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再審申請書6篇 複審申請書：爭取公正裁決

本文介紹了民事再審申請書的相關內容。民事再審申請書是當事人對一審判決結果不滿意時，向法院提出請求重新審理案件的書面申請。文章將解讀民事再審申請書的適用範圍、要素以及遞交方式，幫助讀者更好地瞭解和掌握該項法律程序。

第1篇

申請再審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姓名____、性別__、出生年月日，漢族，職業，住址（省市縣路），聯繫電話，郵寄地址。委託代理人：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______公司，地址，聯繫電話。法定代表人：______，經理。原審被告：申請再審人____與被申請人____因____糾紛一案，不服____中級人民法院於__年__月__日作出的（____）____終字第____號民事判決（裁定），申請再審人現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之規定，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1、請求撤銷____中級人民法院（____）____終字第____號民事判決第__項；2、____3、____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__項（具體法律條文內容）；第二款：（具體法律條文內容）____特申請再審。

1、申請事由一：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__項，具體理由如下：____

2、申請事由二：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__項，具體理由如下：____綜上所述____

申請人：（親筆簽字並加蓋手印）（企業公司等加蓋公章）

第2篇

再審申請人：姓名xx，性別xx，年齡xx，民族xx，職業xx，工作單位xx，住所xx，聯繫方式xxxx。

再審被申請人：姓名xx，性別xx，年齡xx，民族xx，職業xx，工作單位xx，住所xx，聯繫方式xxxx。

再審申請人不服xx人民法院xx年xx月xx日作出的業已發生法律效力的（xx）xx字第xx號民事判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xx項、第xx項規定的、及等“應當再審”的事由，提出如下再審申請。

二、本案產生的一審、二審和再審訴訟費用全部由再審被申請人承擔。

一、《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1款第（十二）項規定“原判決、裁定遺漏或者超出訴訟請求的；”應當再審。

二、《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1款第（四）項規定“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未經質證的；”應當再審。

鑑定人沒有出庭接受質詢，鑑定結論未經質證，不應採納。

三、《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1款第（二）項規定“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應當再審。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1款第（一）項規定“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應當再審。

再審申請人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xx中院的二審判決。

五、《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2款規定“對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情形，或者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

xx中院在審理該案時有以下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影響了案件的正確判決。

綜上所述，請貴院站在“司法為民”“有錯必糾”的公正立場上，依法再審，糾正錯誤，維護再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

第3篇

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三月梅，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漢族，住廣東省xx市xx鎮絲xx村xx屋xx號。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袁某紅，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漢族，住廣東省xx市xx路xx街xx號門店x樓。

申請人不服梅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梅中法民二終字第1xx號民事判決，申請再審。

一、請求撤銷梅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梅中法民二終字第1xx號民事判決;

二、改判維持興寧市人民法院(20××)梅興法民二初字第xx號民事判決;

三、判令被申請人承擔本案原一審、二審及再審的訴訟費。

申請人三月梅與被申請人袁某紅是同胞姐妹。20××年3月，申請人三月梅以35萬元的價格購得位於興寧市xx路xx街xx號的一棟樓房(含涉案的第四層樓房)，當時未辦理房地產權證。20××年5月10日，申請人三月梅的丈夫鍾某某(二人於1987年間登記結婚，鍾某某20××年7月去世)和被申請人袁某紅訂立了《訂購房屋合同》，約定鍾某某將位於興寧市xx路xx街xx號的第四層賣給被申請人袁某紅，定價95000元，裝修費11××8元，合計共106××8元;被申請人袁某紅先付給鍾某某20000元作為定金，到20××年9月再付30000元，剩餘56××8元應在20××年××月底前付清所有房款，否則鍾某某有權收回房屋;被申請人袁某紅付清房款後，雙方去公證處籤買賣方公證字據，由此產生的費用由被申請人袁某紅負責。合同簽訂後，被申請人袁某紅按約定於20××年5月11日支付了購房定金20000元，20××年××月3日支付了購房款30000元，20××年8月××日通過廣東省農村信用社存款轉賬10000元給申請人三月梅與鍾某某的女兒鍾某興。房屋已於20××年5月11日交付給被申請人袁某紅使用至今。但在20××年5月，被申請人袁某紅以所購房屋被開發商進行了抵押貸款，存在被銀行處置的風險為由要求退房，於是在申請人三月梅和被申請人袁某紅共同的親戚的見證下解除了合同，雙方當場撕毀了購房合同，並達成口頭合約：1.被申請人袁某紅對上述第四樓房屋所付的房款轉為申請人三月梅的借款，並由其支付同年同期一年定期銀行利息;2.被申請人袁某紅購買的房屋以出租方式由被申請人袁某紅繼續使用，租金扣除上述的利息後，被申請人袁某紅每月支付房租200元。雙方自20××年6月開始按上述口頭合約履行雙方義務，被申請人袁某紅依約交付房租至20××年××月，此後房租未再交付。

