢戰屢敗，1949年以後我們戰無不勝。抗美援朝不僅僅是一場戰爭，更是一種精神，那種精神是不信邪、不信神不怕鬼的自信精神，是不畏強暴、敢於亮劍的英雄精神。它説明，貌似兇猛的美帝國主義並不可怕，的確是一隻紙老虎。中國人從那時開始，就不再害怕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支軍隊。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當前國際形勢下，尤其不能忘記開國領袖的話: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狹路相逢勇者勝，保家衞國是每一箇中國公民的神聖義務與光榮使命!

就如今的中美關係而言，這個紀念章頒發的時機恰逢其時!這是向以美國為首的、蠢蠢欲動的一切反華勢力發出的一個強烈信號：美國非要把我們當敵人，我們一定要做個合格的敵人。

第3篇

抗美援朝戰爭有無必要?這本是一個毫無爭議的問題。這場爆發於新中國建國伊始的戰爭，打出了中國人久違了的國威、軍威，是一場“保衞中國、支援朝鮮”的正義之戰，其勝利的意義遠遠大於付出的犧牲。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借前蘇聯解密檔案和口述史料增多的機會，有些居心叵測的人在戰爭的必要性上大做文章，有的甚至提出了尖鋭的質疑和否定[②]。

探討這個問題，首先需要辨別“抗美援朝”戰爭和“朝鮮戰爭”兩個不同的概念。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發生在朝鮮半島的戰爭是一場國際性的局部戰爭，美國和西方國家稱之為“朝鮮戰爭”，朝鮮政府稱為“祖國解放戰爭”，韓國方面則稱為“625戰爭”。而我國所稱的“抗美援朝戰爭”，是在朝鮮戰爭爆發4個月後，於1950年10月19日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番號入朝，對朝鮮人民抵抗外侵進行的支援戰爭。前者始於朝鮮南北內戰，繼而受到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的武裝干涉。綜合當時國際和朝鮮國內各方面的情況，這場戰爭並無十分的必要，但也勢難避免。[③]而後者則是在美軍已將戰火燒到中國邊境，嚴重威脅我國家安全，並一再無視我嚴正抗議之下，中國人民無可選擇的選擇。

中國主觀上並沒有參戰的意願，客觀上也沒有參戰的有利條件。1950年，國家剛剛建立不到一年，新生的人民政權還未完全鞏固，人民經歷了常年戰亂而渴望和平，國內百業待興。在1949年底訪蘇時曾對斯大林説，“中國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時間，以便把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和穩定國內局勢”。[④]就在朝鮮戰爭前的19天，在提交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書面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中還判斷，雖然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爭危險，使第三次世界大戰避免爆發的鬥爭力量發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覺悟正在提高。”中國要做的是，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土地改革，統一財經、平衡財政收支、穩定物價;同時，“人民解放軍應在一九五o年復員一部分”，只保存主力。[⑤]6月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公佈的關於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仍然將彭德懷安排在土改委員會，[⑥]也就是説，直至此時中央還沒有讓他掛帥出征援朝的打算。可見，當時我們雖然沒有忽視戰爭的可能性，但是也並沒有真正大戰的思想準備。

國際上，一方面，我們將面臨的對手異常強大。美國作為戰後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國。“1950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佔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2/3，黃金儲備佔70%，工農業生產總值為15078億美元，鋼產量為8770萬噸。同時擁有用先進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的陸軍、海軍和空軍，掌握着制空權和制海權，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擁有原子彈的國家。”而中國的實際是，“工農業生產總值只有人民幣574億元，鋼產量61萬噸”，同時軍事力量薄弱，“海軍和空軍還處在初建階段。陸軍的武器裝備相當落後，既沒有制空權和制海權，又缺少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⑦]中美之間的差距十分懸殊。另一方面，我們的盟友，蘇聯從本國利益出發，在整個朝鮮戰爭決策的過程中，顧慮重重，反反覆覆，變來變去。斯大林由反對到默許朝鮮內戰，但又沒有阻止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動議組成“聯合國軍”公然侵入朝鮮[⑧]，還撤出了在朝的蘇聯軍事顧問。當美軍越過三八線以後，蘇聯又一再敦促中國出兵，但又拒絕立即提供支援。後來提供給中國的武器裝備，中國還要償還貸款。在這樣的情況下，正如有學者提出的，抗美援朝戰爭對於以核心的中國領導人來説，是一場不期而遇的戰爭。黨中央作出“抗美援朝”決策，完全是形勢所迫。那麼到底是什麼造成了中國不得不參戰的形勢?

這是迫使中國參戰的第一個重要因素。朝鮮戰爭開始後的第二天，6月26日，杜魯門政府在決定武裝入朝的同時，做了另外一個決定，即下令第七艦隊開赴台灣海峽。正是這個決定使中美之間產生了最大的矛盾和誤會。今天來看，杜魯門政府的這一決策，並不是單單針對中國大陸，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維護亞洲、台海局勢的穩定。從中國內戰開始，美國就無意對華進行直接的武裝干涉。隨着蔣介石在中國內戰中的失敗，美國企圖以和平的手段將中國共產黨納入美蔣聯合政府，從而控制共產黨和蘇聯在華勢力和影響的願望化為泡影。美國仍然沒有動武，而是不得已調整了對中共的政策，妄圖鼓動共產黨中國的“鐵托主義”。杜魯門政府6月27日的聲明中説：“已要求台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空海攻擊。第七艦隊將監督此事的實行。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這段聲明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台灣地位未定論”，實際上，它也在客觀上起到了阻礙國民黨借朝鮮戰爭之機“反攻大陸”的可能。但無論初衷如何，此舉傳遞給中國的信號是公然的戰爭威脅。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做出了明確反應。在6月28日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時指出，“杜魯門在今年一月五日還聲明説美國不干涉台灣，現在他自己證明了那是假的”[⑨]。為什麼中國會有強烈反應?原因很簡單，美國的行為無疑已經把新生的中國政權在實際上陷入了軍事包圍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國家都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

