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靜靜地頓河讀後感精選三篇
瑞典老人們對《頓河》獲得諾貝爾獎的決定時指出，“肖洛霍夫在描寫俄羅斯人民生活中一個歷史階段的頓河史詩中所表現的藝術力量和正直。”
靜靜地頓河讀後感800字
初讀此書，感觸最深的是作者對人物、環境的描寫，用詞生動形象，大篇幅運用修辭，別具一格的形容手法，語言優美華麗又絲毫無做作之嫌，讀來沁人心脾，讓人慾罷不能。懷着這種心態，我如飢似渴地讀完了四冊中的第一冊。作者對情景的描寫細緻入微，令人心曠神怡，彷彿置身於中。通過對哥薩克人勞作、習俗、日常生活、鄰里瑣事的描寫，我的眼前彷彿浮現出一個粗獷、豪放、勇猛無畏、怡然自足的馬背民族勇士的哥薩克形象，着實令人神往。尤其對兩軍對壘、衝鋒陷陣的哥薩克騎士的心理描寫瞬間給人一種大戰在即，生死一線即在眼前的心理衝擊。
小説的歷史背景大約為1912至1922年間，這期間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以及蘇維埃政權的穩固，反映了英勇的哥薩克民族在此期間為戰爭背井離鄉，流血犧牲。用寫實的手法，從人性的角度，以哥薩克人為中心構成了小説的內容框架。
我對主人公葛利高裏的感情經歷感觸頗深，年青的葛利高裏的感情是波折的，不幸的。與豐滿、性感的鄰家有夫之婦——阿卡西妮亞的甜蜜而大膽的邂逅糟公之於眾後，令強勢的老父親潘苔萊顏面掃地，接下來等待着葛利高裏的便是一次赤裸裸的包辦婚姻。葛利高裏性格是倔強的，是不屈服於倫理道德的，他任性地從不幸福的婚姻中解脱出來，毅然決然帶着阿卡西妮亞私奔而去，拋下孤苦的妻子娜塔莉亞，憤怒的司捷番，甩給頓河人民一個大個的供茶餘飯後解悶的風流話題。最不幸的是娜塔莉亞，她所有的一切，幸福的與不幸福的、好的與壞的、期盼中的與落了空的，都隨着丈夫的遠去而變的不再有任何意義。曇花一現的幸福抖然間便從指間滑落，碎了一地。
娜塔莉亞的不幸着實令我惋惜，這其中，除了葛利高裏的倔強外，也有娜塔莉亞的執着，一根筋。當初執意追隨葛利高裏是違了父親的意願，受傷回家後又讓好面子的父親自覺顏面掃地，無形中父女間的隔閡越來越大，矛盾越積越深，而禽獸不如的哥哥甚至企圖有非分之想，遠去的丈夫又無從尋覓，生活完全暗淡，看不到半點希望。她太不幸了，傷心欲絕而又無人傾訴，萬般無奈之下的娜塔莉亞選擇了以死來了解痛苦。讀到此處，我開始怨恨起主人公葛利高裏，也為娜塔莉亞當初的不爭氣而懊惱。或許小説最後，因為阿卡西妮亞的背叛，令葛利高裏心灰意冷轉而回到娜塔莉亞的身邊，能為我帶來少許安慰，也為這段荒唐的婚姻畫一個逗號。
靜靜地頓河讀後感
我不喜歡看小説，更不喜歡看略長些的，可能是性格的問題，那密密麻麻是一行行，一排排的字跡看着就“眼花繚亂”。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對這本《靜靜的頓河》產生了頓悟，因為當時老師倡導我們看些文學性的小説。漸漸地，我接觸了這本我初讀並且印象最深刻的文學作品。
這本書共四本，讓我這個出入者不禁望而卻步，但在讀完第一本後，我就被文中一個個鮮活的形象牽動着，直堅持看完最後一個字。
