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政策糧食安全存在問題和對策論文5篇 糧食安全挑戰與應對：形勢政策問題與對策
在當前全球形勢下，我國面臨着多重挑戰。其中，形勢政策和糧食安全問題成為亟需解決的焦點。本文將針對這一問題展開探討，分析其存在的原因，並提出有效的對策，以確保我國糧食安全穩定，為國家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第1篇
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促進脱貧人口持續增收。推動脱貧地區更多依靠發展來鞏固拓展脱貧攻堅成果，讓脱貧羣眾生活更上一層樓。具體措施中，文件要求鞏固提升脱貧地區特色產業，完善聯農帶農機制，提高脱貧人口家庭經營性收入。
上海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資深專家楊建文對記者表示，把鄉村振興與防止返貧有機結合起來，在去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已有提出，也取得了一些經驗。這是中國實踐的偉大創舉，關鍵詞是“發展”，通過發展鞏固拓展脱貧攻堅成果。
“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不能單靠救濟，不是單純應急，而要注重長效機制，進行統籌安排，短期可以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長期能夠創造條件，使農民的生活得到持續性的改善，進而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他説。
這是我國宣佈脱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後的第一份中央一號文件。2021年我國脱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脱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佔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國全面消除絕對貧困。在此基礎上，如何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促進脱貧人口持續增收，文件從多方面給出方向性措施。
在資金支持方面，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逐步提高中央財政銜接推進鄉村振興補助資金用於產業發展的比重，重點支持幫扶產業補上技術、設施、營銷等短板，強化龍頭帶動作用，促進產業提檔升級。發揮以工代賑作用，具備條件的可提高勞務報酬發放比例。
國家鄉村振興局黨組書記、局長劉煥鑫近期表示，中央財政銜接資金用於產業的比例要進一步提高，在2021年已達到50%的基礎上，2022年力爭再增加5個百分點，達到55%。各地要因地制宜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支持帶動脱貧人口就業較多的龍頭企業、合作社發展。
中央一號文件還提出，加大對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和易地搬遷集中安置區支持力度。在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實施一批補短板促發展項目。完善易地搬遷集中安置區配套設施和公共服務，持續加大安置區產業培育力度，開展搬遷羣眾就業幫扶專項行動。落實搬遷羣眾户籍管理、合法權益保障、社會融入等工作舉措，提升安置社區治理水平。
目前有160個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這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區域短板。劉煥鑫説，各層級都要研究制定實施方案，統籌整合資源，打出政策組合拳，集中力量支持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發展。國家層面將向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選派科技特派團，實行產業技術顧問制度，有計劃開展教育、醫療幹部人才組團式幫扶，並建立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發展監測評價機制。
有人問：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糧食保護價政策影響何在?要精確的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模型計算。我個人的判斷，如果按保護價但不是敞開收購，糧食供過於求的局面可能不會持續這麼長時間，也就是説市場糧價的回升點可能會出現得早一點。但就目前農產品供求總體狀況看，農民要想從農業獲得更多的收入非常困難。
這些資源如果不種糧食而種其他農作物會不會使農民獲得更好的收入?這其實很不確定。現在有些人認為，過去幾年的糧食政策，對糧食生產造成了相當數量的無效供給，造成了嚴重的庫存積壓。這種認識隱含的前提就是糧食生產浪費了部分資源。
那麼，是不是“不浪費”就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這要看其他農產品是否存在短缺現象。現實情況是，除糧食之外的其他農產品也基本沒有短缺，而且絕大多數供過於求、價格下跌。所以，即使這幾年少種一點糧食、改種其他農作物，問題依然存在。
我大體的經驗判斷是：根據目前糧食生產水平和消費水平，全國糧食播種面積大體上需要保持在16．5—17億畝之間。低於16．5億畝，當年生產的糧食就難以滿足需求，糧價會上漲；超過17億畝，則會供過於求，糧價下降。因此，從總供求的角度看，糧食播種面積也就只有5000萬畝左右的調整餘地。
這幾年糧食庫存多了，確實可以適當減少糧食生產。估計糧食播種面積在一兩年內低於16．5億畝問題不大，因為有庫存；但連續3年以上我認為就會出問題。
這還只是從糧食這一個角度考慮，進一步要考慮：調減下來的糧食播種面積去種其他農作物，農民是否會獲得更高的收入?