這是迫使中國參戰的第二個重要因素。開戰初期，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但到8月即在洛東江同美國和南朝鮮軍打成了膠着狀態。9月15日，美軍七萬餘人在仁川登陸，28日佔領漢城，人民軍腹背受敵，被迫實行戰略退卻。早就預見到戰事轉入持久和美國擴大戰爭規模的可能性。果然，在戰局逆轉之下，美國做出了第二個錯誤決策：北上越過“三八線”繼續作戰。美國國內對於是否打過三八線的問題也進行了激烈的討論，但始終沒有把中國的應變反應和戰略利益考慮在內。蘇聯問題專家凱南認為，“克里姆林宮決不會接受在北朝鮮建立一個它無法統治和控制的政權”;以國務卿艾奇遜為代表的主流觀點則認為，戰爭止於三八線只會使半島局勢回到衝突前的狀態，而朝鮮人民將對美國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義的傳統失去信心。然而美國人低估了中國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決心。在中國看來，美軍越過三八線意味着戰爭開始擴大化，表明美國戰爭的目的不是恢復朝鮮的和平，而是要佔領整個朝鮮，其戰爭性質即變為侵略。這種情況下，誰也無法預料戰爭會擴大到什麼程度。即使美軍止步於鴨綠江，對中國已極為不利，一方面有脣亡齒寒、户破堂危的憂慮，另一方面有因防美而使蘇聯成為掣肘的風險;如果美軍打過鴨綠江，則後果更不堪設想。所以，中國再三發出警告，而美國只認為是“虛張聲勢”。10月7日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一意孤行越過三八線，最終把中國拖入了戰爭，也把自己拖下了泥沼。

這是迫使中國參戰的第三個重要因素。新中國在建立之初並沒有得到蘇聯和斯大林完全的信任與支持。分析原因，主觀層面上，蘇聯的顧慮來自在中國內戰期間沒有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⑩]，因而對否能夠頂住美國製造亞洲“鐵托”的計劃心存懷疑。斯大林曾明確向國民黨表示，“關於中國之共產黨，吾人並不予以支持，亦並無支持彼等之意向”。[11]很大程度上，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蘇聯沒有想到的。客觀層面上，蘇聯也要考慮自身的國家利益。蘇聯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即以保證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為目標，建立安全帶，既要防禦美國，又要遏制中國。即使中國成為共產黨的天下對蘇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也仍然不能改變它從本國國家利益出發的原則。新中國的成立，並沒有使蘇聯在思想上產生想要放棄《雅爾塔協定》既得利益的打算。[12]蘇聯一行使真切地感受到斯大林對中國的不信任，而如果得不到蘇聯的支持，新生的中國政權將面臨極大的困難。因此，如果出兵朝鮮能夠解除斯大林的顧慮，摘掉可能的亞洲“鐵托”的帽子，從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則對中國極為有利。事實上，當時斯大林已是騎虎難下。蘇聯不能出兵，不能與美國直接對抗。如果中國不出兵，朝鮮必敗。如果朝鮮敗了，美國就將在遠東對蘇聯構成長遠的威脅。因此，力排眾議，克服萬難，不惜以弱抗強，出兵朝鮮，確實為蘇聯解了圍。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抗美援朝戰爭以後，蘇聯確實對中國解除了顧慮。“斯大林是什麼時候對我們比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們派志願軍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之後。我們軍隊過江一打，他放心了，覺得我們不是半個鐵托，是國際主義者，是真正的共產黨了。蘇聯決定援助我們141個項目是在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以後才完全定下來的。我們在莫斯科的時候還沒有完全定下來”。[13]

綜上所述，第一、二條因素至關重要，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説的，“如果他不在朝鮮阻擋美國，他或許將會在中國領土上和美國交戰;最起碼，他沒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結論。”[14]再加上第三條因素，中國權衡利弊必須出兵援朝。10月13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即使蘇聯不出空軍支援，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大舉北進的情況下，我們仍應出兵援朝不變”的決定。當晚電告周恩來，“我們採取上述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15]

有學者提出，中國出兵朝鮮是斯大林故意設的套。[16]且不論這種觀點對斯大林想法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是從來不會被蘇聯牽着鼻子走的。從民主革命時期即如此，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時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還有學者提出，決策出兵援朝，不是因為美國敵視新中國，而是因為美國輕視新中國，是“受害者心理”，“這種心理產生於民族輝煌歷史的集體記憶與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經歷之間的強烈反差”。要知道，偉大的領袖人物是不會從個人喜好和情感出發而做決策的。更何況，“你輕視我”，對真正自信的人來説，什麼也代表不了，而在實際中還會對我有利。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當時已經很清楚，今天看來，也仍然是這樣：“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國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佔領我國的台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17]

無論出兵援朝的必要性有多大，要作出決策，還必須充分考慮其可能性。從中國的現實條件來看，出戰十分困難。從後來決策過程的曲折，也可以看出決策的艱難。1950年10月1日，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10月2日-5日，中共中央開了三天會反覆討論朝鮮時局和出戰問題。2日凌晨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主張出兵，得到周恩來的支持。會後親自擬寫了給斯大林的覆電，表示決定出兵援朝。但是，2日下午的書記處會議上，儘管認為出兵朝鮮已是十萬火急，但大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所以原擬的電報並未發出，而是將多數人的意見，通過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轉告了斯大林。[18]4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多數人仍然不贊成出兵或有各種疑慮。[19]大家的意見是，不到萬不得已，最好不打這一仗。

但是，如前所述，從大局出發，中國必須參戰。5日早上在中南海專門會見彭德懷，問他，“我們確實存在嚴重困難，但是我們還有哪些有利條件呢?”並提出，中央的意見是，援朝掛帥的擔子由他來挑。彭德懷錶示服從中央決定。[20]下午政治局會上，仍然有兩種意見。周恩來、彭德懷支持出兵朝鮮的主張。林彪提出，美軍高度現代化，還有原子彈。説：“它有它的原子彈，我有我的手榴彈，我相信我的手榴彈會戰勝它的原子彈，它無非是個紙老虎。”[21]這次會上，通過充分討論，大家才統一了認識，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的戰略決策，並決定由彭德懷率志願軍入朝作戰。70年代會見金日成時還説起，“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麼一翻，那麼一翻，這麼一翻，那麼一翻，嗯!最後還是決定了。”[22]

正是對抗美援朝戰爭的決心，對最後的決策起了主導性的作用。作為掌控全局的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對形勢有着清醒的認識。就當時的情況來説，中國只能打。而打，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贏，一種是輸。如果贏了，不僅可以解蘇、中、朝三方燃眉之急，且將在政治上獲得大勝;如果輸了，從戰爭本身來講，和不出兵結果一樣，但已付出了巨大代價，並且在政治上中國將面臨更加嚴峻的困難。因此，如果中國出戰，則只能贏。出戰決策的關鍵變成了對戰則必勝的把握。從對戰爭的堅決態度，可以看出他對戰爭必勝的信心。正是這種信心，對出戰決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信心從哪裏來?