文中寫着作者肖洛霍夫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內戰爭結束這個動盪的歷史年代中，描寫了頓河兩岸哥薩克人在戰爭時期的生活和命運，葛利高裏是她們的代表。在戰爭中，他在紅軍和白軍中間搖擺不定，從一個單純的孩子成長為暴躁偏激的軍官。在經歷了紅軍白軍的多次選擇之後，在經歷了幾次抗爭和逃避後，這位平民英雄變得兇殘放蕩，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肖洛霍夫正是深知哥薩克人內心世界曾經有過怎樣尖鋭的矛盾和鬥爭，他受時代的感召，滿懷對他們的熱愛，塑造了許多體現歷史進步方向的革命者——布爾什維克紅軍戰士形象，謳歌了他們為之鬥爭的蘇維埃政權的徹底勝利。
肖洛霍夫用他那淡淡的筆觸，為我們描繪着頓河兩岸哥薩克人的生活畫卷。這本書以布爾什維克小組活動所觸發的革命與反革命的較量以及社會各階層的矛盾為軸心，層層展開，步步推進，將讀者帶進了風起雲湧的哥薩克鄉村生活。與書中的人物一同感受生活的疾苦與悲歡。我非常喜歡書中對頓河大自然風貌的描寫，這些文字讓人文靜，讓人暫時忘卻了緊張的學習生活，使人徘徊於其間。整篇文字是那樣安靜，平靜，冷靜;就像他筆下那條靜靜的頓河，但無渲染的文字具有最強的衝擊力。當一個作家從內心歸屬於一片土地時，他的血液裏就流淌着那塊土地的精神，風采和傳奇，而那片土地所傳達給他的某種特殊啟示，將凝聚成這個作家平生抒發心靈和情感的語言。
肖洛霍夫曾説：我願我的作品有助於每個人變得美好，心靈變得純潔，也希望我的作品能喚起每個人對同伴的愛心。希望更多的人能夠閲讀這樣一本宏大構思，磅礴氣勢，具有深厚的生活內涵，人生意義。個性鮮明的人物，生動感人的描寫的偉大鉅著。
讓我們感受他的磅礴，他的人生魅力。
《靜靜的頓河》讀後感
去年年底，俄羅斯多家報紙報道：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的手稿終於找到了。莫斯科的記者列·科洛德內經過數年的追尋發現，手稿在肖氏的摯友庫達紹夫遠親的手裏。時任總理的普京命令財政部“立即籌款購買手稿”。至此流傳了70多年的肖洛霍夫剽竊《靜靜的頓河》手稿之説不攻自破。就在這一年，俄羅斯的讀者將《靜靜的頓河》推為十大暢銷書的榜首。在這個時候來重讀《靜靜的頓河》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靜靜的頓河》長期以來被蘇聯主流批評家闡釋為“一部描寫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時代的人民生活的史詩”，被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頌歌。應該説這些批評家們一點沒説錯。肖洛霍夫自己曾經這樣談論這部小説：在《靜靜的頓河》中想展示哥薩克人如何通過戰爭、痛苦和流血，走向社會主義。作品把擁護蘇維埃、邁向社會主義稱為“偉大的人類真理”。哥薩克經過痛苦的歷程走向社會主義確實是小説的主題之一。無可否認，寫這個主題，肖洛霍夫是真誠的，但這裏也隱含着他作為一個蘇聯作家的生存智慧——假如不寫這個主題，當時他這樣一個20多歲的默默無聞的作家是很難為小説弄到準生證的。米·布爾加科夫的《白衞軍》等作品的難產和作家本人的厄運就是前車之鑑。與這個主題相適應，肖氏採用了評價人物的歷史倫理標準，即凡是符合歷史進步趨勢的人物就獲得被敍述的權利。