實際情況並不樂觀。比如棉花、蔬菜等已是供過於求。所以抑制農民增收的基本原因，還是市場需求制約和農民就業不充分。現在有些地方出現“拋荒”現象，就反證了這一點。
我認為對“拋荒”不必過分擔憂，首先，“拋荒”面積在總體上很有限；其次，要看到“拋荒”是在糧食暫時供過於求、而其他農產品在市場上並不短缺的情況下出現的，它實際上是農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轉移投入的一種應對措施。馬克思説過，農產品價格是由劣等地上的生產成本決定的，出現供過於求時，劣等地退出生產是符合經濟邏輯的。
當然，在我國現實情況下，引發“拋荒”的原因很複雜，農民種地的負擔過重是誘因之一。但無論如何，“拋荒”沒有導致供給短缺，這表明它主要是市場引導的結果，多數農民在當前確實難以靠農業來增收。
農產品的需求約束非常嚴重。比如全球糧食價格下跌自1996年初始，迄今已逾5年，仍處於低谷，很多品種目前的價格和最高價相比已跌去近50％，這似乎是全球性的糧食過剩。但從需求角度看，全球還有很多人吃不飽甚至餓死，原因就是他們沒有支付能力。所以講目前農產品過剩，只是相對於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
但糧食有很特殊的一點，就是它是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的重要產品，對它的判斷僅僅依據人們有無支付能力是要出問題的。顯然，如果完全從經濟學判斷，全球的糧食生產都應減少，更不用説中國的糧食生產應減少；但是從國際糧農組織(fao)提出“糧食安全”概念來講，目前全球的糧食生產未必能滿足需求。因此，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不能僅按經濟學的原理去解釋。
經濟發展到今天，從平均消費水平看，糧食市場已經飽和，似乎應該減產。但是平均水平背後掩蓋的矛盾非常大。比如説中國，拿城裏的4億人口和農村的8億多人口比較，兩者需求結構的差異非常大。除部分發達地區外，農民的食品支出仍在繼續上升，尤其是肉禽蛋魚這些動物性蛋白食品。
這説明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中，雖然整體上已經進入小康，但由於存在資源分配和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差距在擴大，這樣的市場就很難對付。生產出來的東西對一部分人來説早已滿足了，而沒有滿足的人卻沒有相應的支付能力。
現在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兩個矛盾交織在一起：一個是農產品的消費者也就是城鎮居民，已經進入食品支出比重下降階段，他們的支出將轉移到新興消費如住房、汽車、旅遊、教育之類的行業。另外一個是，城市消費的發展非常快，但有良好市場前景的消費基本與農業無關，比如城市高樓、轎車都和農業無關。
所以儘管城鎮在快速擴張，城鎮居民的消費在繼續增長，但對農業的帶動作用非常弱，很多農產品的消費不出現負增長就不錯了。從這個角度看，農民再努力也沒用，因為沒有市場，這是個最大的制約。
但這個制約最終不只影響到農民，中國整個經濟增長的困難就在這裏。按農業的生產能力來説，足以保證4億城裏人吃飽吃好。但問題是有限的城裏人對農產品的需求也有限，結果是相當數量的農產品過剩，這對農民來説就意味着收入上不去。
農民收入上不去，又帶來另外一個大問題，就是城裏人生產出來的東西農民買不起。這樣非農產品也沒有大的市場，最後就出現了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結果：農產品相對於城鎮居民是過剩的，而非農產品相對於農民也是過剩的。這是一個惡性循環：8億農民生產出來的東西4億城裏人消費不了，所以農產品過剩；而農產品過剩就導致農民收入上不去，因此4億城裏人生產的非農業品農民就買不起，最後是大家的市場都難以擴大。
所以，如果日益明顯的收入分配、資源分配矛盾解決不好，第二、三產業和第一產業就相互缺乏所需要的市場環境，各自的發展就會遇到很大的障礙。從這個整體角度分析，我同意“農民增收的途徑在農業之外”這個説法。
第2篇