20××年4月，申請人三月梅通過法院訴訟並經法院生效的判決後，通過法院強制執行，於20××年6月20日由其繳納税款取得位於興寧市興城高華路二橫街7號(第4-6層)的房屋所有權證(粵房地權證興字第310002xxxx號)。被申請人袁某紅見此情況遂提出要繼續購買上述樓房的第四樓，且拒絕繳納房租、水費、電費，由此雙方產生矛盾。

本案經興寧市人民法院審理並作出了(20××)梅興法民二初字第xx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

一、解除申請人三月梅與被申請人袁某紅之間的房屋租賃合同;

二、被申請人袁某紅應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將租賃房屋交付給申請人三月梅;

三、被申請人袁某紅應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申請人支付自20××年1月起至20××年××止(共計24個月)的房租4800元。

本案受理費75元由被申請人袁某紅負擔。被申請人袁某紅不服該判決向梅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該院作出了(20××)梅中法民二終字第1xx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

一、撤銷廣東省興寧市人民法院(20××)梅興法民二初字第xx號民事判決;

二、駁回三月梅的訴訟請求。一審案件受理費75元，二審案件受理費150元，合計225元，由三月梅負擔。

現申請人三月梅不服上述二審判決，申請再審，理由為：

一、二審判令撤銷廣東省興寧市人民法院(20××)梅興法民二初字第xx號民事判決，駁回申請人的訴訟請求認定事實錯誤，證據不足。

?訂購房屋合同》雙方合意解除，雙方存在租賃關係。申請人三月梅與被申請人袁某紅雙方合意解除《訂購房屋合同》是基於被申請人袁某紅以所購房屋被開發商進行了抵押貸款，房屋所有權有負擔，存在被銀行處置的風險為由而要求退房，合同的解除是雙方合意所致，這是撕毀訂購房屋合同的實質要件，真實意思表示，且有經過質證的《訂購房屋合同》、20××年5月11日的20000元收條、20××年××月3日的30000元收條、20××年8月××日的廣東省農村信用社10000元的儲蓄回單、20××年5-7月間的收取房租收據、申請人三月梅收取房租的收據本和水電計算本、粵房地權證興字第310002xxxx號房地產權證、證人謝某、袁某嬋、鍾某清、潘某的證詞、一審法院對涉案樓房承租人的問話筆錄、承租人袁某、潘某、梅州市xx企業集團工業品公司提交的水電費、租金收據、鍾某某的死亡證明、鍾東某、鍾某興、鍾威某、黃某球(鍾某某的母親)的説明和當事人陳述證實，以及申請人三月梅及被申請人袁某紅的雙方親屬(前妹夫謝某、胞妹袁某嬋、妹夫鍾某清)及證人潘某娥(涉案樓房的承租人)之間的證言相互聯繫，與申請人三月梅的主張和提交的收據、水電費計算本相互印證，能形成連貫合理的證據鏈條，足以證明申請人三月梅和被申請人袁某紅已經解除房屋買賣合同的事實，申請人三月梅與被申請人袁某紅之間存在事實的房屋租賃關係。