但是正統的批評家忽視或視而不見的是，在《靜靜的頓河》中還有另一個主題，這就是關於“人的命運”和“人的魅力”的主題。這個主題是作家關注的熱點。作家説，“我在葛利高裏身上就想表現出這種人的魅力。”一方面葛利高裏在痛苦地抗拒戰爭對他的人性的磨蝕和扭曲，另一方面，他在人格力量方面高於周圍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葛利高裏和科曬沃伊同時出現的場面中，在兩人的交鋒中，敍述者情感距離離前者近，而離後者遠。在別的一些場景(比如葛利高裏目擊的波得捷爾柯夫砍殺柴爾涅曹夫等場面)裏，代表歷史進步趨勢的人物被敍述者冷落，而葛利高裏這小子卻成了敍述的聚焦對象，獲得了敍述者的同情。這是因為在這裏歷史倫理標準被懸置，代之以審美標準。類似的情況在《麥克白斯》等作品中也出現過。對審美價值的張揚，自然凸現了人的價值，也就導致了對殘酷行為的絕不寬容。肖洛霍夫對戰爭中戕害人的肉體和精神的殘酷行為大加撻伐，不管其禍首是白軍還是紅軍。作家揭露了在其兄被殺後葛利高裏命令叛軍濫殺俘虜的罪行，也不迴避紅軍中的馬爾金、波得捷爾柯夫們的暴行。在肖氏那裏似乎有一種類似於黑格爾的“永恆正義”、托爾斯泰的“我必報應”的懲罰力量。彭楚克在頓河革命軍事委員會革命法庭當執法隊隊長，每天半夜到城外去處決犯人，其中有很多是無辜的哥薩克勞動者。當時他形容枯槁，神情恍惚，甚至喪失了性功能。可推掉這差事後，他又能與戀人共享春宵了。對人的關懷就成了貫串這部小説的一條紅線。
在《靜靜的頓河》中肖氏堅持了一種與歷史家和政治家的立場迥然有別的作家立場。政治家以歷史的進步的宏大目標為惟一的追求，在這樣的追求中個人可能成為犧牲品。歷史家則按照這樣的精神來敍述歷史。作家立場的實質是關注個體的權利、願望和追求。麥列霍夫的家破人亡、彼得羅——伊萬·阿列克塞耶維奇——妲妮婭之間的親人仇殺的悲劇、並非事出無因的月申斯克暴動(肖氏對高爾基説，“發生暴動是由於對待中農哥薩克採取過火行為的結果。”)、雙方都不經審判的濫殺俘虜等等，這些同時期別的作家的作品中不敢涉及、政治家和歷史家被忽略掉的細節，這部小説卻大書特書，革命和戰爭中被犧牲者的聲音就這樣曲折地傳達了出來。
其實，對《靜靜的頓河》有一個不斷重讀的過程。對主人公葛利高裏的評論就有一波三折的戲劇性轉折。在作品剛問世的20年代，評論家通常稱該形象為“人民的敵人”，50年代又認為他是“反叛者”，或認為他陷入了“歷史迷誤”，到了80年代他已被推崇為“真理的探索者”。葛利高裏評論史中出現瞭如此巨大的反差，其實在我們看來，分歧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大。在評論葛利高裏的時候，蘇聯的評論者們侷限於同樣的理論思維的框架中。不管是將葛利高裏視為“人民的敵人”的批評者，還是將他看成是真理探索者的論者，都只侷限在以社會歷史價值確定人物的意義。批評家逐漸將葛利高裏由人民的敵人變成真理的探索者，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真正認識到了這個人物形象的社會學價值或審美價值，這僅僅反映了主流意識形態對這位聲望日隆的肖洛霍夫的招安策略。80年代的批評家的邏輯是這樣的：既然肖洛霍夫是一位偉大的作家，那麼他心愛的主人公葛利高裏還會是壞人嗎?於是就有了葛利高裏由敵人而變為迷路者，再變為英雄的戲劇性過程。
在《靜靜的頓河》中肖氏採用了頗為聰明的寫作策略。為了既要説出真理，又要讓書能夠到達讀者手中，也為了保護自己，在作品中容納了兩個聲部——勝利者的聲部(即前面説到的第一個主題)和無辜受害者的聲部。作家採取了將兩個聲部交織的敍述策略。因為有了勝利者的聲部，反映了歷史的趨勢，他的作品就可以與主流意識形態吻合;因為包括了無辜受害者的聲部，當人們重新認識歷史中的冤假錯案的時候，不能不折服作家在逆境中堅持講真話的勇氣。這是肖洛霍夫的作品能在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念的人羣中都能得到認同的重要原因。