這是第一個信心來源。早在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成立“聯合國軍司令部”，任命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總司令時，和中共中央就決定成立東北邊防軍，調幾個軍到東北，擺在鴨綠江邊，加強東北邊防。7月7日和10日兩天，周恩來受命主持召開保衞國防問題會議，討論了保衞東北邊防問題，提出並同與會者初步商議了邊防軍所轄部隊與部署、指揮機構設立與領導人選配置、政治動員與後勤保障、車運計劃與兵員補充、商定組織東北邊防軍的各項問題等。根據會議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軍委《關於保衞東北邊防的決定》[23]，即送審閲。當天批示：“照此執行。”[24]這是一步非常重要的戰略決策，正如後來自己説的：“戰爭開始後，我們先調去三個軍，後來又增加了兩個軍，總共是五個軍，擺在鴨綠江邊。所以，到後來當帝國主義過三八線後，我們才有可能出兵。否則，毫無準備，敵人很快就要過來了。”[25]8月4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美國武裝侵略朝鮮後中國應該採取的對策問題。的觀點是，“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26]同日，他還批准聶榮臻準備派出部分高炮部隊進入朝方一側，以確保鴨綠江大橋的安全。5日，他為中央軍委起草復高崗電，要求邊防部隊應準備於九月上旬能作戰。18日，要求務必在9月30日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完成第一步部署後，又集結第九兵團、第十九兵團於津浦、隴海鐵路沿線地區，作為機動策應。

這是第二個信心來源。10月2日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已經把出兵援朝的有關問題都考慮清楚了。他詳細地分析了中國出兵援朝的必要性，可能出現的情況，我們將採取的戰略、戰術，以及蘇聯必須提供的支援等。他認為，一旦出兵，如果能夠在朝境內殲滅美軍，主要是其第八軍，無論戰爭是否結束，局面都會對我有利。相反，如果不能，就要面對美國和我正式宣戰，進而從空中和沿海對我進行打擊的情況。而這會引起中國國內民族資產階級等很多人的不滿，因為大家害怕戰爭。因此他主張，應出動12個師，而不是5、6個，先打防禦戰，殲滅小股敵人，弄清各方面的情況，同時等待蘇聯援助的到來，再行反攻。[27]當然，這封很長的覆電並未發出，但它無疑反映了當時清晰的戰略思路。8、9月間，就實事求是地分析了美國的優勢和劣勢，指出“美帝國主義在今天是有許多困難的，內部爭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另外卻有三個弱點：第一，戰線太長，從德國柏林到朝鮮;第二個，運輸路線太遠，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戰鬥力太弱。”[28]因此，要“在戰略上藐視他，當作紙老虎，在戰術上重視他，當作真老虎。”[29]志願軍入朝以後，每天批閲大量來自前方的電報和各方面的情報，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決策，爭取戰機。[30]在戰略上，根據實際情況，果斷改變了預定的防禦戰略，採取運動殲敵的戰略，使志願軍直接實施帶有戰略反攻性質的作戰方針，從而扭轉了戰局，初戰告捷就打下了戰爭勝利的基礎。進入相持階段後，不給美軍喘息的機會，沒有急於進行停戰談判，而是將戰爭進行到底，採取邊談邊打，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雙管齊下的方針，直到美國真正甘心坐下來談判。在戰術上，揚長避短，限制敵軍先進技術裝備有效發揮作用，而充分發揮我軍的自身優勢。志願軍在朝鮮戰場創造出許多新戰法，如將夜間作戰發展成戰役規模，“零敲牛皮糖”，打小殲滅戰等。據美國海軍陸戰隊官方戰史的説法，“只有有這種經驗的美國人才能體會到半夜被偷襲時的震恐心情，因為偷襲者像從地底下鑽出來的妖魔鬼怪那樣用手榴彈和衝鋒槍的子彈射擊我們。”“中國紅軍之成為可怕的力量，不是依靠他們人多，而是依靠詭計和突襲。”[31]

這是第三個信心來源。僅舉幾例。第一，採用“志願軍”番號。10月8日，東北邊防軍改稱“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這是早就考慮好的，目的是不形成中美兩國直接交戰的印象，把中國對抗美國的不良後果儘可能減少。在8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就説過，“如果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國。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願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適當選擇”。[32]第二，謹慎處理和朝鮮方面的關係。第三次戰役結束以後，彭德懷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時間再南進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贊同彭德懷的意見，但是又堅持必須尊重朝鮮同志的意見，特別是注意同他們搞好團結。在修改彭德懷準備在中朝軍隊高級幹部聯席會議上做的報告時，特意加上了一大段話，強調，一切在朝的中國志願軍必須認真地向朝鮮同志學習，全心全意地擁護朝鮮人民，與朝鮮人民親如兄弟地團結在一起，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鮮人民的一針一線。他認為這是勝利的政治基礎。[33]第三，準備美國打原子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説，美國要亂來，“無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打原子彈，長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長。我們的願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他認為，如果美國要亂來，我們沒有準備就不好，我們準備了就好對付它。他的觀點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只要抓住他的弱點，跟着他，最後就能打敗他”。[34]第四，直到戰爭最後仍未放鬆警覺。朝鮮停戰協議簽訂的前兩天，中朝兩國人民已經沉浸在勝利的歡樂中，還向志願軍全體指戰員強調：“希望全軍指戰員防止驕傲，在停戰協定簽字生效以後，仍應提高警惕，一面自己嚴格遵守協定，一面防止敵人可能做出破壞的挑釁。”[35]