人的發展與自然環境密不可分、相互影響，自然界為人類提供所需食物，人類活動又反作用於自然環境。我們既要利用自然，更要保護自然，樹立大食物觀就是要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過去我們對農業資源的過度和不恰當利用，造成了耕地退化和污染、水資源超採，給農業生態環境帶來嚴峻挑戰，也影響了食品質量與安全。要在保護好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從耕地資源向整個國土資源拓展，宜糧則糧、宜經則經、宜牧則牧、宜漁則漁、宜林則林，形成同市場需求相適應、同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匹配的現代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佈局。
其一，大食物觀強調資源利用的合理性。這意味着要根據地形地貌、氣象水文、土壤類型、產業基礎等資源稟賦和資源環境承載力，優化農業生產力佈局，推進農產品逐步向優勢產區集中。
其二，大食物觀體現全方位利用國土資源的理念。我國國土資源廣闊，資源類型豐富，保障食物安全既要向耕地要糧食，確保中國人的飯碗主要裝中國糧，又要向設施農業要產出，推動食物供給由單一生產向多元供給轉變。
其三，大食物觀強調資源利用的可持續性。大食物觀堅持生態優先原則，更加註重資源節約、更加註重環境友好、更加註重生態保育，從農業可持續發展基本理論出發，推動糧食生產體系從以高產目標主導向以綠色生態為主轉變，依靠綠色技術緩解農業水土資源緊缺、降低農業環境污染壓力，實現糧食綠色低碳生產。
其四，大食物觀鼓勵糧食減損和食物節約。“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保障食物安全，除了開源之外也要注重節流，減少糧食損失和食物浪費也是實現資源有效利用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
隨着生產分工的細化，特別是全球分工的深化，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單獨實現絕對的糧食安全。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立足國內資源實現了糧食基本自給，不僅沒有給國際糧食市場增加負擔，而且有效分擔了全球糧食供給壓力，為世界糧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貢獻。
大食物觀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通過不斷拓展國內資源保障食物供給，這既是對中國人民負責，也是對全世界人民負責。未來，中國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決心不會變，同世界分享發展機遇的決心不會變，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發展的決心不會變。中國將積極參與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為中國和世界糧食安全進一步作出貢獻。
需要強調的是，大食物觀的重點還是糧食、基礎仍是耕地、出路在於科技。“民非谷不食”，儘管居民食物需求越來越多樣化，但糧食仍是居民食物的基礎，不僅因為稻穀和小麥是重要的口糧作物，而且人類食用的許多動物性食品也是以穀物為飼料，因此確保“穀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是前提。“谷非地不生”，耕地是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生產的命根子，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基，要用“長牙齒”的硬措施保護好耕地。科技創新是落實大食物觀的根本出路，不論是提升傳統食物供給能力還是創新人造食品，都離不開科技支撐，推動生物技術在農業、食品領域的應用，是平衡人類社會需要和有限自然資源的必要措施，也是踐行大食物觀的必由之路。
第3篇
最近中央電視台連接報道了許多酒樓食堂的就餐人員，浪費大量飯菜食品的專題調查。所展場景觸目驚心，浪費糧食巨大。為此，央視號召要大力提倡餐飲的“光盤行動”，減少糧食食品的無效浪費，迴歸理性消費。