我願我的作品有助於每個人變得美好，心靈變得更純潔，也希望我的作品能喚起每個人對同伴的愛心。——肖洛霍夫
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長篇小説《靜靜的頓河》，想看這本書想了好幾個月了，放假回家時也一直在找。終於，還是在這學期開學時到圖書館裏找到了它們...。那時候它們就這樣靜靜地躺在圖書館一個角落的書架上，我驚喜地發現了它們，不過當時還是着實被它們“可怕”的厚度嚇了個夠...;接下來的日子幾乎天天都有看它們。由於還有“繁重”的學習任務，幾乎是按着每星期一本的進度在看。之前我還沒有在真正意義上看過一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書籍，但是當我着手看這書之後，發現這本書大大超乎了我的預料，超乎了我的預料的好...;在看過這部書之後，我想我已經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熱愛和平者。大概所有看過這部書的人，都會對戰爭有一種清晰而可怕的印象。在小説的開始，也就是戰爭還沒有打響的時候，頓河的哥薩克們過着多麼愜意的幸福生活。村裏的人民，雖然還是貧富有差，但都能自已自足地過着令自己還算滿意的生活。隨着一戰的爆發，井然的秩序被打亂了，村子裏的哥薩克越來越小，人們變得越來越窮，心也變得越來越硬了。...;在這場持續了幾年的戰爭裏，我找不出哪一方是明顯的正義的，慢慢地，隨着格利高裏多次搖擺不定的足跡，我明白了，在戰爭裏，並沒哪一方是所謂的真正的正義的，也並沒有哪一方就是邪惡的。真正的正義，永遠屬於人民，屬於那些善良的熱愛生活的人們的存在;而真正的邪惡，也並不是所謂的“敵方”，卻是那些在戰爭中所有的對人類存在以及文明和理性的踐踏。真的，不看這本書，不會想到這些。...;想一想，書裏的多少哥薩克們，他們都只是些那麼普通的人，只不過想在這場戰爭中保住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他們沒有文化，不懂得政治，更不知道自己的“權利”所在，但是，這又怎能麼樣...他們和所有的人，不管是和貴族們，士官生人，還和是蘇維埃者們都一樣，徹頭徹尾的是人啊...他們有權利在這個儘管可能不那麼盡善盡美的世界上活下去呀...母親們隨時都有可能失去兒子;妻子隨時可能失去丈夫;孩子們則隨時可能失去父親...最不可理解的是，那些可愛的，熱愛生活的，大字不識的哥薩克們，在“白軍(帝制政權)，紅軍(蘇維埃政權)，哥薩克隊伍”這樣的一個奇怪的三頭天平之間來回擺動着。他們，如格利高裏，也一度有過所謂的人生理想，有過明確的鬥爭目標，但都在這樣一場殘酷的戰爭中變得蕩然無存，最後剩下的，不過是對自己生存的渴望和對自己家庭幸福生活的追求。政治在他們的心裏，劃上了句號。由於這些最樸素的追求，他們在那個三頭的大天平上更迭着變成了戰爭不同方的“砝碼”，卻由於歷史的無情，他們最終或死於不明不白之中，或活在無盡的恐怖回憶裏。...;我喜歡格利高裏，喜歡他的野性，他的不羈，更重要的，是他心中一直保持的那份堅定的“人性”...;我喜歡娜塔利亞，喜歡她的温順，她對愛情無言的執着，更為她那顆容忍的心敬佩不已。...