中國最終贏得了勝利。爆發於新中國成立不到一年的抗美援朝戰爭，經過中國人民志願軍兩年零九個月的英勇戰鬥，終於迫使美國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把軍事分界線重新推回到三八線，打破了美國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是一場具有偉大意義的戰爭。

在戰後總結，“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是有很重要意義的”。他總結了四條：第一，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使瀋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能夠安心生產;第二，取得了軍事經驗，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知道美帝國主義並不可怕;第三，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第四，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36]戰爭的勝利，穩定了當時中國的工業中心東北地區的局勢，也為中國的經濟建設爭取到了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同時，在很大程度上，緩衝了蘇美之間的衝突，避免了大規模熱戰;中美之間互相也有了一個底，雙方都儘量避免了直接衝突。

這場戰爭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贏得的第一場對外戰爭，是中國人擺脱“東亞病夫”、揚眉吐氣的一場戰爭。在開國大典上的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獲得了最有力的印證。勝利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的自信心、中國共產黨的凝聚力和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開始成為亞洲乃至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的角色，並且對遠東和世界局勢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場勝仗迫使美國在事實上承認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1954年中國出席日內瓦會議，1955年中美大使級會談啟動。任何人都不應有異議，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歷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三)贏得了蘇聯和斯大林的信任，在社會主義陣營和亞非國家中提高了威望

中國出兵朝鮮以後，斯大林心裏明白，中國人給了他維護蘇聯遠東戰略目標和利益的最大支持。直至此時他才承認，中國的確是一個具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國家。中國也因此在當時和後來獲得了蘇聯的大力幫助。戰爭期間，除武器裝備上的支援以外，蘇聯已經在經濟和建設上給予中國幫助。為中國工業體系建立奠定基礎的156項重點工程，在戰爭期間已經開始了50項。赫魯曉夫時期逐步擴大了援建項目，並派出專家指導。中國從“一五”計劃開始進行全面的工業化建設，正是在此基礎之上。1955年，中國又成功地出席了亞非萬隆會議，宣揚了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當然，戰爭就一定會有犧牲，關鍵要看犧牲的價值。無論在戰場上，還是戰場外，中國付出的代價都沒有超出合理的範圍。據中國官方數字，抗美援朝戰爭中，陣亡和非作戰死亡人數共計141624人，消耗各類作戰物資560餘萬噸，戰費62.5億人民幣(相當於25億美元)。而據美國官方數字，朝鮮戰爭中，陣亡、失蹤62423人，消耗各類作戰物資7300餘萬噸，戰費400億美元。[37]從此對比中可以看出，美國在戰場上付出的代價並不比中國小。

有人提出，台灣局勢的發展由於朝鮮戰爭以及中國入朝參戰而極度複雜化，並形成了海峽兩岸之間分治對抗的局面將長期延續下去的環境和條件。台灣問題確實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是不是可以説，沒有抗美援朝戰爭，1950年我們就可以收復台灣?此處存疑。有人提出，抗美援朝戰爭使新中國作為一個“革命國家”，愈加被排除在國際事務之外(包括聯合國之外)。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終於在國際事務上有了發言權。還有人提出，面對新中國在國際安全環境方面所面臨的巨大壓力，和中共領導層在中國各種資源的配置中，將國防和軍備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並使得以高度集中為主要標誌的統制性計劃經濟模式成為唯一有可能實行的模式，這正是整個時代中國經濟成為“短缺型經濟”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和邏輯起始點。對此觀點，我們只想反問，中國作為一個積弱積貧、歷經百年戰亂的落後大國，難道可以一躍而成為發達國家?

總結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應注意兩個方面：一是中美之間的溝通和理解。戰爭在客觀上使中美關係的非正常化一直持續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應當承認，在戰爭決策的過程中，中美之間存在很多的誤會。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雙方也並沒有溝通的渠道。二是對中蘇關係的理性認識。戰爭使中蘇同盟關係得到加強的同時，也大大加強了新中國在經濟等方面對於蘇聯的依賴，埋下了中蘇論戰直到關係破裂的種子。大國關係的處理要考慮全面，目光長遠，這在今天仍然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第4篇

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是密切相關的，脣亡則齒寒，户破則堂危。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不只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切身利害關係密切地關聯着，是為自衞的必要性所決定的。

(此文曾於2000年10月10日作為校報增頁印就，紀念抗美援朝50週年之際)

視察過“三八線”軍事設施後，1950年6月19日，美國國務卿顧問杜勒斯，在韓國國會演説稱：“自由世界正在注視你們，如果與共產黨妥協，等於選擇導致災難的道路。”“只要你們在人類自由的偉大事業中繼續發揮有價值的作用，你們決不會是孤立的。”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對此，當過“聯合國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在其回憶錄中明確斷定：“在朝鮮，共產主義已經向自由世界發動第一次挑戰了。現在是下決心的時候了。現在，同過去任何時候一樣清楚，這是一場反對共產帝國主義的戰爭”。“如果我們在亞洲敗於共產主義，則歐洲的命運將岌岌可危。……我們現在必須行動起來，否則我們將滅亡。”美國記者約翰·託蘭在其《漫長的戰鬥——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一書中，就此寫道：“為了阻止共產主義，哈里·杜魯門總統不宣而戰，迅捷地採取了人們所稱的警察行動，加入了這場衝突，勸説不大情願的聯合國批准他的行動，並使15個國家參加了美國同北朝鮮和中國的戰爭。”

中國人都記得，正是這個杜魯門，在當年6月27日，聲稱“共產黨部隊的佔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而必要職務的美國部隊。因此，我已經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台灣的任何進攻。”而且拋出了“台灣地位未定論”(連麥克阿瑟都認為，這是不正確的，是有背開羅協定的)。同年7月底，麥克阿瑟又專門跑到台灣，“在討論到的問題中有一個問題是國民黨中國迅速而慷慨地提出要派遣軍隊去參加朝鮮的聯合國部隊。……見到了上次戰爭中我的老戰友，蔣介石委員長，我感到非常高興。他那抵制共產黨統治的不屈不撓的決心引起我由衷的欽佩。”