顧名思義“撕毀”就是解除合同之意，而非特指將紙質合同撕毀。被申請人袁某紅所持的書面合同僅是合同的形式，那怕包括但不限於因撕毀了合同書而導致合同形式不在，就能否定合同雙方成立法律關係的合意嗎?反之，因合意解除了的書面合同，持有合意而解除了的一紙書面合同又有什麼意義呢?徒有其表而已。二審法院表明二審查明的事實與原審查明的事實基本一致，予以認定，但卻又以被申請人袁某紅仍然持有一紙雙方已經合意解除，而無真實意思表示的買賣合同原件，而完全否決一審所認定的訂購房屋合同已解除，存在事實的房屋租賃關係的基本事實，是為明顯以偏概全，認定事實錯誤，於法無據，於情於理不合。孤證難以證立。判決書所表述的內容前後相互矛盾，適用法律錯誤，多處受到被申請人袁某紅的代理人“妖靈”答辯的影響，信口開河，所作判決難以服眾，經不起推敲，更經不起歷史和人民的檢驗，最終會為人所詬病。

根據合同法第三十六條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採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申請人三月梅交付了房屋，被申請人袁某紅從20××年6月至20××年××月依約交納了近四年房租，完全符合以上法律規定中的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情形，房屋租賃合同成立且在履行當中。二審法院對證人鍾某清現場見證申請人三月梅的丈夫鍾某某詢問被申請人袁某紅“如不繼續購買，就當已交付的房款轉為借款，利息作為房租”，證人鍾某清的證言證明鍾某某對被申請人袁某紅的提問內容，未能證明被申請人是否承諾繼續購買或不繼續購買，對於雙方是否成立房屋租賃關係不具有證明效力的認定顯然是錯誤的。同理，對被申請人袁某紅在庭審中以其未在申請人三月梅每月結算的房租費、水電費單據上簽字確認為由而否認雙方存在租賃關係，及二審法院關於申請人所出示的房租收據的證明力問題，房租收據由申請人三月梅單方開具，被申請人袁某紅不認可而認定為證據不夠充分，均為於法無據。

法律不過問瑣碎之事。二審法院認為申請人三月梅主張的口頭合約規定，每月的租金為50000元購房款利息加上被申請人三月梅每月支付的200元，因而，每月房租數額也不是申請人三月梅開具的收據中的200元，申請人三月梅未能提出證據證明每月購房款利息的數額，或者每年購房款利息的總數額，應認定為證據不夠充分於法無據。雙方約定解除房屋買賣合同，購房款轉為借款，並由申請人三月梅支付同年同期一年定期銀行利息，原合同中約定購買的房屋以出租方式由被申請人袁某紅繼續使用，租金扣除上述利息後，被申請人袁某紅每月支付房租200元。很顯然，雙方約定租金是在扣除同年同期一年定期銀行利息後，被申請人袁某紅每月再支付房租200元，申請人三月梅開具的每月房租數額理應就是200元。再説，就算數額錯誤，也不影響雙方存在的租賃關係成立。

事實勝於雄辯。自20××年5月申請人三月梅與被申請人袁某紅合意解除訂購房屋買賣合同，20××年6月成立存在不定期租賃關係以來，從20××年6月起至20××年××月，被申請人袁某紅不但均按照口頭約定履行了支付房租的義務，且被申請人袁某紅因訂購房屋合同已合意解除，就未再依約於20××年××底前付清未付購房款56××8元，且在長達8年的時間裏，既未付清所有購房款，更未主張房屋所有權移轉。故此，申請人三月梅與被申請人袁某紅房屋買賣合同已經合意解除，雙方存在租賃關係基本事實清楚。二審判令撤銷廣東省興寧市人民法院(20××)梅興法民二初字第59號民事判決，駁回申請人的訴訟請求認定事實錯誤，證據不足。

二、二審認定被申請人袁某紅通過銀行轉賬匯到申請人三月梅的女兒鍾某興賬户上的10000元不是借款，被申請人袁某紅通過轉賬匯到申請人三月梅的女兒鍾某興賬户上的10000元是購房款明顯錯誤。