在秋天的下午閲讀《靜靜的頓河》，每次抬眼都能望到陽台外清爽的藍天，剎那間的心思已經飛到了遙遠的頓河邊上，我自己化身為頭戴制帽腳蹬長靴的哥薩克，四下是如煙的大草原，耳畔響着哥薩克的古歌：“不是犁頭開墾出這沃野千里，開出千里沃野的是戰馬鐵蹄，千里沃野種的是哥薩克的頭顱，裝扮靜靜頓河的是年輕寡婦……”這是讀者閲讀的造化，也是小説家的造化，相信此刻如果能夠與作者面對面，那麼在兩個人的對視裏必定都是會意的微笑。
頓河之美在於肖洛霍夫用細緻入微的筆觸描繪出的哥薩克世界，這個世界不是高手匠人那樣構建出來的，而是對土地與人的情感宣泄。基於作者對頓河的熟悉，使得他對每一個細節和人物的刻畫駕輕就熟，幾個主要人物的描寫有渾然天成之感，格里高力在白軍和紅軍中的搖擺不定;阿克西尼亞對純真愛情的執着追求;潘捷萊性格暴躁一言持家但對親人憐愛交加，娜塔麗婭的善良美麗卻性格剛烈。每一件相關事件的發展，你會發出這樣的感歎：人在這個時候，就是這樣的!而不應該是別的樣子的。
哥薩克既是士兵又是農民，士兵在歷史上通常扮演的是鎮壓者的角色，農民則永遠處於被壓迫者的地位，而在哥薩克人身上，這二者融合的是那麼自然。馬，酒，槍支……這些元素反覆出現在小説中，成為哥薩克人的一部分，既是頓河畫卷中的點綴色，有時候又成為小説的主旋律。只有粗獷的民族才於這些詞彙連接在一起，當這些詞彙成為一個民族的歷史符號時，讀者就會感知到這個民族的成長之路是從血與火中走來的。這些人物和事物從開篇起，就像山巔初融的雪水，每個哥薩克都是一顆微小的水滴，組合為一體時就迸發出巨大的感染力，讀者在閲讀時會被這緩慢但不可阻擋的力量推動着，盡情體會哥薩克的粗魯野蠻、單純幽默，保守和卑微，會認識一羣奴隸的後裔，一羣不屈的戰士，一羣小農意識支配下的農民和無政府主義者，這些人性的魅力貫穿全篇，使得小説成為和諧統一的整體。
按照鏡頭構建法的分析，《靜靜的頓河》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算是近景，人物所處的戰火烽煙是中景，在這一切的背後的遠景，則是絢麗所彩氣象萬千的頓河風景畫，從春天到冬天，肖洛霍夫不厭其煩地描繪着那片博大的土地，每一朵頓河的浪花，每一片草原上的草葉，每一朵蒼穹上的繁星，還有春水氾濫中的魚羣，麥浪翻滾中的大雁……只有在俄羅斯民族那樣寬廣的土地上才能誕生這樣的情感，只有這樣的土地才能誕生這樣的作家。一個蜷縮在城市衚衕中作者永遠不可能有博大的心胸，他不可能體會到草原之美的，他也永遠弄不懂，為什麼有的作家會痴迷於描寫高天上的流雲和草地上的蝴蝶。
有人説過，老舍先生的《茶館》有一點非常厲害，那就是劇中人物往往只有之言片語但讀者卻能從這片刻的出場中窺見此人的性格，肖洛霍夫同樣具備這樣的神來之筆，在頓河中有時候僅僅是一個簡短的感歎，就能勾勒出一個人物的速寫。俄羅斯小説家一向是擅長對話描寫，肖洛霍夫的《頓河》也不例外，在這裏我想説到另一位俄羅斯作家妥斯脱耶夫斯基，與之相比較，妥斯脱耶夫斯基推理式的對話就顯得拖沓和枯燥。肖洛霍夫出身鄉村，對鄉村俚語方言的運用，大量的哥薩克歌謠穿插其間，或悲或喜，信手拈來，神韻自成。因為作者的心屬於那片土地，因為作者愛那片土地，所以，無需取巧，一切盡在掌握中。而讀者應該感謝的除了肖洛霍夫，還有譯者。王小波説，最好的文章是譯文。我深以為然。我先後買過兩個版本的《靜靜的頓河》，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本的顯然不如灕江出版社這一版，灕江版的譯者力岡，據説是翻譯俄文的權威，單從這本書的翻譯上來看，權威是肯定的。他譯出了小説的神韻，也譯出了哥薩克人的靈魂。