由上可見，朝鮮戰爭的性質，在美國人是毫不含糊的。朝鮮戰爭與中國的關係，在他們也是一清二楚的。

19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陸後，麥克阿瑟率領的侵朝美軍曾經一度得逞、十分張狂，無視中國政府再三嚴正警告，悍然越過“三八線”，大舉進犯朝鮮北方，並迅速向朝中邊境推進，還揚言“從歷史上説來，鴨綠江並不是把兩國截然分開的一道障礙。”

在這個嚴峻的歷史關頭，在領導下，中共中央毅然作出戰略決策，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的偉大號召。1950年10月8日，命令“中國人民志願軍迅速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揭開了入朝第一次戰役的序幕，是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鮮參戰紀念日。

事情正如1950年11月4日中國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所説：“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是密切相關的，脣亡則齒寒，户破則堂危。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不只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切身利害關係密切地關聯着，是為自衞的必要性所決定的。”約翰·託蘭在《漫長的戰鬥》一書中從另一個角度説道：“就這樣，不是為了推動世界共產主義，而是為了保護自己免遭一個威脅要使用核武器的強大敵人的入侵，中國不情願地進入了朝鮮衝突。……麥克阿瑟夢想拿下整個朝鮮，而且或許向更北的地方推進，迫使毛介入一場他幾個月來一直試圖避免的戰爭。”

這就是白紙黑字記載下來的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戰爭由來的歷史真相。

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人民驚天動地頂天立地的偉業。

人們愛説：“財大氣粗”。迄今為止，美帝國主義是世上最為“財大氣粗”者。人們又愛説“實力決定一切”。迄今為止，美帝國主義是世上實力最為強大者。50年代初，美帝國主義在這兩方面更是無可匹敵。不僅如此，朝鮮戰爭爆發後，他一手操縱聯合國，打起了“聯合國軍”的旗號，更是氣勢洶洶、不可一世。

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不過一年，戰亂剛剛平息，台灣、西藏等地還待解放，百業待舉、百廢待興，國力極度貧弱，渴求和平安定，亟待復興建設。面對美帝國主義這樣一個龐然大物，面對這樣一種突如其來的武裝進犯，敢不敢抗衡?能不能抗衡?這顯然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不説別的，即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內也不無疑慮，林彪稱病怯陣就是一例。

在這種情況下，領導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決策，需要何等的勇氣和膽略!中國人民及其子弟兵，萬眾一心、同仇敵愾，義無反顧、不惜犧牲，堅決響應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號召，與朝鮮人民和朝鮮人民軍並肩戰鬥，休慼與共、生死相依，共同抗擊世界上最強大凶惡的帝國主義勢力，又是一種什麼樣的英雄氣概!

拿中國老百姓來説，在50年代初那樣艱苦的年代，廣大勞動人民剛剛翻身解放，遠遠沒有擺脱貧困狀態，但全國上下、男女老少，硬是節衣縮食、慷慨解囊，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捐獻飛機大炮，捐款所得可以購買3170架戰鬥機。人們只要想一想這一件事情，就可知中國人民有着何等樣的博大崇高的胸懷。依靠着這樣的人民，還有什麼不可戰勝的敵人?

至於中國人民志願軍，魏巍寫的《誰是最可愛的人》，正是可以由之“看海洋”的“一滴水”。他所記述的志願軍戰士在鬆骨峯的壯烈戰鬥場景，人們能夠輕易忘記嗎?他所記述的志願軍戰士的崇高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精神以及革命英雄主義、革命人道主義精神，人們能不肅然起敬嗎?所以，毫不奇怪，這篇報道一經發表，就全國傳誦，歷久彌新。“最可愛的人”，自然地成了志願軍戰士的代稱。《誰是最可愛的人》，也當之無愧地編入了中學語文教科書，年復一年地教育、薰陶着無數青少年學子。

請人們記住這樣一點吧!那就是，當朝鮮戰爭的炮火燃燒到中國邊境，中央做出抗美援朝決策，應朝鮮政府的要求向朝鮮派遣志願軍部隊時，不少急促組建的志願軍部隊還來不及換上冬裝、來不及補充給養，就急如星火、星夜就路，奔赴前線的啊!所以，初期入朝參戰的志願軍部隊，凍死凍傷在戰場的遠過於戰死戰傷的啊!前不久，我就讀得20軍史話《百旅之傑》中這樣一段記述：1950年12月9日，在黃草嶺之戰中，我20軍180團二連指戰員，在守衞1081高地時，全部壯烈犧牲。用日本人編纂的美軍在朝作戰史的話來説：“這個陣地的中國第60師，忠實地執行了它的任務，頑強戰鬥到底，無一人生存。”原來，“在第二天打掃戰場時，才發現這個連全部凍死在陣地上。他們都俯卧在冰雪堆起的工事旁，一個個手握着槍支，許多戰士的手凍結在步槍的槍栓上都無法分開。幾個晝夜，攝氏零下40多度的嚴寒，沒有一點熱食進口。這樣，眾多的血肉之軀與冰雪一起形成了冰雕的英雄羣像。”我們志願軍的年輕戰士們，就是這樣地支援朝鮮人民，這樣地抗擊帝國主義侵略、保衞自己新生的共和國和父老鄉親的啊!“為有犧牲多壯志”。中國人民志願軍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壯舉，永載青史、萬古流芳。

?杜魯門回憶錄》中説道，當侵朝美軍遭到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一次戰役迎頭痛擊後，1950年11月30日，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一個聲明。其一開頭就稱：“朝鮮最近形勢的發展使世界面臨一次嚴重的危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已經自滿洲派遣他們的部隊到朝鮮，對在北朝鮮的聯合國部隊進行一次強烈的、組織得很好的進攻。雖然經過長期的、認真的努力，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相信聯合國或美國絕沒有侵略中國的企圖，他們還是這樣做了。由於美國和中國人民之間的歷史友誼，一想到中國人竟被迫和我們在聯合國指揮下的部隊作戰，不免使我們不寒而慄。”這個中國人民耳熟能詳的美國“白皮書”式的聲明，要多荒.唐就有多荒.唐。但是，其“不寒而慄”之説，卻是並不虛假。正是中國人民奮起抗美援朝，中國人民志願軍協同朝鮮人民軍，先後組織了五次戰役，即杜魯門所説“強烈的、組織得很好的進攻”，把美國侵略軍及其僕從軍隊趕回到了“三八線”以南，粉碎了他們侵吞朝鮮、進犯中國的美夢，才使他們惶惶不可終日，不得不坐下來進行停戰談判的啊。