“誰主張、誰舉證是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的解釋》第九十一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依照下列原則確定舉證證明責任的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一)主張法律關係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產生法律關係的基本事實承擔舉證證明責任。被申請人袁某紅在一審、二審階段均主張此款是購房款，但其並沒有提供相關證據證明，理應由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後果。而且，從被申請人袁某紅通過轉帳向鍾某興匯款10000元的法律關係的主體是鍾某興與被申請人袁某紅，而非申請人三月梅與被申請人袁某紅，顯然屬於另一法律關係，與本案無關。另外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是實踐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不以雙方就所借款項的還款方式、利息計算方式、還款期限有約定為生效要件，且法律明文規定自然人之間借款合同既可有償，亦可無償;還款期限也是有約定，依約定;沒有約定，又不能協商確定的，借款人可以隨時返還;貸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內返還。故二審法院單憑被申請人出示的10000元存款回單，無其他證據佐證的情況下就認定是購房款，是直接證據，顯屬事實認定錯誤，證據不足。如果要説此存款回單是直接證據，那麼也是隻能直接證明被申請人袁某紅通過帳户向鍾某興匯款10000元的客觀事實而已，而非能直接證明此筆匯款就是購房款。《民事訴訟法》第200條規定：“當事人的申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二)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三、二審申請人三月梅、被申請人袁某紅雙方均有提交證據號碼為022067、0××295收款收據，但二審卻認定為申請人三月梅一方提交的證據，且未經質證，據此二審法院認定申請人三月梅一方開具的房租收據作為定案證據不夠充分是錯誤的。

20××年8月20日上午9時左右，申請人三月梅到梅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複印二審開庭筆錄，法院檔案室工作人員黃某飛同志拿來二審筆錄，申請人三月梅發現證據中編號為022067、0××295收款收據提交人錯誤，法院將此兩份證據的提交人袁某紅寫成了三月梅。申請人三月梅當即告知黃某飛同志這兩份證據提交人是被申請人袁某紅而非申請人三月梅，並提出異議。當黃某飛同志拿來複印好的開庭筆錄時，兩份證據提交人的名字已經改寫為袁某紅。申請人三月梅再三要求法院註明以上證據提交人已經被更改的情況，本案合議庭審判員黃麗芬才告知申請人三月梅是法院代理審判員曾柳青擅自作的更改。

在被申請人袁某紅否認已按照口頭約定按時交納房租的既成事實的情況下，二審把雙方均有提交的證據，編號022067、0××295兩份收款收據，這可以印證申請人三月梅在收取租户租金時有開具收款收據收取租金的習慣，被申請人袁某紅有收取收款收據，並按照收款收據交付租金依約履行交納房租的事實。被申請人袁某紅一審提交的證據收款收據(編號：022067)，經質證，印證了申請人三月梅提交的收款收據二聯收據存根的真實性(被申請人袁某紅僅以未簽名為由抗辯，上文已有提及)。而二審將以上兩張雙方均有提交的收款收據誤為申請人三月梅的一方提交，且未經質證，從而就認定申請人三月梅一方開具的房租收據作為定案證據不夠充分明顯錯誤，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00條規定：“當事人的申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四)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未經質證的;”

四、二審被申請人袁某紅的訴訟代理人古某貞不適格，違反了法定程序，影響案件正確判決，且被申請人袁某紅不屬於低保户，其案件性質不屬於法律援助案件。被申請人袁某紅欺騙了法庭，顯失公平。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第八十七條的規定，被申請人三月梅委託代理人古某貞既非其近親屬或者工作人員，也不是其所在社區、單位以及有關社會團體推薦的公民，也未向法院提交相關證明材料，這種極不嚴肅不負責地委託代理人出庭應訴，且法庭未經查實就允許其在庭上代理當事人答辯應訴，是以加大申請人訴訟成本，浪費國家審判資源為代價。從實現法律的引導功能、實現更高層次的公平高效的價值追求出發，本案應因被申請人袁某紅委託的代理人不適格，違反法定程序，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理應駁回二審中被申請人袁某紅的訴訟請求。

此案為房屋租賃糾紛案件，不屬於援助案件範圍，申請人三月梅一再強調被申請人袁某紅在深圳xx鎮擁有一套自主產權的商品房物業，不能享有法律援助便利，其以低保户的名義抗辯不履行支付購房款合同義務的説詞，也是無中生有，欺騙法庭。