我一直認為，當小説脱離了土地，脱離作者所賴以生存的根基，脱離民族性，地域性，脱離了作者的本體性，那麼，小説就已經死亡。一篇中國人的小説讀起來像美國人寫的，一個日本人的情感看上去更像一個印度人的，這這樣的小説是失敗的。人本小説根本上講是對小説的背叛，一個人從降生時起，他就不可能沒有國籍，沒有地域性，對於一箇中國作家來説，他(她)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才是人，泛人性論同樣是對人性的褻瀆。
美有內在統一的本質，又以千姿百態的表象展現出來，雨打芭蕉是美，金戈鐵馬也是美。當然，這取決於讀者主觀的審美情趣，審視一種風格的文字，宛如看風景，比如大漠黃沙，一個旅行者看到的是發自內心的讚歎：浩瀚、蒼涼、雄渾等等，而一個生活在沙漠中的土著，必然抱怨自己所處的窮山惡水，這不是矛盾，只是觀看者所用的角度不同。我姑且把自己當成一個頓河邊上的旅行者。
誠然，《靜靜的頓河》一書使用的是現實主義手法，在它獲得諾貝爾獎的頒獎詞中，瑞典人也提到：“肖洛霍夫在藝術創作中並沒有什麼創新……現實主義這一手法，與後來的小説創作藝術出現的一些模式比顯得簡單而質樸……”我以為，小説的終極目的在於表現小説家想表現的思想，傳達小説家想傳達的觀點，講述小説家想講述的故事。當小説最終產生了力量，使讀者產生了共鳴，讓作者完成了自己的任務，那麼創作這個小説所用的藝術手法就是成功的，就是勝利的，無所謂現實主義或現代主義，小説是表達思想，宣泄情感，而不是買弄技巧，以金庸小説裏的人物為例，黃藥師武功的奇巧華麗可以成為大師，郭靖的敦厚凝重也可以自立一家。
現實主義過時了嗎?沒有，每一種現代主義離開了現實主義都會成為無根之水，成為空中樓閣。小説不是隱藏，不是讓讀者在迷宮裏暈頭轉向，也不是讓讀者讚歎建築迷宮者有多麼高超的手藝，更不是小説家躲在斗室中的孤芳自賞。作為小説家任性的肆意妄為和心血來潮，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實驗，這些實驗令人尊敬，但到今天，沒有一種小説手法的成就能夠超越現實主義，也沒有一種現代技巧能夠構建起《頓河》這樣一部宏大的哥薩克史詩。
瑞典老人們對《頓河》獲得諾貝爾獎的決定時指出，“肖洛霍夫在描寫俄羅斯人民生活中一個歷史階段的頓河史詩中所表現的藝術力量和正直。”在六十年代的前蘇聯，今天，我們回過頭來審視處在那個時代那個國家中的作者，在那時，能夠不嬌柔不做作不掩飾，能夠以正直的決心和正直的良心來描寫真實的人性之美，站在與《日瓦戈醫生》《古格拉羣島》的同等意義上，肖洛霍夫和《靜靜的頓河》理應獲得讀者更多的尊敬。
當一個作家從內心歸屬於一片土地時，他的血液裏就流淌着那片土地的精神、傳奇、風采、歷史及其崇高的形象，而那片土地所傳達給他的某種特殊啟示，將凝聚成這個作家畢生賴以表達的字符，在他的這些字符裏所傳達出來的，是那種最擅長抒發心靈和情感之美的語言，他不是從世界文學的潮流中，不是從書架上的字紙堆裏，而是從炎熱的夏天、寒冷的冬天、長葡萄的平原或積雪的高山之間獲取靈感，獲取文字的力量和決心，只有對土地的眷戀和心有所屬，他的文字才能如此從容不迫和富有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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