這場談判歷時兩年，時談時停、時談時打、又談又打，終於在1953年7月27日，美帝國主義者被迫簽訂了停戰協定，朝鮮戰爭總算結束。時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克拉克，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我獲得了一個不值得羨慕的名聲：我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司令官。”當時，美國共和黨頭子塔夫脱卻直截了當地認為這是“美國從未遇到的最完全的失敗”，“我們找不出比朝鮮戰爭更悲慘的例子了”。時任美國國防部部長的馬歇爾歎道：“神話已經破滅了。美國原來不是像人家所想的那樣一個強國。”

中國人民志願軍首任司令員彭德懷，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有關報告中説：“它雄辯地證明：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擊敗的。”在同一會議上，講話中指出：“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的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美帝國主義並不可怕，就是那麼一回事。我們取得了這一條經驗，這是一條了不起的經驗。”

在當代世界歷史上，指出的這條經驗的意義實在是無可估量的。1960年10月2日，伊拉克《文明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章中説：“中國在各個方面表現了它的偉大，其中最偉大的一點是它戳穿了‘紙老虎’的本質並促使‘紙老虎’失敗。”這“最偉大的一點”正是從抗美援朝戰爭發端的。

試想：如果當年中國人輕信“美國絕沒有侵略中國的意圖”，與之大談什麼“歷史友誼”;如果中國人害怕美國這隻龐大的紙老虎，不敢奮起抗擊;又如果中國人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打敗了，今天將是一個什麼局面。

歷史明明白白地記下了：正是因為中國人民頂天立地和世界上最強大凶惡的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場上進行了驚天動地、艱苦卓絕的直接較量(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期間已經有過間接較量)，並且贏得了勝利，勝利之後又繼續與之毫無間斷的各式各樣的反覆較量，才有1958年開始的長達12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才有1971年10月的聯合國大會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才有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的中國之行(朝鮮人民領袖金日成當時説：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去北京的。)……。我們説，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今天能巍然屹立於世，中國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的國際地位和國際聲望，都是由於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打下的基礎，恐怕一點也不為過吧?

1993年1月，美國《外交》季刊發表了施萊辛格的文章，題為《探索冷戰後的對外政策》。這位當過美國國防部長、能源部長、中央情報局局長者寫道：“中國是一個獨立思考、在意識形態方面多疑的國家，其人口是美國的5倍。僅這一事實，要脅迫它就很困難。而且，中國人從來沒有向美國的壓力屈服過，這是引人注目的。”“可以肯定地説，美國可以使中國經濟遭到重大的破壞，但是，仍然令人懷疑的是，我們能否迫使它改變其在國內的做法，雖然中國沒有直接打擊美國的有效方法，但我們可以肯定，我們會在其他方面付出代價。……此外，中國有能力挫敗美國各種各樣的外交政策目標。一個在安理會擁有表決權、而且我們依靠它在其它諸如核不擴散、控制武器和技術交流……等方面進行合作的國家，是惹不起的。”

較之當年杜魯門、麥克阿瑟之流，施萊辛格的這番見解，顯然知趣、清醒得多了，也現實、明智得多了。這也算得是美國人從朝鮮戰爭以來的一種歷史經驗的總結吧?我們不難發現，他的這種見解，正是尼克松以來美國政要共具的。儘管他們絲毫也沒有改變帝國主義者的本性、放棄“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中國人不會忘記，台灣乃至西藏等至今還是一個“問題”，其源蓋出於此)。

1953年9月12日講話中就説過：“美帝國主義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這也是抗美援朝戰爭以來屢試不爽的客觀真理啊!

上述種.種，不就是鐵證如山、有目共睹、勝於一切雄辯的歷史真相嗎?

但是，近些年來，中國國內有些人竟然撰文歪曲歷史真相，詆譭抗美援朝戰爭，他們究竟是想幹什麼呢?

據報道，由美國國會授權，從今年6月25日起，美國國防部將在全美各地舉行為期3年的紀念朝鮮戰爭50週年的活動，要全國感謝和牢記“老戰士”50年前在朝戰中“為全國服役和犧牲”，使“全美公眾清楚地瞭解和認識韓戰的教訓、歷史和傳奇故事，以及美國為保衞世界和平和自由所作出的軍事貢獻”，云云。

承主編厚愛，此文曾於2000年10月10日作為校報增頁印就，但因有關禁令未能發送。

同年10月19日至21日，原20軍電訓隊戰友，在當年小隊長李福桂同志閤家傾力操辦下，於南京相聚紀念抗美援朝50週年。大家到雨花台拜謁了革命先烈，暢抒了當年(都不滿20歲)的戰鬥豪情和如今的不勝感慨。

2010年11月28日，在有關方面支持下，原《解放軍報》駐通信兵特約記者王雄同志，在嘉興經辦了“紀念抗美援朝60週年戰友聯誼”。86歲的周文江同志，莊重地以一身滿掛獎勛章的戎裝與會。這位全國一級戰鬥英雄、志願軍二級戰鬥英雄的講話語重心長，感人至深。

這兩次聚會，我都帶去了此文，獲得了戰友們的共鳴。

15年過去。5年過去。原先與會的幾個戰友，當年的小隊長李福桂同志、老英雄周文江同志，竟已相繼去世。但是，正像時為南京中共黨史學會抗美援朝研究分會副會長李福桂參與副主編的、南京部分抗美援朝志願軍老戰士紀念文集的書名所示，他們投入的那個“血與火的歲月”永載青史、萬古流芳。又如2010年與會時獲贈的、由魏巍同志題寫書名的《最可愛的人新傳(一)》中所收錄的周文江等的事蹟一樣，革命傳統代代傳，老兵新傳年年新。