綜上所述，原二審判決適用法律及認定事實錯誤，證據不足。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特向貴院提出再審申請，望依法裁判。

第4篇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王某，男，漢族，1947年出生，住海口市南沙路，聯繫電話：。

申請人不服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海中法民一終字第1195號民事判決，申請再審。

一、請求撤銷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海中法民一終字第1195號民事判決;

二、改判駁回被申請人關於殘疾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精神損害撫慰金、工資及其經濟賠償金的訴訟請求;

三、判令被申請人承擔本案原一、二審及再審的訴訟費。

被申請人王某於20xx年7月1日起到申請人處從事衝壓工工作，約定試用期三個月，工資為750元/月。申請人為王某繳納了社會保險費。王某於同年9月5日發生工傷事件，經海南省勞動能力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傷殘五級。

本案經海南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審理並作出了瓊勞仲裁字[20xx]第227號仲裁裁決書。王某不服該裁決向海口市龍華區人民法院起訴，該院作出了(20xx)龍民一初字第1598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一、申請人向王某支付護理費4333.31元、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9099元、傷殘就業補助金25477.2元、工資5426及經濟補償金1356元，共計45691.51元。二、向王某支付殘疾賠償金8萬元及精神損害撫慰金3萬元，共計11萬元。三、駁回王某的其他訴訟請求。雙方均不服該判決，上訴於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該院於20xx年12月23日作出了(20xx)海中法民一終字第1195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一、維持海口市龍華區人民法院(20xx)龍民一初字第1598號民事判決的第一項;二、撤銷海口市龍華區人民法院20xx)龍民一初字第1598號民事判決的第三項;三、變更海口市龍華區人民法院(20xx)龍民一初字第1598號民事判決的第二項為：海南某金屬工業有限公司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內，向王某支付殘疾賠償金8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3萬元及被扶養人的生活費為64875.07元，共計174875.07元;四、駁回上訴人王某的其他訴訟請求;五、駁回上訴人海南某金屬工業有限公司的上訴請求。

現申請人不服上述一、二審判決，申請再審，理由為：

一、關於王某提出的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訴訟請求，二審判決依據《安全生產法》第48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的相關規定判令支持是錯誤的，依法應予駁回

?解釋》第12第1款規定明確了職工因工傷而產生的損失只能通過《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賠償項目及標準進行處理，從而否定了職工要求用人單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請求權，即排斥了用人單位承擔民事賠償的責任。在用人單位為職工辦理社會保險時，大部分費用由用人單位承擔，如不能通過工傷保險轉移風險，單位參加工傷保險就會失去實際意義。因此，該規定完全符合創設工傷保險制度是為了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及分散用人單位風險、減輕負擔的目的，在審判實踐中理應得到適用。

具體到本案中，申請人與王某之間存在勞動關係，王某受傷的情形經海南省人事勞動保障廳認定為工傷。根據《勞動法》、《工傷保險條例》的相關規定，雙方就工傷保險賠償事宜產生糾紛應屬於勞動爭議範疇，根據《解釋》第12第1款規定，應按《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予以處理。而《工傷保險條例》關於五級傷殘的工傷保險待遇中，並沒有要求用人單位支付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規定。根據原《民事訴訟法》第111條第3項之規定，對於王某提出上述訴訟請求，法院應不予受理。因此，二審依據《安全生產法》第48條及《解釋》的相關規定支持王某的上述訴訟請求屬於適用法律錯誤。

另外，對於殘疾輔助器具費，二審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第30條規定不予支持。但對於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二審卻排斥《工傷保險條例》及《解釋》12第1款的適用，依據《解釋》第18、25、28條規定予以支持。據此表明，二審法院在適用法律上是相互矛盾的，完全與《解釋》12第1款的規定相悖。