民以食為天，國以民為本。關於糧食問題，我覺的太重要了。全國14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雖然連續多年的糧食豐收，國家也儲備了一定糧食。但我認為目前仍然不能樂觀。國家規定“糧食安全省長負責制”是十分正確的。
雙親去世有些年了，還時時思念着，尤其是母親對我們四個子女的點點滴滴恩情今世難忘。小孫子四歲自已會獨立吃飯，每次吃飯時，桌上地下都撒有不少飯粒。碗裏往往還有半碗飯就不吃了。這時我會毫不猶豫地端起碗幾口就把飯吃完了。但是，每次都會得到兒媳的反對：“大人不能吃小孩的飯，要折壽的，倒了這點飯不算什麼！”真的不算什麼？每當此時，就會想起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生活困難，糧食緊缺和母親的操勞。
1960年前後，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給剛有起色的國民經濟帶來嚴重影響。不論是生產資料還是生活必須品都嚴重匱乏。許多物資都憑證憑票限量供應。排隊購買商品是司空見慣。糧食供應更是如此。提倡“一干二稀”、“瓜菜代“。油脂、蛋白質攝入量少，二個妹妹發生了浮腫。在母親的偏心下，有時我還可以吃上一個家養母雞下的蛋，用米湯衝成蛋花吃。雖然，沒有發生浮腫，但天天的“菜煮飯”已經讓人吃煩了。母親看在眼上，疼在心裏。白菜、薺菜、蘿蔔和老南瓜輪換煮着飯吃，以此來調節口味。一天中午放學回家，走到家門口就聞到一陣陣的飯香。好似還夾着一絲絲的青香味。打開飯甑一看，白花花的米飯如珍珠一般。頃刻食慾大增。我急忙盛了一碗飯，放了點豬油，再倒入醬油拌和着就狼吞虎嚥地吃起來了。邊吃邊讚揚：鬆鬆散散的飯很是爽口好吃。但又總感覺其中含有什麼東西，便詢問母親。母親喜悦地説放了白蘿蔔一塊蒸的。
原來母親將洗淨的白蘿蔔切成片再切成絲，又改刀成為米粒般大小的蘿蔔丁，然後摻和在煮過的撈飯中，放入飯甑蒸熟。我把母親這種‘摻雜使假’做米飯的方法告訴了同學。他們家都紛紛仿效，説節約了糧食又好吃。摻了白蘿蔔丁蒸的米飯畢竟不如純大米飯味正，時間一長也就覺得很乏味了。
那年秋收後，地處信江北岸沙洲地的傍羅鄉，用收穫的紅薯抵交糧食徵購任務。糧食部門將紅薯運到各個糧食供應站，以每斤糧食指標摺合6斤紅薯，每人扣5斤糧食定量，供30斤紅薯的規定，搭售給全鎮居民。母親把買回來的二百多紅薯。一部分做成薯乾片，是春節過年又甜又脆的傳統食品。另外大部分紅薯則變着花樣吃。或蒸紅薯或放在稀飯中煮着吃。那段時間集中供應紅薯，家家户户都在食用紅薯。欲話説：一個紅薯三個屁。坐在教室裏上課，此起彼伏的放屁聲往往引來了一陣陣的笑聲、責罵聲。一天有個頑皮的同學在鄰坐同學放了一聲屁後，忽然站起來大聲地説：“老師，又放屁了。”頃刻間引起鬨堂大笑，老師很是尷尬。
參加工作來到糧食部門。母親很是高興，認為餓不死我這個管糧食的人。其實不然，記得到糧站報到上班，正是夏糧收購入庫高峯的八月份。武夷山下的小小糧站，裏裏外外都是交糧的農民。而糧站只有5名職工還包括站長。為了應對繁忙的糧食收購，增加9名臨時助徵人員。人多了，收糧時間又長，丁站長決定伙食團改分菜分飯製為集中用膳，不分菜，打開飯甑吃。對於我這
樣的正在長身體的“薄薄子”正是求知不得。這樣的日子過了不到一個月，不知哪位快嘴的人秉告了糧食局。一個電話掛下來，不但制止不了這種吃飯不定量的用餐，站長受到批評，而且還扣除當季全站人員的綜合獎每人9元多錢。不要小看這9元錢，在當時是一個人的月伙食費標準。
翻開中華民族厚重的史冊，雖然也有過驕人的繁榮和昌盛，但飢餓、災荒幾乎在每一頁都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民以食為天”，讓老百姓吃飽飯是困擾中國政治家們幾千年的一個難題。西方有學者曾多次斷言：中國存在一個長期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養活不了佔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經過不懈努力，終於成功地解決了這一難題。廣大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激活了農業生產力，糧食及農副產品產量大幅度提高。解放後60年來，我國的糧食產量以每年800多萬噸的速度遞增。糧食產量連續跨過3億噸，4億噸和5億噸三個台階。總產量躍居世界首位，人均糧食產量達400公斤左右，超過世界人均水平。聯合國糧農組織官員讚許説：一個可耕地面積只佔世界7%的國家，養活了佔世界22%的人口，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奇蹟，也是世界歷史上的奇蹟。對世界也是個貢獻。