在抗美援朝戰爭65年之際，筆者重發此文，正是着眼於此。

更重要的是，“我們呢?我們中國呢?我們中國人呢?”——此文最後提出的這三個問題，於今越發嚴峻尖鋭地擺在我們面前。

“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抗日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一條理由是當年戰勝日本鬼子以後，我們對日本的處理半途而廢，美國包庇它，沒有對它的戰犯進行徹底審問，沒有把它徹底趕出去，以至於埋下禍根。軍國主義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還在。今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在安倍的操縱下，今天日本在軍國主義道路上依然想重蹈歷史。”“今天日本政壇和當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前夕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今天的日本一系列動作都是在為戰爭做準備。”

“跟日本講道理沒用，沒有力量的正義是蒼白的正義，沒有正義的力量是邪惡的力量，我們既要有正義、又要有實力。在精神上，我們一定要發揚老一輩抗戰精神，鐵血丹心的抗戰精神，剷除漢奸。”(9月30日《參考消息》)

今年7月25日，在朝鮮第四次老兵大會上，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演講中，專門“向致力於實現朝鮮人民的自由獨立與東方和平、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流血犧牲、幫助朝鮮進行正義革命戰爭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老兵表達崇高敬意。”7月27日，朝鮮祖國解放戰爭勝利日，他又向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墓獻了花圈。7月28日，媒體記者受邀前往朝鮮駐華大使館採訪。使館內牆顯著位置懸掛着1958年以及周總理與朝鮮金日成首相的歡宴合影。此中情意，不言自明。

但是，中共中央黨校那個“朝鮮問題專家”，卻又一本其多年來的作為那樣，對此説三道四，很不像話(見7月29日《東方早報》)。

今年9月11日，此人又以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身份，在《東方早報》發表整版文章，題為《朝鮮半島“8月危機”及其啟示》，一本正經，像煞有介事。其最後的“啟示”竟然是：“朝鮮核問題具有使相關事務價值翻轉的功效，美國示拳具有雙重意義。朝鮮核問題能使國際關係中一般認為積極的東西變為消極，使消極的東西具有積極的意義。如，增進友誼、提供援助、開展經濟合作等等，一般認為這是好事，但是施之於堅持核武計劃的朝鮮，就變成為其製造核武提供助力，是壞事。相反，制裁、禁運、施壓這些通常被認為消極行為，施之於朝鮮，卻有助於阻止其核計劃，變成具有正面意義的行為。與此相關聯，美韓加強軍事合作，針對‘核朝鮮’進行軍事演習，便具有了雙重意義。從表層看，美韓軍演示肌肉，無疑會刺激朝鮮，使半島局勢緊張，但也僅僅是緊張而已。因為美國作為當今世界頭號軍事大國，其出擊能力及關鍵時刻的決斷能力，會使一些國家望而生畏，從而收斂自己的言行。朝鮮雖然自認為已是‘世界頂級軍事強國’，但對朝美軍事力量對比還是有清醒認識的。這次危機事實上已證明這一點。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在半島的軍事存在，美韓恫嚇性軍事演習，對防止魯莽行為導致的軍事衝突和戰爭，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作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如此顛倒敵友、混淆黑白、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公然站在美帝國主義一邊，這該是什麼行徑呢?這等“戰略研究”，又究竟對誰有利，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10月10日，為紀念朝鮮勞動黨成立70週年，朝鮮舉行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閲兵式。美國《洛杉磯時報》説：“朝鮮是一個相對較小的國家，不過他會在週六盡全力讓世界——特別是美國——相信，它是不容輕視的。”(10月11日《參考消息》)在閲兵式上，金正恩強調，在朝鮮勞動黨的領導下，朝鮮將會建設成為世界級軍事強國。朝鮮有信心應對美帝國主義挑起的任何戰爭，保衞國家和人民。

通過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見到這個閲兵式的宏偉場面，見到這個像“銅豌豆”一樣的兄弟鄰邦，顯示出如此豪邁的民族精神、無謂的英雄氣概、堅強的戰鬥意志、嚴正的備戰陣勢，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無不會由衷敬佩和讚歎。

但是，翻遍10月11日的《人民日報》、《新華每日電訊》和《光明日報》，竟不見對這個閲兵的隻字報道，豈不是咄咄怪事?

更有甚者，如10月11日《環球時報》社評標題所説，“嘲弄朝鮮不是某些國人自尊的表現”。這篇社評本身，又是什麼樣的“國人自尊的表現”呢?

當然，多年來見慣了上述那個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的那一套，所有這些都不足為奇了。

奇的是，10月12日《新聞晨報》《銘記抗美援朝功績》的報道中引述道：“英國牛津大學大戰略學家羅伯特·奧內爾也説過：‘中國從他們的勝利中一躍而成為一個不能再被人輕視的世界大國，……如果中國人沒有於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在朝鮮戰場上穩執牛耳，此後的世界進程就一定不一樣。’”

在這位英國學者如此提醒面前，那個中共中央黨校戰略研究所教授之流，還有何地可容?

在這位英國學者如此提醒面前，“我們呢?我們中國呢?我們中國人呢?”當是更得弄個明白了吧?

第5篇

中國政府5月13日通知，9月3日全國放假一天，以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並決定將9月3日定為“勝利紀念日”和公共假日。

誠然，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近百年抵抗外來侵略戰爭的首次勝利，是值得中國人永久紀念的。但是，設立“勝利紀念日”則需要全面權衡中國抵抗外來侵略的歷史，做出恰如其分的處理。 這裏要説的是，抗日戰爭不是中國的真正勝利，抗美援朝戰爭才是中國的真正勝利。

如果真要設立什麼“勝利紀念日”之類節日，以抗美援朝戰爭“停戰協定”的簽訂為標誌設立更為合適。為什麼呢?

首先，抗日戰爭中國雖然“勝利”了，而且也是中國共產黨自“西安事變”後“領導”了抗日戰爭，但決定日本投降的畢竟不是中國軍隊。這不是説在戰爭結束前的一個月裏日軍還從中國的主力戰場國民黨戰區淨奪取18座縣城(雖然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月裏從日軍手中淨奪取16座縣城)(喬良：《鬼子投降前一個月，國共兩黨各自在幹麼?》)，蘇聯還出兵150萬。關鍵是，如果沒有美國的兩顆原子彈，日本人會這樣投降麼?