退一步講，即使適用《安全生產法》第48條規定來處理工傷保險與侵權損害賠償的責任競合問題，也應採取補充模式而不是兼得模式，即不能重複賠償。本案中，王某是工傷傷殘五級且與申請人解除了勞動關係，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34條規定，王某能夠獲得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傷殘就業補助金。此處的“三金”是對王某因殘疾而導致的收入減少及生活來源部分喪失而給予的財產損害性質的賠償，其本質上與《解釋》規定的侵權法意義上的殘疾賠償金是相同的'。因此，二審判決在支持王某上述“三金”的基礎上又支持殘疾賠償金，採取的是兼得模式即雙賠，這顯然與《安全生產法》第48條規定的補充模式相悖。

因此，二審判令申請人向王某支付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屬適用法律錯誤，依法應予駁回該訴訟請求。

二、二審判令支付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屬認定事實錯誤，證據不足。

工傷保險與侵權損害賠償分屬不同法律法規調整，據此得知，勞動能力鑑定結論不能等同於侵權法上的法醫學傷殘鑑定結論。理由有，其一，兩者有本質的區別。勞動能力鑑定是職工因工緻殘後勞動功能障礙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礙程度的等級鑑定，而法醫學傷殘鑑定是對人身損害程度的等級鑑定。其二，依據的鑑定標準不同。勞動能力鑑定是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會同衞生行政等部門制定的標準，法醫學傷殘鑑定是依據《道路交通事故受傷人員傷殘評定》等來對人身器官損傷程度進行等級鑑定。其三，鑑定主體不同。勞動能力鑑定結論是由設區的市級勞動能力鑑定委員會作出，法醫學傷殘鑑定結論是由司法鑑定機構作出。

侵權損害賠償糾紛實行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根據《解釋》第25、28條規定，要求支付殘疾賠償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的前提是賠償權利人須證明其傷殘等級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程度。可從王某提交的證據材料看，並沒有證明其傷殘等級為五級的法醫學鑑定結論。其提交的海南省勞動能力鑑定委員會作出的《海南省從業人員工傷勞動能力鑑定表》是勞動能力鑑定結論，屬於工傷保險範疇，不能據此認定王某傷情為法醫學傷殘等級五級。另外，王某在一審時並沒有提交任何關於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證據，二審詢問過後，王某才提交户口簿、東方公安局四更邊防派出所證明書，這顯然不是新的證據，法院依法不應採信。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王某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後果。

再者，從一、二審判決關於殘疾賠償金與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説理內容看，其得出的賠償數額並沒有按照《解釋》第25、28條所規定的“根據受害人喪失勞動能力程度或者傷殘等級”來計算，而是按一級傷殘或者死亡的標準進行計算。據此而得出的賠償數額顯然是錯誤的。

因此，二審法院將勞動能力鑑定結論等同於法醫學傷殘等級，並據此而不分傷殘等級地判令申請人向王某支付殘疾賠償金與被扶養人生活費，實屬認定事實錯誤，證據不足。

在王某提交的證據材料中，並沒有證明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所規定 “存在精神損害”及“傷害後果嚴重”的證據材料。另外，根據該解釋第10條規定看，即使支持精神損害撫慰金，其賠償數額也應根據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來確定。而從受訴的海口市龍華區人民法院以往的判例看，其判令申請人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3萬元顯然過高。

因此，二審判決在沒有事實依據、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判令支付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是錯誤的。

三、二審認定王某工資標準為1011元/月並據此判令申請人向王某支付工資及經濟補償金是錯誤的

一審時，申請人出示了聘用員工登記表、試用同意書、試用期滿考核表、員工培訓及試用期滿薪資調整考核實施辦法、薪資結算表等證據，證明了王某在試用期滿後的工資為850元/月及通過銀行轉帳發放工資的事實。另外，在勞動仲裁期間，為了查清王某的工資標準，海南省勞動爭議仲裁委對申請人的一名員工陳某(與王某同一工種)做了一個調查筆錄，該筆錄證實了陳某在試用期滿後的工資標準是850元/月以及通過銀行轉帳發放員工工資。但該委不准許申請人及代理律師複製，為此申請人在舉證期限內向一審提交了調取該筆錄的申請，但一審並沒有依法調取。在二審期間，申請人也依法申請二審法院調取，該院同樣沒有調取。而根據《勞動法》第46條有關“同工同酬”的規定，上述證據足以證明王某轉正後的工資標準為850元/月的事實。但二審法院卻斷章取義地以申請人出示的工資表沒有王某的簽名進而全盤否定了王某工資標準為850元/月的事實。從《海南省社會保險費徵繳若干規定》第6條規定可知，申請人以1011元為基數為其員工繳納社會保險費是由地税機關核定的，據此不能證明王某的的實際工資就是1011元/月。