糧食專家袁隆平院士為我國的糧食安全作出了重大的突出貢獻。他發現和研究海南野生稻，並利用其優勢，發明了三系配套（不育系、恢復系、保持系）制種雜交水稻技術，以及大面積推廣雜交水稻種植，獲得了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促進了我國的糧食安全。
告別了短缺經濟的中國老百姓正由“吃飽”向“吃好”過度。市場各種物資相對富足，糧食多了，農民賣糧又難了。糧食不抵價，農民有怨言。國家實行“糧食收購最低保護價”。保護了農民種糧的收入。糧食多了，國有糧食企業壓庫增支，入不敷出，步履維艱。糧食少了不行是顯而易見的。糧食多了又不好卻是一個新課題。由此還衍生出“奢侈浪費有理”。説什麼可以拉動內需，刺激消費，搞活經濟，是貢獻之舉。於是乎有花數百上千的請吃，一桌酒席飯菜剩一大半。大桶大桶的菜飯，或成了餵豬的泔水，或直接倒進了下水道。這種消費不是浪費嗎！於個人講，空耗了金錢、犧牲了自已的勞動果實。從大局講：無意義的空耗資源等於是加重了大自然有限資源的消耗，也有悖於“勤儉持家，勤儉建國”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德。我們應牢記“兩個務必”，沒有理由奢侈浪費，窮耗資源，提倡積極的適度的消費，節能降耗，低碳生活，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才是我們正確的選擇。
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不應該以減少糧食種植面積為目標。否則容易造成糧食生產波動，一時糧價節節上升，供求一度似乎偏緊。一時又谷殘傷農，挫傷農民種糧積極性。因此，國家糧食生產始終得到各級領導重視，既有“糧食收購最低保護價”，又有“耕地面積保護紅線”，確保糧田面積不減少。同時涉農費税全免，減輕農民負擔，還有39項涉農補貼。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又上來了。難怪鄉下的外甥告訴我，他不再東奔西跑外出打工了，回家種田再搞些養殖，全年經濟收入一樣不低，又能照顧家庭。真是適逢其時。
第4篇
作為擁有14億多人口的大國，保障糧食安全對中國而言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必須居安思危，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要認識到，我國糧食供求仍長期處於“緊平衡”狀態，糧食品種供給結構性短缺，種業自主創新能力有待提高，部分農產品對外依存度高等問題依舊存在。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面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國際環境，我國發展面臨的內部和外部形勢日趨複雜嚴峻。越是風疾雨驟，越是驚濤駭浪，就越要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切實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築牢大國糧食安全根基。
從國內需求研判，我國糧食呈現供需結構性矛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糧食消費需求從“吃得飽”向“吃得好”逐漸轉變的同時，也使得糧食供需關係出現了兩對結構性矛盾。一是低端產量過剩與高端供給不足的矛盾，二是口糧安全與改善型需求的矛盾。到2035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必然導致食物消費結構進一步向高質量改善型需求升級，糧食供需結構性矛盾將會越發突出。