第二，中國雖然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但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到抗日戰爭結束前，在抵抗外侮的戰爭中每戰必敗，沒有過勝利記錄，哪怕是一個最小的國家派出最小的甚至非常少的軍隊，都可以打敗我們。所以日本人從來不認為他們是被中國軍隊打敗的，世界上也沒有誰認為法西斯日本是敗於中國軍隊的。 一個志願軍老戰士在文章中講，抗美援朝戰爭後，一位日本教授感慨地説：“1949年你們的説，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在我們日本沒有人相信。看看你們中國人，一百多年來，一個失敗接一個失敗，幾千個外國人入侵，一兩萬外國入侵者，就可以直入你們的首都，殺人放火，你們就得割地賠款，一句話，中國人就站起來了?後來，你們出兵朝鮮，把我嚇了一跳，你們把美國人從朝鮮北面壓到南面，我覺得中國人和過去不一樣了，看來講得有點道理。” 連解放軍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説“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日本人都不相信，難道有誰相信這樣的中國能夠打敗已經佔領東南亞、敢於偷襲珍珠港、把美國作為消滅目標、勢頭正猛的法西斯日本?所以如果客觀地講，實事求是地講，抗日戰爭並不是中國的真正勝利。 知人者智，自知則明。人貴有自知之明。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和民族也未嘗不是如此。就像中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一方而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真正戰勝國，無法以戰勝國身份在巴黎和會上改變自己半殖民地國際地位一樣，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抗日戰爭也不是中國的真正勝利，否則我們會貽笑於世界。

第三，抗美援朝戰爭，才是中國的真正勝利。正因為抗日戰爭沒有人認為是中國的勝利，二戰中戰勝日本的美國更不把中國放在眼裏。當美軍把朝鮮軍隊趕到中朝邊境，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便叫嚷：“鴨綠江並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能期望聯合國軍在鴨綠江邊停滯不前”，“我要讓共產黨國家血流成河”!同時對中國邊境狂轟濫炸。 同胞們，朝鮮和中國脣齒相依，脣亡則齒寒，當年日本就是通過朝鮮為跳板侵入中國的，中國遭受了多大的災難!美國現在又要重抄舊路，讓中國“血流成河”了!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後來説：“如果他()不在朝鮮阻攔美國，他或許將在中國領土上和美國交戰，他沒有理由作出相反的結論。”由此可見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第四，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的立國之戰。空軍上校戴旭説，朝鮮戰爭告訴我們，和平不是靠退讓得來的。自晚清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連續對世界大大小小的列強退讓了一百多年，結果讓了琉球丟了台灣，讓了東三省丟了北平城，幾乎亡國滅種，也沒有換來中國人渴望幻想的和平。最後還是拼命一戰，才死裏逃生。新中國剛剛成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又順着八國聯軍的慣性思維，組織十六國聯軍，氣勢洶洶地兵臨中國門口。但這一次它們遇到的不再是隻會點頭哈腰訂不平等條約的中國人，而是用思想武裝起來的新中國人!於是局面完全改觀了，和平姍姍來遲。 新加坡《聯合早報》説：“朝鮮半島戰爭使中國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但所帶來的回報也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外交上，中國用能力、決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國宣告了一個強勁對手的存在;在更廣泛的層面，中國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在軍事上，美國對中國產生敬畏，發誓再也不與中國發生地面軍事對抗。以此為標誌，鴉片戰爭以來世界強國蔑視中國自衞能力、無視中國民族意志的歷史，終於走向結束。” 彭德懷的話説得更直白：“美國佔領朝鮮與我隔江想望，威脅我東北，又控制我台灣，威脅我上海、華東。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藉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麼時候吃，決定於它的腸胃，向老虎讓步是不行的。它既要來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國帝國主義見過高低，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是困難的。”這話與美國人的看法不謀而合。 所以説，沒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新中國的國家尊嚴和國威就無從建立，舊中國“東亞病夫”的形象就不可能甩掉，誰想欺侮就欺侮的處境就不可能擺脱，也不可能贏得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環境。

第五，抗美援朝戰爭也是新中國對國際共產主義的支援戰，是履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主義義務。金日成建立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美國人把侵朝戰爭看作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戰爭，其實是消滅社會主義、消滅國際共產主義的侵略和霸權戰爭。如果社會主義國家不能互相支援，就難以戰勝強大的帝國主義侵略力量。 公正地説，一戰後建立的國際聯盟和二戰後建立的聯合國都未能制止戰爭贏得和平，是主持公平正義的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下用他那氣貫長虹的浩然正氣和戰無不勝的有力行動才制止了戰爭，贏得了幾十年的世界和平，而抗美援朝反侵略戰爭是這種行動的標誌。 因此，相對於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才是中國的真正勝利，才是廣大中國人民真正揚眉吐氣的事情，把簽訂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的7月27日設立為中國的勝利紀念日(或稱為“抗美援朝反侵略節”)和公共假日，將比把日本“投降”中國作為“勝利紀念日”更具有實際意義。

第六，針對中國抗議日本高官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一網友説，“美國人每年都紀念抗美援朝犧牲的美軍呢，我們中國人砸(咋)不抗議啊?!!”抗美援朝本來是對美國侵略的迴應，大長中國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的志氣，大滅歐美帝國主義的威風，但中國現在連提都不提了，美國卻在紀念這次戰爭，説它遏制了共產主義的擴張。中國拍攝的30集電視連續劇《抗美援朝》2001年拍攝完畢至今沒有敢播放，在2007年建軍80週年的時候，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裏的“抗美援朝”館也被撤銷了，這都是中國修正主義路線造成的結果。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確認，對“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廣告，為世界人民反侵略反霸權樹立了一面光輝旗幟。如果設立抗美援朝勝利紀念日，將是對正義與和平的讚美，對侵略與霸權的警告，對中國人民志願軍為世界人民做出的反侵略榜樣的肯定，引導世界人民徹底消滅侵略和霸權行為，建設公平、公正、和諧的世界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