因此，二審判決認定王某工資標準為1011元/月並進而判令向王某支付工資及經濟補償金是沒有事實及法律依據的。

綜上所述，原一、二審判決適用法律及認定事實錯誤，證據不足。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特向貴院提出再審申請，望依法裁判。

第5篇

申請人因財產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不服xx市中級人民法院x民二終字第號民事判決，現依法申請再審。

一、依法撤銷一、二審法院的錯誤判決，重新審理，公正判決。

二、由貴院提審或指定xx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外的中級人民法院重審。

原判決對於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在財產保險綜合險合同中約定的“固定資產的保險價值是出險時的重置價值”中“重置價值”的理解和認定有誤。

一、申請人與被申請人簽訂的財產保險綜合險合同是定值保險合同

正如原審法院所認可的，申請人與被申請人簽訂的保險合同，即財產保險綜合險條款第十條規定“固定資產的保險價值是出險時的重置價值。”這項約定是確定保險價值(計算方式)的一種形式，雖沒有具體數額的約定，但可以視為對保險價值已經作出約定，故應當被認定為定值保險合同。

對於定值保險合同，一旦保險事故發生，則保險人只要按照雙方約定的保險價值或保險價值的確定方式進行賠償即可。雖然這有可能造成保險價值高於保險標的實際價值，出現“以舊換新”的局面，在表面上違背財產保險的“補償原則”，但是這是保險雙方意思自治的體現，應當予以尊重。同時，20xx年12月9日向社會公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保險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見稿)》第二十六條規定：“當事人根據保險法第四十條的規定，在合同中約定了保險價值與保險金額的，保險人以約定的保險價值高於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為由不承擔保險責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對於保險金額或保險價值大大高於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的，保險人也可以按照我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以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為由，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保險合同。按照約定的計算方式對保險標的進行理賠，實際上並沒有超出保險金額，不可能使貴司從中額外獲益，更不會違反等價有償原則。

二、原審法院對於“重置價值”的理解和認定均存在一定的偏差，直接導致判決結果的相對不公，侵犯了申請人的合法權益

在本案中，對“重置價值”可以有至少以下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指在估價時點重新建造或購置與保險標的完全相同或基本類似的全新狀態下的物品所花費的全部費用。另一種理解是指購置或構建與保險標的出險時相同狀況的財產所需要的金額，可以簡單理解為重置價值減去折舊費。

1、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在20xx年4月14日給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出具的《關於解釋保險價值和重置價值問題的覆函》中明確指出：重置價值是指投保人和保險人約定以重新購置或重新建造保險標的所需支付的全部費用作為保險標的的保險價值，並據以確定保險金額。

同時，中保財險公司xx省分公司編印的《財產保險綜合險條款解釋》對財產保險綜合險條款第十條的解釋是：“按照重置價值確定，重置價值即重新購置或重建某項財產所需支付的全部費用。”

即為重新購置或重新建造，那麼就必然意味着是將保險標的恢復到全新狀態時的情形，而非出險時的情形。我們也可以從上面論述中看出，無論是監管機構還是保險公司本身，都認可並允許被保險人以超過當時市價的財產重置價值作為保險金額，允許“以舊換新”。

2、《保險法》第四十條規定：“保險標的的保險價值，可以由投保人和保險人約定並在合同中載明，也可以按照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確定。”若按照上述第二種理解，那麼所謂的“按照重置價值確定”，無非是對《保險法》第四十條“按照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確定”的另外一種表達。“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顯然比“出險時的重置價值”意義明確、特定，作為應當由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審批的有關保險價值的條款，用一種有爭議的表達代替是顯然沒有必要，而且是違反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簽訂保險合同時的真實意思表示的。