從國內供給研判，糧食增產空間面臨硬約束。一是耕地面積持續減少。耕地是保障糧食安全的根本，是我們賴以吃飯的家底。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數據顯示，我國現有耕地面積距離18億畝的耕地紅線越來越近。二是耕地質量明顯下滑。由於高強度利用，我國耕地基礎地力也呈現下降態勢，東北黑土地退化、南方耕地酸化、北方耕地鹽鹼化等問題尤為突出。三是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糧食是一種特殊商品，社會效益高但經濟效益相對較低，農民種糧積極性不足。部分農村地區出現耕地撂荒、耕地“非農化”、耕地“非糧化”等現象。
從國際供給研判，國際糧食供應鏈穩定性不容樂觀。新冠疫情蔓延和國際形勢的持續緊張對全球糧食供應體系造成很大沖擊和影響，國際糧價出現大幅波動，給世界糧食安全帶來了不確定性。我國部分農產品例如大豆對進口的依賴度較高，且進口對象國家高度集中，國際形勢變化必然對我國糧食進口產生較大影響，從而影響我國糧食供給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第5篇
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大力推進種源等農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全面實施種業振興行動方案。加快推進農業種質資源普查收集，強化精準鑑定評價。推進種業領域國家重大創新平台建設。啟動農業生物育種重大項目。加快實施農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實行“揭榜掛帥”“部省聯動”等制度，開展長週期研發項目試點。強化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開展重大品種研發與推廣後補助試點。貫徹落實種子法，實行實質性派生品種制度，強化種業知識產權保護，依法嚴厲打擊套牌侵權等違法犯罪行為。
上海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資深專家楊建文對記者表示，種源問題和種業發展問題事關大局，事關根本。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提到“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高度，這次中央一號文件又用“關鍵”和“核心”兩個詞疊加的方式，超乎尋常地強調了種源技術攻關的重要性。“這樣的表述一點都不過分，種源對於農業而言，重要性可能不亞於工業領域的芯片。”
在強調種業重要性的同時，受訪人士普遍認為，中國種業技術與國外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仍存在“卡脖子”風險。
楊建文説，優良品種的培育，是種質資源與現代育種技術結合的結果。中國在作物功能基因組學、農作物強雜交優勢利用、綠色超級稻培育技術領跑，但育種領域綜合水平仍然較低。
在田亞雄看來，目前，我國種業所面臨的瓶頸和壁壘主要表現在產出效率方面，玉米、大豆等主要糧食作物的單產與海外先進水平相比差距比較大。
近年來，圍繞種子為核心的政策不斷出台，全力發展種業的政策風向明顯，如農作物轉基因安全證書頒發加速、《種業振興行動方案》提出、新種子法修訂完成即將施行、《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農作物種子生產經營許可管理辦法》《農業植物品種命名規定》等4部規章內容擴大至轉基因範疇。
去年農業農村部研究制定了種業振興行動方案，提出了種業振興的重點任務和保障措施等一攬子安排，為打好種業翻身仗、推動我國由種業大國向種業強國邁進提供了路線圖、任務書。
農業農村部種業管理司二級巡視員謝焱表示，今年在主糧，包括大豆、油料等方面，國家將新認定一批基地，支持一批基地來滿足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的需求。
華西證券認為，在政策暖風下，種業基本面改善的預期較為完善，種業相關上市公司或將迎來重要政策窗口期。
楊建文建議，國家可從種質資源的普查收集和精準鑑定入手，啟動持續性的合作攻關，迅速形成農業產業技術體系，並創造相應的制度條件。“加緊努力，多方合力，有效發力，從源頭上，從根本上，為解決糧食安全問題打好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