3、《保險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對於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於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上述兩種理解都不違背“重置價值”的.字面意思，但顯然是第一種解釋有利於被保險人和受益人，故應當依法採納第一種理解方式。

4、經申請人向中保財險公司xx省分公司及xx市分公司財險部工作人員求證，保險領域及實際理賠中對“重置價值”的理解確指重新建造或購置與保險標的完全相同或基本類似的全新狀態下的物品所花費的全部費用。而且，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xx省分公司曾與3月中下旬下發內部文件，要求轄區各分公司“吸取在冰凍災害中大量超額理賠的教訓”，“對於固定資產按原值、原值加成或其它方式(估價)投保的財產保險，不得約定按重建重置價值賠償。”這也從另一角度説明保險公司之前在理賠時對“重置價值”的態度與第一種解釋吻合。因為若按照第二種解釋，“重置價值”是指保險標的出險時的“實際價值”，那麼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xx省分公司上述文件就是要求所轄個分公司不得約定“按照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確定賠償額，這顯然與《保險法》第四十條規定相違背。

但是，由於保險公司工作人員稱該份材料屬於內部文件，不便外傳，故申請人無法取得該份文件的書面文檔。

5、鑑於我國目前的法律法規及監管部門都沒有對“重置價值”做出權威、明確的解釋，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在原審訴訟程序中提出的證據和觀點也都不能分別完全、充分、必然地支持各自對於“重置價值”所作出的理解和解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三條的規定：“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於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並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

綜上，對“重置價值”作出上述第一種解釋，是符合保險雙方當事人簽訂保險合同時的真實意思表示，且較為合理的;也可以較好地平衡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利益，保護保險活動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同時，還可以切實貫徹《保險法》、《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立法精神，維護法制權威。

因此，本案中，雙方當事人約定的“重置價值”顯然是指在估價時點重新建造或購置與保險標的完全相同或基本類似的全新狀態下的物品所花費的全部費用。而原審法院無視當事人之前的約定，錯誤理解和認定“重置價值”的含義，侵害了申請人的合法權益。

基於上述理由，為維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特向xx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請，懇請省高院依法再審，予以改判。

第6篇

申請人(原審原告)：韋xx，男，1963年1月11日出生，壯族，農民，住xx縣xx瑤族鄉xx村xx41號，聯繫電話：xxxx

被申請人(原審被告)：樑xx，男，1969年8月出生，壯族，農民，住xx縣xx鄉xx村xx。

申請人因人身損害賠償一案，不服xx縣人民法院(20xx)田民一初字第355號民事調解書，申請再審。

人在幫工過程中從二樓摔下來，造成右股骨頸骨折。事後，被申請人並未及時將申請人送往醫院治療，而是將其送到定安私人診所用草藥醫治。20xx年6月12日，經右江司法鑑定中心鑑定，原告的傷殘等級為六級傷殘。20xx年6月16日，申請人起訴至xx縣人民法院，要求被申請人賠償醫藥費、殘疾賠償金等各種費用共計57793.87元。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法院認為案發是20xx年12月30日，已過了訴訟時效，就動員申請人與被申請人調解，申請人擔心超過訴訟時效，法院駁回其起訴，到時一分錢都拿不到，就與被申請人簽訂了調解協議，被申請人賠償申請人各種費用5000元。

申請人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法通則的司法解釋》第168條規定：“人身損害賠償的訴訟時效期間，傷害明顯的，從受傷害之日起算;傷害當時未曾發現，後經檢查確診並能證明由侵害引起的，從傷勢確診之日起算。”此條中的'“受傷害之日”不能只是簡單地理解為事發當天，而應理解為治療完畢或治療費用能夠確定之日，因為人身損害賠償不僅要有損害事實，還要有具體的賠償數額，而要有確切損害數額就離不開醫院的診斷和治療，造成傷殘的，還應有傷殘鑑定才能確定賠償數額。因此，從該案的具體情況看，訴訟時效的起算應當從做出傷殘鑑定之日起算，即從20xx年6月12日起算，而不是從20xx年12月30日起算。